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州细节：民谣中的鸦片战争

近代广州细节：民谣中的鸦片战争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 “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细碎，小处见大，还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1841年5月，英国军队在广州城北三元里附近遭遇当地民众的反抗，一度包围英军阵地四方炮台，是为“三元里抗英事件”。此役之后，民间创作了许多关于此次事件的民谣，以有趣的市井俗语记录三元里事件的始末，并透露出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些民谣在流传中常被窜改利用，考察其过程，可以一窥近代政治的流变。民谣中的政治鸦片战争中的三元里之役后，广州流传一首跟此役有关的民谣。其版本繁多，录入现时宣传材料的，往往明显带有当代人窜改的痕迹。笔者所见到的整体风格最贴近其产生时代的版本如下：一声炮响，二(义)律埋城。三元里打仗，四方炮台打烂。伍紫垣顶上，六百万讲和，七钱二兑足。八千斤未烧。九九(久久)打下。十足输晒。义律(C harlesE lliot，18011875)，18361841年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1840年2月，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任命义律的堂兄懿律(G eorgeE lliot，17841863)为侵华海军统帅及全权代表，义律为副代表。11月懿律因病辞职，义律接任全权代表。伍紫垣即伍崇曜(18191863)，怡和行商和十三行公行总商。1841年5月26日，英军攻占广州城外炮台。靖逆将军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由伍崇曜陪同与义律谈判。次日签订广州和约，奕山向义律缴交赎城费600万银元，先由伍崇曜垫支。“八千斤”是指八千斤重的铁炮。至于“七钱二兑足”，留待下文详析。至于这首民谣的“现代化”版本，这里只举一例：一声炮响，二(义)律埋城。三元里被困，四方炮台失守。五族不和，六续抽捐。七百万求和，八成打靶。九流做官，十足专制。“五族共和”是民国元年(1912)才出现的口号，鸦片战争时期哪会有“五族不和”之说？求和的代价是六百万，不是七百万。当时清朝的死刑是砍头，“大逆”则是凌迟，哪有“打靶”？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十足专制”乃是名正言顺，整个社会都视为理所当然，即使致力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民间志士，也并不反对专制政体。说当时人会以“十足专制”批判清朝，无异天方夜谭。这样的窜改，未免太“现代化”也太拙劣了。另一个版本，把“七钱二兑足”改“七星旗扬扬”，“十足输晒”改“十足胜利”，与整首民谣表面轻松而实质悲愤地谴责清朝官员颟顸误国的主调格格不入，显然也是“现代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窜改乃至生造历史上的“革命歌谣”十分时髦。最典型的一例，就是1950年代小学课本中的太平天国民谣：“毛竹笋，两头黄，农民领袖李忠王。地主见了他像见阎王，农民见了他赛过亲娘。黄秧叶子绿油油，忠王是个好领袖。地主见了他两脚抖，农民见了他点点头。农民领袖李秀成，是我伲农民大恩人，杀了土豪和恶霸，领导我伲把田分。”看来浙江的贫下中农已早于重庆150年掀起唱“红歌”高潮了。不幸的是，到了1960年代，李秀成被伟大领袖定为“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叛徒，这首“红歌”成了黑歌。其真正作者“文革”期间被揪出来斗了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参看秦晖：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节)。可见有关三元里的这首民谣的种种现代版确实是“德不孤，必有邻”。“钱”的市头隐语再回过头说“七钱二兑足”。当时清朝实际实行银本位，以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而曾长期作为唯一外贸港口的广州，以西班牙殖民帝国铸造为主体的银元，成了最主要的通货。当时在广州，一个银元的币值相当于白银七钱二分，故曰“七钱二兑足”。日人佐佐木正哉的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有广信四月十六日发记此项赎城费云：“义律索银四百三十二万，即洋钱六百万元，限七日内交清。”可为明证。近见某报记者之文谓，“七钱二兑足”是说这笔赔款分摊全国，每人是七钱二分云云，这样的想像力委实太丰富了。有人解释“七钱二”的来历说，“在清末民初，我国所铸一元面额的银币龙银、袁大头、孙头等银元，每枚重量均为七钱二分(旧衡)”。这固然是事实，不过，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远远未开始自铸银元之时，在广州一个银元的币值已大致相当于白银七钱二分，此其一。每枚银元所含白银重量其实不足七钱二分，不过因为其使用远较中国的银锭和碎银方便，而且成色稳定，铸造精美，中国当时的技术无法仿冒，故信誉良好，得以升水而与白银七钱二分等值。清末民初我国所铸一元面额的银元，每枚重量确为七钱二分，但其中10%是铜，此其二。具体可参阅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以及亨特的广州番鬼录。今天，中国不再以白银和银元直接作为货币，但“七钱二兑足”这一换算关系在广州俗语中仍留下了印记。广州人形容钱太少，会说“斗令咁多”。还有句讥讽人愚蠢自大又“扮嘢”的俗语：“猪头炳，扮老醒，其实唔值个斗令。”“斗令”何解？首先，如上文所说，一个银元的币值相当于白银七钱二分。而广州商家流行所谓“市头隐语”，用十个字对应从一到十的十个数字。即：支、辰、斗、苏、马、令、侯、庄、弯、享十个字，分别对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斗令”就是“三六”，具体指三分六厘银，按“七钱二兑足”来算，也就是半个银毫(1元= 10毫。清朝在20世纪初已自铸银元、银毫，还有半毫、双毫)。沿袭下来，1949年后仍有人(包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笔者)把五分钱叫做“一个斗令”。顺便说一句，清末广州饮食业出现了“二厘馆”，每位茶钱白银二厘(实际埋单时折算成钱币)。有人说是“二厘钱”，错了。关于“猪头炳”，也应说两句。旧时广州市井中人往往把名字带“炳”的称“猪头炳”，带“昌”的叫“番薯昌”，带“六”的叫“大鸡六”，带“广”的叫“大只广”，带“德”的叫“龟公德”，带“成”的叫“大头成”，带“才”的叫“大难才”，带“荣”的叫“猪肉荣”。其故安在，殊难索解；唯“龟公德”可能取意于广州城南的归德门。“斗令咁多”究竟指少到什么程度？清末民初专为富家大户婚丧服务的仪仗店，为五六甫一带的鸾章、大富贵等店号。铺底所存，就是喜轿、灵轿两用的八座肩舆，彩亭、绸亭、头锣、伞扇、衔牌、执事(即木制的金瓜斧钺等叫做执事)，及金漆食箱、朱漆饼盒之类。一呼而集的伕役，动辄一二千人。此辈穷人乞丐，仅获一餐半饱。当时广州有童谚云：“烂醒，抬亭，捞翻个斗令。”1934年岭南学报第3卷第1期1911年沙南疍民调查专号(调查工作结束于1933年)记二沙头南部居民各类职业人平均月收入，其中棹艇11 .75元，田工9 .04元，商业14 .15元，机器工人47.85元。这份调查报告还指出：“全沙南的生活程度，正是处在入仅敷出的界线罢了。换言之，他们的收入仅足以糊口，没有盈余，也没有闲钱去寻求什么娱乐的。”沙南居民各类职业人平均日收入已远远高于半银毫，尚且如此，则“斗令咁多”之少，可想而知。这个调查报告还足以说明，陈济棠时代广州的民生其实远远不如某些人说的那样美好。“平英团”疑是粤人原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宣传材料都说三元里抗英的组织是“平英团”，其实在原始资料中绝无记载。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学局部地得到拨乱反正，“平英团”一词在现时的史学论著中已销声匿迹。那么，杜撰者究竟是谁？有位先生说，这是他在1950年代首创的。然而一查文献，不对了。1897年10月，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为康党的编译机关，康有为弟康广仁为经理，1898年8月停业。在其存在的大半年间，主要翻译日文书籍，先后出版了俄土战纪、意大利兴国侠士传、瑞士变政记、地球十五大战记、大同合邦新义、英人强卖鸦片记等译作，以及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中西学门径、孔子改制考、皇朝经世文新编等书。英人强卖鸦片记共八卷，题“戊戌(1898)三月上海大同译书局印”，“番禺汤叡觉顿笔译”，梁启超作序。汤叡(18781916)，康有为弟子，护国战争中殉难于1916年4月12日广州海珠事变。这个中文译本已指明其为日人原著，但却没有显示具体为何人，今天就难以稽考了。其中第五卷记曰：“于是有广东近乡土民等相集，每乡建大旗，上书平英团三字。相聚者约五千馀人。”此说不实，但却是现时能见到的“平英团”一词的最早出处。自此以降，由民国直到解放后，几十年间，“平英团”一词曾频繁出现在相关的历史读物中，为关心这段历史者耳熟能详。白纸黑字，铁证如山，那位自承“首创”的先生大可不必大包大揽，代人受过了“平英团”一词出现时，他还远远没有出生哩！至于始作俑者究竟是那个日本无名氏还是汤叡(当时中国人翻译外国著作往往不忠实于原文，随意“锦上添花”是寻常事)，因为见不到日文原著，今天同样难以稽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