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秩序观的变化

精品文档，仅供学习与交流，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秩序观的变化摘 要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注定了清王朝的败北与日本的胜利，在此之后，东亚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转向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条约体系，进而成为国际秩序中的重要一极，而这种格局的转变甲午战争是关键点。甲午战争使宗藩朝贡体系彻底的瓦解，东亚各国在表面上处于平等独立的状态，实际上都处在日本以及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之下。在东亚地区，日本则成为东亚新秩序的主导，并通过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以及日俄战争来实践了这一体系。关键词： 宗藩朝贡体系 甲午战争 东亚新秩序 近代日本在东亚地区，自中日甲午战争前，古代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核心，以其强大的文化、政治、经济向周边地区显示出巨大的辐射力和磁场力。自从东亚地区开始有了交流以来，就逐渐的形成了一种东亚地区特有的地区区域结构，这种结构即为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最为典型的是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其次是古代中日之间的宗藩外交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一甲午战争前的东亚秩序观1 以宗藩朝贡体系为主的东亚秩序“东亚，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岸的边缘及大陆地带，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东南亚区域；从文化上讲，大体上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1997年，第59页。在这个地理和经济文化圈内，19世纪以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尚未入侵之前，古代的东亚地区，中华帝国一直是唯一强盛的国家。因此周边国家纷纷依附于中华帝国，中国则以册封的形式确立对周边民族的统治。维系这种关系的准则便是实行朝贡制度，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在东北亚宗藩朝贡体系之内，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最为典型，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而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朝贡关系则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与矛盾性的特点，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东亚秩序还是以中国为内核，在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中起到家长、核心的作用。1.1中朝日宗藩关系的变化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对外秩序观表现为中朝两国维持着历史上传统的封建宗藩关系。这种延续了近五百多年的华夷秩序观在1840年清朝的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渐发生改变，自1840年鸦片战争清朝战败以后，此时朝鲜李氏王朝开始密切的关注清朝国内状况。“但是身居宗主国的清王朝“大中华”没有觉醒，“小中华”亦在沉睡之中。李朝晚期政治腐败、党政激烈、内忧外患频频发生” 姜龙范、刘子敏等：清代中朝日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在大院君执政之时，国内又发生了1866年的“丙寅洋扰”和1871年的“辛未洋扰”事件，朝鲜成功的赶走了洋人取得胜利。但此时的李氏王朝关心的不是外夷的侵略，而是国内的安定问题，这也就坚定了其闭关锁国的对外世界观。“1875年，日本趁朝鲜政局不稳之机，派军舰闯入朝鲜临海，以武力相要挟，迫使朝鲜政府接受其不平等条约。1876年2月26日，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又称丙子修好条约、朝日修好条约）。” 刘艳、安成日：试论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宗藩朝贡体系的解体，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刊，2012年3月。这一条约的签订，对传统的宗藩体系来说是一个极大地打击，改变的清朝在东北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地位与作用，严重动摇了稳固的宗藩朝贡体系，出现了中朝关系格局中宗藩体系与近代条约体系并存的局面。在古代，日本很长时期都是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的一员，被称为“东夷”。 包彩霞：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与“东亚共同体”构想，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以一个学习者的姿态向中国汲取养分，在宗藩关系上不同于朝鲜，即处在宗藩关系或朝贡关系的边缘化之下。明朝初年，即1403年，明朝与日本正式确立封贡关系，日本进入了中国的封贡体系。直到16世纪之后，倭患大起，日本才又一次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杨军、张乃和：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6年，第295页。也就是在此时，发生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继而威胁中原王朝的事件，在对外关系上，日本开始改变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独立创造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势力范围。随后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期，出现了一种“日本式华夷秩序”的大君秩序观 大君外交体制是指以日本德川幕府将军为中心所构建成的外交体制，使日本在与他国交往中所尊从的一种体制。它的主要构建部分就是日本、朝鲜和琉球。到德川幕府末期，衍生出了“海外雄飞论”，这也是日本在近代侵略朝鲜的指导理论“征韩论”的渊源。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的对外世界观之所以能发生改变，与西方殖民势力的东进有着莫大的关系。中国、朝鲜以及琉球等地区作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在近代以前都遵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的对外秩序观。然而1840年清朝与英国发生鸦片战争后，东亚的秩序观开始发生变化，东亚三国都通过变法或改革使自己国家开启近代化，走向强国之路。社会变革前夕的中国和朝鲜社会，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造成倾覆旧的国家体制的形势，封建势力在各种领域里仍占有绝对的优势 姜秀玉近代东亚中朝日三国的社会变革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11年，第69页。唯独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一跃成为亚洲最强的国家，同时在对外世界观上，也就跨入了近代以欧美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秩序观行列之内，并且自明治维新之后改变了传统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东北亚的格局开始出现转型。二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东亚秩序观进入近代以后，各国都在探求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东亚三国也不例外。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率先完成了社会变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当时资本主义国际秩序观的势力下，东亚地区也未能幸免，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观也在经历一种变革，这种变革即是传统的宗藩体系的终结和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的建立。2.1东亚新秩序的形成背景1868年爆发的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建立了近代的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姜秀玉近代东亚中朝日三国的社会变革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变革，虽然保留了一定的封建残余，具有不彻底性，但总体上使日本成为在“亚洲的欧洲国家”。德川幕府末期，涌现出了一大批锐意改革的思想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佐久间象山，福泽谕吉，吉田松阴，这些人成为后来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并且培养出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等明治元勋。而后，这些人也都为以日本为主的东亚新秩序观做出了一定的规划。日本极力模仿欧美列强的对外扩张和侵略之道路，向清朝东北亚传统体制挑战，并且迅速地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行列。 杨军、张乃和：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6年，第53页。因此在明治政府的主导下，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为核心的“海外雄飞论”，以及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论，并以此形成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可见，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形成与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和进步思想家的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明治维新后，日本跨入资本主义行列，作为欧美资本主义的跟随者，日本在对外关系和世界秩序观上也不例外。“国际秩序,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秩序”,“国际秩序的建立过程,就是国家追求权力、权利和利益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后，欧美各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时期世界的秩序观表现为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观，其表现为不断地向海外扩张殖民地、倾销产品、掠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以及开拓市场。在这种秩序观下，清王朝、朝鲜半岛、日本这三个国家的国门都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打开的，从而客观促进了本国近代化的开展。自1853年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后，日本便极力推崇和学习西方的国际秩序观，同时也是日本加入国际秩序观的开始。明治维新后，在福泽谕吉的理论指导下，日本逐渐形成了以文明开化程度作为界定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以武力为改变国家关系的原则的对外世界观。尽管此时日本已经成为亚洲的强国，但由于英国、俄国、德国等列强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相对弱小的日本只能成为当时国际秩序观殖民主义者的一员，并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体系。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日本打破了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确立了自己在东北亚的地位，进而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形成了自己的东亚秩序观。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深深的影响了日本对外秩序观的形成，使日本也加入了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链条，促使日本形成了主导东亚地区的东亚秩序观。近代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形成过程中，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近代中朝日三国的社会变革中，清政府和朝鲜王朝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了成功。在这一过程中，满清的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鄙视外夷，毅然闭关锁国。其文化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文化上的自我中心意识。第二，贬低西方的文化价值。姜秀玉近代东亚中朝日三国的社会变革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11年，第181-182页。这也就顺势造成了与世隔绝且落后于西方社会，虽然清朝末期也有志于改革，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而朝鲜王朝则以“小中华”自居，奉行事大主义，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一直与清朝保持着最典型的宗属国的关系，也就表明此时的朝鲜王朝与清朝一样拥有自闭的文化特性。而日本则不同，在隋唐时期主动学习中国，自宋朝后就只有经济上的交往，而到了近代，则主动地学习欧美文化，以改造自己。在这里一个民族所持有的危机意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民族是一个危机意识浓重的民族。姜秀玉近代东亚中朝日三国的社会变革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因此他们主动改变自己，脱亚入欧。在学习欧美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的同时，也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价值体系植入日本的对外世界观当中。在欧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影响下，日本也主动参与学习，改变自己在亚洲的地位与身份。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开始在“征韩论”的指导下进驻朝鲜半岛。1871年，日本以侵略扩张为目的成功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约。1872年10月，日本因台湾与琉球居民冲突事件为由入侵台湾失败，但随后与清政府签订极不公正的北京条约。1875年日本成功侵略朝鲜，随后签订不平等条约江华岛条约。此时的日本在东北亚地区虽然羽翼尚未丰满，但一次次的对外侵略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统治者的野心，直接导致了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民族文化特有的危机意识与对外侵略扩张成功的野心刺激了日本极力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近代东亚秩序观。2.2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内容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极力追随西方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观，成为帝国主义序列的一员，但日本在追随的同时，也在极力构建自己的东亚秩序观。以1894年的甲午战争为转折点，在甲午战争前，东亚地区的秩序观为清政府主导的宗藩朝贡体系，1895年后，清朝战败，传统的宗藩体系被终结，继而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东亚地区的秩序观转型为帝国主义殖民侵略下的近代条约体系。此时主导东亚地区的主要列强有日本、英国、俄国、法国、德国等国，但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关系发生重组，日本展露头角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主导者。日本的东亚秩序观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本国的认识和发展和对东北亚地区各国的重新评价和实践，二是对其他列强的态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前后，逐步认识到自己本国的发展水平和东北亚各国的状况，因此对自己的对外世界观做出了具体的规划。其一在面对中国、朝鲜半岛、琉球等地区，以“征韩论”、“大陆政策”、“军国主义”“大东亚主义”为思想指导，不断地侵略东亚各国。其实质首先是不断地侵占各国的领土，据为己有，作为自己对外扩张的基础，其次是掠夺殖民地丰富的物质资源，作为其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再次是侵占东亚各国的国内市场，使东亚各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国内经济向畸形发展，最后是对殖民地进行奴化思想教育，贯行“大东亚共荣圈”的皇化思想。在面对东亚地区的其他列强时，1894年爆发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击败中国，夺取辽东半岛，完全打破了东亚的均势，直接威胁着英、法、德、俄等欧洲列强在华利益。 吴木生：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1页。随后开始了日本同各列强在东北亚的角逐，因而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虽然战争使日俄两国元气大伤，损耗了日本大部分国力，但此役使俄国退出了东北亚的争斗，使日本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主导，日本开始跨入资本主义大国的行列。2.3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实践日本对外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其实践的过程。日本在确立其国际秩序观实践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有两个，一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二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在近代史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这两场战争使日本改变了东北亚的格局以及在东北亚的列强关系格局。1895年2月初，日军占领了清朝北洋水师的根据地威海卫。2月11日，清政府决定任命李鸿章为首席全权大臣赴日议和。3月初，日军又在我国辽东半岛地区击败了清军主力，占领了辽东半岛。 刘艳、安成日：试论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宗藩朝贡体系的解体，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刊，2012年3月。甲午战争最终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而告一段落。马关条约第一款便规定了朝鲜应自主独立，与清政府断绝宗属国关系，第二款便是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其次是赔款和确立通商口岸。日本通过近代殖民侵略条约体系的手段来确定这一条款，显示了其殖民侵略扩张的本质，也是其东亚秩序观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将朝鲜从清朝独立出去，使得朝鲜半岛失去了作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缓冲地带的作用，随后朝鲜便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之一。虽然之前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曾幻想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中依靠西方列强，准备以夷治夷，但是其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获取利益的根本目的以及弱国落后挨打的本质，因此以失败告终。日本在获得清政府两亿两白银的赔款后加速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为后来的侵略战争做了物质准备，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其侵略扩张的野心，为日本的东亚秩序观的扩大做了铺垫。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以及侵占朝鲜的作为，使西方列强感到震惊。完全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东北亚争夺中形成的均势，直接威胁了英、法、德、俄等欧洲列强在华的利益。 刘艳、安成日：试论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宗藩朝贡体系的解体，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刊，2012年3月。日本在获得巨大的侵略胜利面前，同时也与西方各列强在瓜分殖民地的过程中产生矛盾。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将朝鲜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把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为己有，使德俄两国瓜分中国的企图面临破产。 吴木生：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1页。法国怕德国离间其与俄国的同盟关系，决定加盟。 吴木生：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1页。这样一来，法、德、俄三国联手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结果以日本的退出，清政府再次追赔3000万两白银，法德俄的胜利而告终。三国干涉还辽的胜利也刺激了日本，使日本在获取殖民地方面与其在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大国身份不相符，因而酝酿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使日本和俄国元气大伤，最终以签订朴次茅斯和约而告终。日俄战争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日本获胜，从而使俄国在东亚地区无法与日本相抗衡，也使美国、英国、法国感到震惊，日本获得了在东亚地区的制海权，造成了其他列强无法在此地区与日本匹敌的优势。日本在此役后，其东亚秩序观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承认，成为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中东亚地区的代理人之一，也是其东亚秩序观在列强争夺斗争中成功的实践，使其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大陆，将其作为下一个目标来实施。自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开始，东亚各国便开始了对前进道路的思考，因为以先进生产力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的主流，继续固步自封就等于是自杀，所以各国开始了近代化历程，东亚的局势也开始发生了转变。一直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日本为中心的近代条约殖民体系，并形成了日本近代东亚秩序观。日本这一体系的转变，即是日本国内明治改革家的对外思想，也是近代国际体系所影响下的结果，在这种双重作用的影响下，日本成功完成了权力中心的转变。甲午战争的结束，即代表着旧的东亚宗藩体系的的结束，也代表着封建制度最终敌不过先进的资本主义。所以，这种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结果。这种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世界秩序观虽然是近代国际体系的分支，但是日本在一次次的成功对外实践之后，刺激了其野心。日本的东亚秩序观的范围在中朝日三国成功实践后，并将其真实的扩大，继而将东亚秩序观扩充为柏林罗马东京的轴心国的侵略阵地，此时的日本东亚国际秩序也扩大到世界范围内，为二战做了铺垫。参考文献：1.杨军、张乃和：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6年。2.姜秀玉近代东亚中朝日三国的社会变革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11年。3.吴木生：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4.姜龙范、刘子敏等：清代中朝日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5.刘艳、安城日：试论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宗藩朝贡体系的解体，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刊，2012年3月。6.包彩霞：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与“东亚共同体”构想，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7.杨光：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观的演变，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1卷第1期。8.张青磊：19世纪以来日本东亚秩序观的主要历史演变，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0年11月。9.钟飞腾：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4年9月。10.安善花：论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实践，东北亚论坛，2009年5月第18卷第3期。11.安善花：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与外交取向，外国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12.安善花：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与外交取向比较研究，日本学论坛，2006年2月。【精品文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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