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自考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思考

自考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思考浙江新世纪经贸专修学院，现有各类学生 1.2 万人，其中自考全日制学生 5700 多人，近几年来在自考全日制助学整体滑坡的情况下，学校却保持了稳步增长， 特别是自考全日制学生的年巩固率一直保持在 96%以上，这与学院围绕自考助学教育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举措是分不开的：一是 xx 年在杭州市直机关工委的支持下， 较早的建立了以自考全日制学生为主体建党对象的基层党委， 近六年来培养党校学员 9000 多人，发展自考生党员 800 多人，党建工作真正解决了民办自考院校的凝聚力问题；二是在杭州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率先建立全国第一家自考大学生创意创业孵化基地， 在自考生中倡导亦工亦学， 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增强了学校的向心力；三是 xx 年 8 月在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支持下， 建立了浙江第一家自考学习中心，三年来吸纳了四所规模小、办学困难的自考院校，搭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助学平台， 该自考学习中心在杭州市民海选中评为 xx 杭州学习生活品质年度区块。自考改革必须关注自考助学的改革；自考助学的重点在全日制助学改革；自考全日制助学的主体是以专修学院为主要代表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中国民办高等学历教育的三分天下其中 80%是靠民办自考助学起家的，专修学院的生存与发展事关自考改革的前途。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自考制度及自考全日制助学教育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一、经过 30 年的发展，自考已基本完成了高等教育学历补充的历史使命，转入面向全社会各阶层更大范围的继续教育自考如何适应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继续教育需要任重道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自考分会理事长杨学为在去年 6 月 16 日厦门召开的纪念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建立 30 周年论坛上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 自考制度是不会消亡的，自考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 ，由此可以清醒地看到现行的自考制度不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革是没有出路的。第二、目前全国民办专修学院中稍有规模的学校其主打产品仍然是自考全日制助学在现行政策背景下，专修学院还很难找到其它新的更好的高等教育项目。由高考生源锐减、 高校录取率提高而带来的自考生源的急剧下降，促使一大批民办专修学院因招不到学生而难以维继。以陕西、浙江这两个专修学院大省分析，陕西目前全省 培训、专修和进修学院 共有 84 所，截止 xx 年底，在校生5.86 万人，校均不足700 人。xx 年招生 2.34 万人，校均不足 300 人。浙江自考全日制在校生 xx年 8 万、 xx 年 6 万、 xx 年 5 万左右、 xx 年不足 4 万， xx 年 34 所从事自考全日制助学的民办专修学院及其他培训学校校均招生不到200人，其它许多省的情况更不理想。 由此可见包括自考全日制助学院校学生在内的自考生源的萎缩是不可逆转的。第三、随着全国性高校录取率的提高，自考全日制助学学生文化素质整体走低以浙江为例， xx 年第三批高校录取分数线为260 分，然后再降分，进入专修学院读自考的学生大多不足 200 分，对这样基础的学生实施沿袭了 30 年的学科型、学术型的自考专业与课程教育必然导致大面积的不合格，专修学院自考毕业率越来越低， xx 年 4 月全国自考浙江的课程合格率为 37%，按照原有要求办学，自考会越来越难办，专修学院会越来越难办；按原有模式组织自考，合格率、毕业率会越来越低，自考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弱， 且用精英教育的模式办大众化的开放教育本身也违背了教育规律。第四、自考改革方向不明、规划不清、措施不力从目前所见的涉及自考制度改革的、政策( 尽管未定稿 ) 均未跳出三个怪圈：一是教条式的宽进严出，非把学生考倒的怪圈，缺乏科学、系统又符合实际的专业与课程质量标准；二是片面依赖于普通高校的学科型怪圈，普通高校作为自考主考院校在自考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历史功绩， 而同时这一功绩也成了今天自考改革的最大挑战，如果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还像办普通高校专业、 学科一样办自考，则自考就没有存在必要了； 三是以传统学校模式办自考的怪圈。在自考制度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围绕自考改革有许多值得反思、反省的问题： 如为了应对自考生源大幅减少的困境，一些单位和部门在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推出 自考第二学历 、 自考专升本 ，普通高校与民办自考院校抢生源； 又如为解决自考合格率低的问题， 一些地方所谓的 部队自考 向地方渗透，变相买卖文凭、透题、泄题等腐败现象向自考蔓延； 面对自考全日制助学招生难的问题一些普通高校与民办自考院校一样抱着传统学校教育模式不放， 变换手法，钻政策空子，推出 学历 +高技能 的项目，民办助学机构打着普通高校的旗号，以普通高校做诱饵吸引学生，所谓的 学历 +高技能 实质上就是用三年时间， 花三至五万块钱换一张成教函授的文凭， 这种做法对正在改革的自考教育形成了重创。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