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关系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关系1.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口质量李和梅森提出，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产生第二人口红利，即为退休而增加储蓄和生产资本,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他们测算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效应远大于第一人口红利。本文将人口红利区分为人口红利I”和人口红利n，并修正两者的定义，尤其是后者的定义。人口红利I是学界熟知的,即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红利H则是指既定人口抚养比下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科技进步，其前提、基础和主要内容是人口质量红利。人口质量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人们所具备的身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因此,两次人口红利的关系是：人口数量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基础,并且是人口质量的起点，以此为起点，通过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定条件下，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成负相关，人口数量越少，人口质量越高；反之则相反。从国家投入和家庭投入看，人均教育经费水平与学龄儿童的数量负相关。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实现从人口数量优势转向人口质量优势，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控制和减少人口总量，即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够接受少生优育，进而实现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良性循环。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创新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Romer ( 1986 )和Lucas ( 1988 )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并指出技术进步源于干中学的实物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实践表明，包括人口素质提高在内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决定于长期经济增长率和教育质量，而且教育贡献率高于固定资产贡献率。随着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社会的来临，人的寿命延长,教育投资增加、进而人力资本更多。舒尔茨通过长期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的重要因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即人力资本的增加。2.经济增长实践与人口质量我国目前产能普遍严重过剩，标志着经济数量扩张的空间明显萎缩，经济增长已转变到主要依靠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只有依靠科技水平提高，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因而适应和扩大需求。随着科技进步，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多是质量提高而不是数量增加，应关注人口质量、而不是人口数量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人口质量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速度正相关。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素,包括物质与人力两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是相互替代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中积累最少的那部分,即取决于经济木桶”的短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投资效率下降，主要是投资相对过剩等。目前，物质资本积累数量远远大于人力资本积累,因此其边际效用必然是下降的。必须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切实提升劳动生产率。不同时期，最难获得或最难代替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30多年来,由于经济迅速发展，而社会保障缺失、收入预期不佳等原因使储蓄过多、2012年储蓄率（投资率）达到52%,为全球第一,而国际平均储蓄率仅为21%.资本过剩,其边际效用下降,而产业发展所需的科技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创造和掌握先进科技和管理方式的人，具有引领生产力发展的能动性、决定性效用。人口质量可以替代人口数量，少量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简单劳动。一般认为,生育决策中存在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明：一个家庭生育子女数量越少，单个子女的重要性越强、孩子质量越高，整体人口素质越高，使得人力资本由量多转向质优”，人口数量减少带来质量提高，即数量-质量平衡规律。顺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潮，计划生育带来的学龄儿童、乃至青年减少、且与教育投入增加相伴随，1999年以来持续的大规模扩招至2015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40%,减缓了就业压力。目前,拥有高等教育、高中（含中专）和初中教育水平者分别为1.7亿多人、21084万人和48942万人，劳动年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23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年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八类战略资源中最具竞争优势、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产。1978年到2015年底，出国留学人员221.86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79.87%.上述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本,为我国经济发展乃至起飞打下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为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根本条件。这标志着我国已开始进入人口红利II时代。目前，无论是平均教育年限，还是工人的技能水平，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小，原因是人均教育经费水平太低：2009年美国达到17633元人民币，而我国目前教育经费即使达到GDP的4%,人均也只有2000元。教育投入一定,人口质量提高的路径之一就是人口数量下降、因而人均教育经费相应增加，人口素质相应提高，实现劳动力内涵扩大再生产，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这是我国最主要的人口红利。解决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只能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近20年，与美国、欧元区、日本、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较快、为8.6%,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5 -2007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0.3%、12%、13.1%.但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731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的40%,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与美国的98990美元相比，仅相当于其7.4%. 2010年，发达国家共计7.7亿劳动人口年创造36万亿美元、人均46753.2美元，而我国10亿劳动人口仅创造6万亿美元GDRA均6451.6美元，两者之比约为7.25:1. 2015年我国GDP达到10.98万亿美元，劳动年龄人口连续4年虽然共下降了 1447万人，但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按照100361万人计算，人均1.09万美元、是2010年的1.70倍。这说明劳动力总量仅仅是国民产出决定的部分因素，而优化经济体制、发展教育和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缓解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后一些负面影响的治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