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中体西用”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流传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这种思潮不仅成为洋务派进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同时也是洋务派进行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张之洞的劝学篇便是其在教育思想上正式流传和运用的标志，并开始逐渐主导着晚清教育的发展。张之洞在劝学篇序中提出：“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有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主张以“本”正人心。“本”在这里指的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本者体也，将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看作主体，即“中体”。外篇有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主张以“通”开风气。“通”在这里指的是学习西政、西艺、西史。通者以为用，将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和文化拿来用，即“西用”。“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华文不深者不能译西书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柁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张之洞在书中明确表示“西用”必须在坚持“中体”的基础上，在不触及封建制度的前提上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张之洞对晚清教育改革和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见中体西用思想有着积极的一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体”和“西用”的矛盾逐渐加深，“中体”逐渐成了“西用”的束缚，封建制度阻碍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现在教育的发展也应该以“中体西用”的思想为鉴，在继承本国优良教育传统的基础上要去其糟粕，批判的吸收其他国家的一切优良教育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的中国式教育。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从根本上是在培养“爱国”者，根本目的是要培养能够维护清王朝的专门技术人才，是一种狭义的爱国主义思想。张之洞在同心篇中提到：“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从上面可以看出张之洞是在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过张之洞所爱的“国”，既指中国，但更是指清政府和皇帝。只要不是对清王朝忠心的，不论你有多大的才能都得不到重用，甚至还遭到打压，这从张之洞所处的时代和地位来看是无可厚非。而现在我们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却逐渐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偏重童年、幼年时期的教育,忽略青年时期的教育;偏重政策、法规方面的教育,忽略道德情操的培养;偏重形式主义的宣传贯彻,缺乏具有实效性、针对性的教育策略。”特别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的加深，独生子女的增加，在一些年轻一代的心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逐步的让位于金钱主义和乌托邦式的爱情主义。这是我们中国应该反思的问题，更是中国教育应该反思的问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是一个深刻的主题。如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