《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不足及其完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不足及其完善建议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1、3、8、11、13、14、16、19条均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关键字：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司法解释,不足,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以下简称解释）是集中就劳动法实施7年来所出现的实体和程序上的若干疑难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的第一个文件，它增强了劳动法对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制度改革的适应性，以及对劳动者保护的力度。但是，解释在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问题，特别是有的规定在法理和实践上仍嫌不足。已有学者撰文就此提出看法。1本文试图就解释的若干不足之处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一、劳动争议的界定劳动争议的界定，是劳动争议处理立法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国务院1993年制定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第2条将劳动争议界定为企业与职工之间：“（一）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二）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三）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照本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劳动法颁布后，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以下简称意见）第82条对条例第2条作了补充性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不论是否订立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符合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的受案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均应受理。解释第1条则将劳动争议界定为：“（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关于劳动争议的上述两种界定，其区别主要在于：（1）界定方式不同。条例主要是从争议内容上作列举式界定；解释则主要是从劳动关系上作概括式界定。（2）背景不同。条例所作的界定以固定工制与劳动合同制并存为背景，其第2条的（一）、（二）项实际上是固定工制劳动关系的争议；解释所作的界定则以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为背景。（3）范围不同。解释第7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例范围，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这表明条例和解释所界定的劳动争议范围不尽相同。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事项，是指用人单位对职工进行劳动行政管理、职工下岗或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所引发的争议2.解释对劳动争议所作的界定，其缺陷主要在于忽视了劳动权利义务对劳动争议的界定作用，条例第2条虽然考虑到了劳动权利义务的这一作用，但其（一）、（二）项中所列举的事项过窄。劳动权利义务是劳动争议的标的，劳动争议处理的目的就是明确和实现劳动争议当事人双方所争议的劳动权利义务。因而，争议当事人和争议标的是界定劳动争议的两个基本标志。劳动权利义务既包括实体法上权利义务，又包括程序上的权利义务。作为争议标的的只限于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实体法上的劳动权利义务从时间上看，包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劳动关系缔结前、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和劳动关系终止后的权利义务；从内容上看，既包括就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权利义务，也包括劳动关系运行（含缔结、变更、暂停、终止等环节）、组织和参加工会、职工民主管理等方面的权利义务；从依据上看，包括以劳动法规政策、集体合同、内部劳动规则和劳动合同为依据的权利义务。结合争议当事人标志，从争议标的上界定劳动争议，应当明确以下几点：（1）由于争议当事人只限于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发生在包括劳动合同订立在内的劳动关系缔结环节的劳动权利义务争议，就不应当列于劳动争议范围之内。这是因为，在劳动关系缔结环节如果发生争议，劳动关系尚未缔结，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尚未成为劳动关系当事人。所以，劳动争议只能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劳动关系缔结后的劳动权利义务所发生的争议。（2）劳动权利义务不仅存在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而且还在一定条件继续存在于劳动关系终止后的一段时间内。例如，在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情况下，劳动者退休后，原用人单位还负有向劳动者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义务；又如，在劳动合同约定劳动者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而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保密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劳动者仍负有保密义务。所以，劳动关系终止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就继续存在的基于原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所发生的争议，应当列入劳动争议的范围。（3）劳动权利义务的依据，除劳动合同外，还包括劳动法律法规政策、集体合同和用人单位内部劳动规则（以下简称内部劳动规则）3，因而，劳动争议不能只限于就劳动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所发生的争议，更不能只限于因履行劳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虽未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就以劳动法规政策、集体合同和内部劳动规则为依据的劳动权利义务所发生的争议，也应当列入劳动争议的范围。（4）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基于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实体权利义务，在实践中都可能成为争议的标的，然而，在条例和解释所界定的劳动争议范围中，有的劳动权利争议尚未明确列入，例如，就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之外的纪律处分（警告、记过等）所发生的争议，就职工民主管理、组织和参加工会等所发生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某领导人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是在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4”我们认为，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虽然是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但仍然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只不过是其原因与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紧密联系而已。审判工作应当服务于改革，决不能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议置于审判范围之外。就职工下岗和整体拖欠工资所发生的争议本属于劳动权利义务争议，并不能由于其是改革中出现的而认为其不属于劳动争议。这两种争议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只是解决此类争议的一种方式，不能以此来排斥解决此类争议的审判方式。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立法不完善，政策对立法起补充作用，许多政策性文件实际上被法院视为一种特殊的法律渊源而予以适用，这在劳动争议处理中更为突出。职工下岗和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既是政策性问题，也是法律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民事、经济纠纷虽然是在企业改革中出现的，但都被纳入审判范围，那么，就没有理由将企业改制中出现的包括职工下岗、整体拖欠工资在内的劳动纠纷排斥在审判范围之外。应当承认，这类案件的审理在当前有一定难度，但案件审理难不应是将案件排斥在审判范围之外的理由。此外，认为“用人单位对职工进行劳动行政管理而与劳动者发生的争议”“不是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5也是不妥的。我们认为，用人单位对职工进行劳动行政管理是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往往也为劳动合同所约定；并且，用人单位对职工进行劳动行政管理所依据的内部劳动规则，属于劳动合同的附件，在此意义上遵循内部劳动规则也就是履行劳动合同。所以，用人单位对职工进行劳动行政管理所发生的争议，也是劳动权利义务争议，应当纳入审判的范围。用人单位对违纪职工给予开除、除名、辞退和解除劳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就属于这类争议，已被列入劳动争议的范围；具有同样性质的用人单位对违纪职工给予其他纪律处分所发生的争议，就没有理由被置于劳动争议范围之外。综上所述，在立法中应当从争议当事人和争议标的的角度，将劳动争议界定为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对基于劳动关系的实体权利义务所发生的争议。二、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解释第3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82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以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很显然，这已将仲裁申请期限转化诉讼时效。该条规定旨在弥补劳动法第82条所规定仲裁申请期限的缺陷，然而实际上未能达到目的。劳动法第82条是对条例第23条的修改。条例第23条规定，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6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超过此期限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劳动法第82条则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这对条例第23条的修改有两点：一是仲裁申请期限的起点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之日”改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是仲裁申请期限的长度由6个月改为60日。本来“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不等同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因为争议的发生需要以当事人一方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并且能够和敢于或愿意与对方争议为前提，若当事人一方尚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或者虽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却不能、不敢或不愿与对方争议，就不可能发生争议。在现实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其权利被侵害而不知道，即使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而不能、不敢或不愿与用人单位争议，是常见的现象。因而劳动法第82条才未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而把“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规定为60日仲裁申请期限的起点。可是，意见第85条仍然把“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解释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这样，就把条例所规定的6个月仲裁申请期限缩短为60日。在如此短的60日期限届满之后，劳动者就丧失了申请仲裁的权利，进而丧失了向法院起诉的权利，以致把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作用限制于60日内。正如许多劳动者的抱怨：劳动法只有60日的作用，超过60日就成了一纸空文。这显然不利于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与劳动法的宗旨不符。可见，这种缺陷的关键性因素是60日仲裁申请期限太短，并且忽视了劳动者因处于弱者地位而往往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即使在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后也不能、不敢或不愿与用人单位争议的现实。正因为存在这种缺陷，为了防止劳动者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超过60日仲裁申请期限为由不予受理的情况下出现告状无门、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局面，才需要得到司法上的补救。然而，解释第3条所规定的补救措施却是软弱无力，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1）解释第3条在把仲裁申请期限转化为诉讼时效时并未改变劳动法第82条和意见第85条所规定的60日期限及其起点（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2）对当事人来说，解释第3条规定的超过劳动诉讼时效的后果与劳动法第82条和条例第23条所规定的超过仲裁申请期限的后果几乎是一样的，即“不予受理”和“驳回诉讼请求”都意味着对被侵害的当事人权益不予保护。所以，劳动法第82条、条例第82条和意见第85条的缺陷仍然存在。解释第3条在法理上还存在以下两点不足：（1）劳动法第82条和条例第23条所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届满的后果不是实体意义上诉权（胜诉权）的消灭，而是程序意义上诉权（起诉权）的消灭，并且也没有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这表明仲裁申请期限不具有消灭时效的属性。6而解释却把仲裁申请期限视为消灭时效意义上仲裁时效。（2）即使劳动法第82条和条例第23条规定的是消灭时效意义上的仲裁时效，也只应当适用于仲裁，而解释第3条却将其适用于诉讼。劳动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时效。劳动争议案较之一般民事案件，具有需要及时处理的特点，因而有必要适用特殊诉讼时效期间，但应当以符合劳动法的宗旨、有利于劳动者权益保护为前提。实践表明，60日的诉讼时效期间显然是不利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所以，我们建议对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民法通则第136条所规定的为期1年的特殊诉讼时效。以工伤赔偿案件为例，它与一般人身伤害赔偿案件相似，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人身伤害赔偿适用为期1年的特殊诉讼时效，而工伤赔偿则适用60日的诉讼时效期间，就显然不公平，这实际上是对劳动者人身权的歧视。基于上述，我们认为解释第3条应修改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82条的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但未超过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的特殊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也应受理；对于超过该特殊民事诉讼时效期间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劳动争议案件的管辖解释第8条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该条规定的不足主要在于管辖区分不尽具体并且缺少管辖权顺序的规定。用人单位所在地和劳动合同履行地既可能在同一管辖地，也可能在不同管辖地；劳动合同履行地有劳动义务履行地和工资关系所在地（即工资支付地）之区分，并且劳动义务履行地与工资关系所在地也可能不在同一管辖地。当用人单位所在地与工资关系所在地不在同一管辖地时，如果是涉及到工资、福利等劳动待遇给付的劳动争议案件，由工资关系所在地管辖，更方便于劳动者。例如，某劳动者工资关系所在地在深圳，而用人单位所在地在北京，若劳动争议案件在深圳经仲裁后，用人单位不服先向北京的基层法院起诉，而劳动者后向深圳的基层法院起诉，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北京的基层法院享有管辖权，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必须到北京去应诉。这样将给劳动者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的负担，也不符合效率原则。正因为如此，条例第18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的企业与职工不在同一个仲裁委员会管辖地区的，由职工当事人工资关系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处理。当用人单位所在地与劳动义务履行地不在同一管辖地时，如果是工伤案件，由劳动义务履行地（即工伤事故发生地）管辖，更有利于当事人和法院的调查取证和案件的处理。但是，如果工伤事故是在外地出差期间发生的，则应当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工资关系所在地管辖，这方便于双方当事人参加诉讼。所以，解释第8条应当增加优先管辖权的规定，即：用人单位所在地与劳动合同履行地不在同一地管辖时，应当优先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法院管辖；工伤案件应当由劳动义务履行地（即工伤事故发生地）的基层法院管辖，但工伤事故发生在外地出差期间的除外。四、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的诉讼主体资格劳动法第99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针对此规定，解释第11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合同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可以列新的用人单位为第三人”；第2款规定，“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以列劳动者为第三人”；第3款规定，“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上述规定表明，在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对原用人单位侵权而被原用人单位起诉的争议案件中，新用人单位可能成为“第三人”（第1款）、“被告”（第2款）或“共同被告”（第3款），劳动者有可能成为“被告”（第1款）、“第三人”（第2款）或“共同被告”（第3款）。其中，解释第11条第2款的规定与界定劳动争议的当事人标志不符合。根据劳动法第77条和解释第1条的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双方应当分别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争议，即使以劳动权利义务为标的，也不属于劳动争议。因而，在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对原用人单位侵权而被原用人单位起诉的争议案件中，新用人单位只应当与劳动者成为共同被告或者在以劳动者为被告时成为第三人，而不应当单独成为被告；劳动者则只应当成为被告或者与新用人单位成为共同被告，而不应当成为第三人。所以，我们建议将解释第11条第2款修改为：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用人单位追加劳动者为共同被告，原用人单位不追加的，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起诉。五、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有三种观点：一是全面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二是全面实行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而劳动者不负举证责任；三是在部分场合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解释采纳的是第三种观点，在其第13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这是对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突破，符合劳动争议当事人双方强弱不同的特点，有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但是，解释对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特殊情形的规定仍有遗漏。例如，在工伤赔偿案件中，关于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认定的举证责任，不应当完全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1）工伤认定的举证责任。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1996年）就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各种情形（第8条）和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各种情形（第9条）都作了规定。在就劳动者人身伤害的致害原因发生争议而影响到是否工伤的认定时，如果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劳动者应当就其提出的属于工伤的主张，举出用人单位未尽到安全义务并且与本人人身伤害有因果关系的证据。然而，在劳动条件是由用人单位提供的情况下，由劳动者提供这种证据是极为困难的。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负有提供符合安全要求的劳动条件的法定义务，并且是劳动过程的管理者，应当了解所提供的劳动条件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及其与劳动者人身伤害是否有因果关系。因而，在劳动者主张是工伤而用人单位主张不是工伤时，劳动者只需举证证明人身伤害是在法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下发生即可，而不应当承担证明用人单位未尽到安全义务及其与本人人身伤害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而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证明否定工伤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证明劳动者人身伤害是由劳动安全条件以外的原因所致，就应当认定为工伤。（2）职业病认定的举证责任。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第42条第2款规定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后，应当诊断为职业病。该法第53条规定，劳动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但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的，其医疗和生活保障由最后的用人单位承担；最后的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该职业病是先前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造成的，由先前的用人单位承担。这都表明，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用人单位有无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劳动者患病是否由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所致发生争议时，用人单位对其无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劳动者患病不是其职业病危害因素所致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而劳动者对其提出的用人单位具有职业病危害因素和该职业病危害因素致使劳动者患病的主张，不应当负举证责任。又如，在工资拖欠案件中，劳动者只需要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劳动义务即可，而对用人单位未付工资的事实不应当负举证责任。这是因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1994年）第6条第3款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这表明，用人单位有义务保存已支付工资的证据，而劳动者一般不可能掌握未支付工资的证据，在劳动者提出已履行劳动义务的证据并提出追索拖欠工资的主张时，如果用人单位不能举证证明已支付工资，就应当认定未支付工资的事实并支持劳动者的主张。因此，解释中应当增加在上述情况下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六、劳动合同期满未终止的法律后果解释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合同，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这里值得研究的，主要有下述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如何理解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而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法律意义。对此问题，有三种主张：（1）劳动合同转化为不定期劳动合同。从合同法原理而言，合同期满后当事人双方仍继续履行原合同，就表明原合同已续延并且已转化为不定期合同。7就劳动合同来说，不定期劳动合同较之定期劳动合同，在就业保障上对劳动者更有利，尤其是可以有效地防止发生用人单位在使用完劳动者“黄金年龄段”后不再使用劳动者的现象。所以，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中把不定期劳动合同放在高于定期劳动合同的地位，其表现之一就是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定期劳动合同可自动转化为不定期劳动合同。8可见，在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法律上认为原劳动合同自动转化为不定期劳动合同，既符合合同法原理，也对劳动者更为有利，符合劳动法的宗旨。（2）视为续订劳动合同。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通知（劳部发1996354号，以下简称通知）第14条规定：“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满后，因用人单位方面的原因未办理终止或续订手续而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视为续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及时与劳动者协商合同期限，办理续订手续。”这表明，劳动合同期满未终止的法律后果是，视为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处于事实劳动关系状态，至于所续订之劳动合同是否为定期合同则由双方协商。（3）视为当事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此即解释第16条的规定。这表明，原劳动合同尚未终止，但是否转化为不定期劳动合同，则不确定。因为“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中的“原条件”，既可理解为包括原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也可理解为不包括原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比较通知第14条和解释第16条的规定可知，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原劳动合同尚未终止，但是否转化为不定期劳动合同的问题则不确定；不同点在于，原劳动合同期满后的劳动关系，通知第14条认为是事实劳动关系，而解释第16条则未明确是否事实劳动关系。我们认为，上述第（1）种主张更为可取，因为既符合合同法原理，又符合劳动法的宗旨。若采纳这种主张，原劳动合同期满后的劳动关系就不应当理解事实劳动关系。（二）如何评价解释第16条中“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合同，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规定。很显然，解释第16条的这种规定是以通知第14条为基础的，因为根据该条规定，虽然“视为续订劳动合同”，但尚未办理续订手续，故原劳动合同期满后只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所以，在一方提出终止事实劳动关系时，法院应当支持。此外，解释第16条以通知第14条为基础作出这种规定，还有强调办理劳动合同续订手续和加强劳动合同续订管理的考虑。因为这种规定有助于促使当事人及时办理劳动合同续订手续。我们认为，解释第16条的这种规定，既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就业权，也不符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和法理。劳动合同虽然期满但尚未终止，并且还被“视为续订劳动合同”，和被“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那么，原劳动合同期满后的劳动关系应当是劳动合同关系，而不是事实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合同关系无论是定期的还是不定期的，“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合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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