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行为经济学的新发展及其在保险研究中的渗透

浅谈行为经济学的新发展及其在保险研究中的渗透 浅谈行为经济学的新发展及其在保险研究中的渗透赵琳 陈秉正 摘要：近二十年来，在C.F. Camerer、G. Loewenstein、M. Rabin、V. Crawford、A. Shleifer等著名经济学家的努力下，行为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果，成为经济学领域最富生机的流派之一。它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改良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出现了行为决策论、行为博弈论、行为劳动经济学、行为福利经济学、行为财政学、行为组织管理学、行为金融学等众多流行的研究分支。行为经济学也逐渐渗透到了保险经济学的研究中。当代保险经济学家，如H. Kunruether、A. Muermann、P. Brockett、L. Tzeng等，都曾借鉴行为经济学的成果对保险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提出过独到见解。本文简要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基本论题及其在保险经济学中的应用，以期使读者能对行为经济学有一个较完整的认识。鉴于作者水平有限，行文中我们穿插介绍了该领域许多有重要影响力的专著和论文，希望能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保险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在行为经济学的一本近期重要著作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中，当代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C.F. Camerer是这样介绍行为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分析中强化心理学基础，并使之更符合现实”（引自贺京同等的译著）。这一界定强调了行为经济学并不是要否定以效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为基石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逻辑；相反，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增强了传统研究范式对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现代行为经济学所做的工作看似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其实质不过是复活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被新古典学派所抛弃的营养成分，并使之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出巨大的活力。经济学的鼻祖A. Smith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早已论述过人类行为的一些基本特征及其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如损失厌恶、过度自信、利他主义等。其它学者如F. Edgeworth等，也考察过决策的心理学特性。只是因为在当时当经济学最初被确认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时，心理学还没有形成为一门规范的学科，导致了希望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的经济学家对科学根基尚不牢固的心理学有些反感和抵触，于是引发了把心理学从经济学中排除出去的运动。尽管当时的先贤如I. Fisher、V. Pareto、J.M. Keynes等也常常呼吁使用心理观察，但20世纪中期后，心理学的讨论基本上从经济学中消失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把人的行为和决策分析建立在纯机械论的基础上，经济人没有了任何感情、利他、直觉等因素，而是完全理性，具有完全客观的判断能力和无限的计算能力，这实际上与现实的人之间已经有了很大差距。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与多样化，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正受到来自现实经济世界的各种冲击和挑战。各种“异象”的存在构成了对主流经济理论进行质疑的最初标靶（在第二部分“基本论题”中我们将展示一些例子）。正当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这些异象作为反例不能被永久忽视时，心理学的发展则为新理论的拓展明确了方向。大约从1960年起，认知心理学开始关注大脑的信息处理过程，开拓了如记忆、学习、决策等曾被早期的心理学家所忽视的研究领域。这些新进展显然与新古典效用最大化概念关系密切。W. Edwards、D. Luce、A. Tversky、D. Kahneman等心理学家开始用经济学模型作为基准点，与他们的心理学模型进行对比。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贡献当属Tversky和Kahneman的两篇论文，一篇在1974年的Science上发表，文中表明用启发式捷径得出的概率判断不符合统计原理；另一篇在1979年的Econometrica上发表，标题为“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文中记录了违反期望效用的实例，并提出了一个以心理学原理解释这些反例的公理。这篇文章也成为Econometrica创刊以来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Tversky和Kahneman的工作标志着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行为经济学研究问题的基本步骤是：第一，找出被经济学家普遍使用的规范假设，如期望效用、指数贴现、贝叶斯学习等；第二，发现和确立现实经济生活中违反一般模型结论或假设的异常现象，不遗余力地排除可能的干扰因素，找准问题所在；第三，基于之前的观察，激发新理论的创造，总结和提炼行为规律；第四，在上一步的基础上，将行为规律纳入经济学模型，提炼新的意义、做出新的预测，并进行实证检验。现在，诸如“损失厌恶”、“抛物折现”、“框架效应”、“情境效应”、“心智账户”、“利他与公平”等概念已经获得了大量市场证据、行为实验、现场实验等的支持，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并催生出了一些新的公理化、具有良好解析性的模型描述。这些进展加快了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使行为经济学不只是停留在解释异象方面，而是被纳入了均衡和效率的分析框架，在分析和预测市场、形成政策建议等实务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为了澄清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联系，我们需要指出两点。第一，主流经济理论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在一些方面却丧失了优势，这主要是由于它暗含的行为人“完全理性”和过分简化的假定所导致的。行为经济学现有的大部分文章，都是试图对一般经济理论中的一项或两项假设进行修正，使其更符合心理现实。应该说，这些修正并不是非常激进和具有颠覆性的，通常是对传统经济学中一些非核心假设加以放宽。例如，传统经济理论对很多问题都没有特别说明，认为人们并不关心公平问题，只是按照线性方式权衡风险结果，或者人们会像计算现金流那样，对未来感受的贴现也符合指数函数等。行为经济学的另外一些假设则承认人的计算能力、意志力和自利程度等是有限的，具有“过程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第二，虽然行为经济学依赖于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但它对心理学更多的是思想性的借鉴，而不是对其理论的机械移植，同时经济学家也在逐渐淡化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色彩。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行为经济学视为新古典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心理学的引入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它至始至终都是为主流经济学不断实现自我完善与创新所服务的。故而Camerer在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的前言中指出，“行为经济学最终将不再需要行为一词的修饰”。行为经济学基本论题由于行为经济学发展迅猛，所触及领域极为广阔，我们无法在这篇综述中做全面的涉及。这里我们选择性地介绍一些，为下一节说明行为经济学在保险研究领域的应用做准备。（一）参照依赖和损失厌恶按照传统消费理论的假定，人们对选择的偏好不受其个人现有禀赋或消费的影响。但与这一假设相反，大量证据表明：偏好是依赖于参照点的。具体来说，人们对在已有消费基础上承受损失的厌恶，远远胜过从增加的消费中获得的快感。Kahneman和Frederick（1990）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对“禀赋效应”和“损失厌恶”做了说明。他们让一半的被试者每人先得到一个咖啡杯，然后回答他们愿意出售所得杯子的最低价格，并让事先没有得到杯子的人回答愿意为购买这个杯子支付的最高价格。结果发现，卖价的中值是5.79美元，买价的中值是2.25美元，几乎成2:1的比例，这一结果已被反复得到验证。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或有估价”研究调查证据的支持。该研究试图确定一些不常用来交易的物品的价格。“或有估价”常被用于政府成本效益分析或确立对环境破坏行为应采取的法律惩罚等。这类调查一般显示的结果是：买价（如为清理海滩的油污而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卖价（如允许自己的海滩被污染而索要的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损失厌恶这一现象也能帮助人们理解一些市场现象。例如，需求弹性在价格增加和降低之后所表现出的非对称性（Hardie et al. 1993）；纽约出租车司机在实现了某个当日收入目标后就倾向于提早收工回家，由此形成了呈上升趋势的劳动力供给曲线（Camerer et al. 1997）；股票和债券之间存在的很大收益差，即“股权溢价”（Benartzi and Thaler 1995）等。这些现象都可以用一个近似同样的决策模型来解释。在该模型中，决策人具有依赖于参照点的偏好，有较短的计划期限，只考虑损失与当前收益的联系。近来经济学家还注意到，损失厌恶能够解释代理人通常会选择避开名义损失。例如，Genesove和Mayer（2001）在房地产市场开展了一项调查。他们发现，波士顿的公寓出售标价受到公寓被购买时的原始价格的巨大影响，人们不愿意以亏钱的价格出售他们的房子。卖方的标价和随后的销售行为都反映了这种避开名义损失的倾向。Degorge et al. 1999 记录了一个公司财务方面的例子。面对企业可能的亏损，经理们很不情愿报告微小损失，结果很少有小的损失（与小的盈利相比）被披露出来。 （二）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偏好期望效用理论通常假定经济人从风险活动中获得的效用等于各个结果效用的概率加权平均。这个假设从规范性上来讲，具有严格的公理逻辑，特别地，它依赖于独立性公理。独立性公理强调了风险的“可消除性”，即如果你比较两场赌局，应该消除那些以同样概率出现同样结果的事件，你的选择应该独立于那些具有相等可能性的结果。然而，很多记录显示了期望效用理论的失败。最著名的例子当属Allais悖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Nobel奖获得者Allais在上世纪50年代举出了一个与期望效用理论预测的结果截然相反的悖论。在这个例子中，被试者从“A 以100%概率得到100万美金”和“B 以89%的概率得到100万美金，以10%的概率得到500万美金，以1%的概率什么都得不到”中做出选择。多数被试者选择了A。我们再要求被试者从“C 以11%的概率得到100万美金，以89%的概率什么都得不到”和“D 以10%的概率得到500万美金，以90%的概率什么都不到”中做出选择。大部分受试者会挑选D。注意从A和B中消除一个共同因素，即“以89%的概率得到100万美金”，即可得到C和D。按照期望效用理论，经济人选择A就意味着经济人应该选择C，显然这一预测与真实的实验观察相悖。Allais悖论催生了一系列非期望效用理论，包括Kahneman与Tversky于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Quiggin于1982年提出的“排列依赖”效用（Rank-Dependent Uitility）理论、Koszegi与Rabin于2006年提出的“信念依赖”效用（Reference-Dependent Utility）理论等。这些理论考察了损失厌恶、主观概率的非线性扭曲等对行为决策的解释力。这类理论通常都是传统效用的理论的扩展，在特定参数下，新的效用函数会退化到标准的期望效用函数。然而，这类扩展绝不仅仅是个数学游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较好预测经济人的决策行为。提到主观概率，这里不得不指出Ellsberge的贡献。Ellsberge在1956年提出了一个主观概率也无法解释的悖论：许多人愿意打赌从一个有50个黑球和50个白球的箱里抽出黑球，而不愿意打赌从一个装有100个黑白球但分布不清楚个数的箱子里抽出黑球或白球。这样，你无法使得被试者对白球和黑球在箱子里分布的主观概率之和保持1。这一悖论体现出了经济人的模糊规避，也叫“不明确厌恶”。不明确厌恶已经被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做过透彻的研究。在资产定价中，不明确厌恶意味着资产定价满足一对欧拉不等式，而不是欧拉恒等式，从而使得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会比标准理论值要高（Epstein and Wang 1994）。具有不明确厌恶的当事人会重视信息，尽管他们可能在得到更确切的消息后也改变不了所做的决定，但信息能使不可加的决策权重更加趋于可加性，从而使得当事人事后能对自己的决定感受好一些。该效应也能能够解释在消费者在医疗或金融活动中对信息的需求：新的信息未必会改变选择，但能消除人们由于可获得的信息的不确定性引发的不安（Asch et al. 1990）。 （三）时间贴现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人们如何权衡不同时点上的成本和收益。在传统的研究中，为了解析上的方便，通常用模仿现金流的折算，用一个指数递减贴现函数来衡量未来的效用。实际生活中，首先以人做被试对贴现率进行经验测试的是Thaler（1981）。他让被试者想象他们在一些抽奖中赢得一些钱，钱存放在银行里，他们可以现在取出或等到以后取出并获得利息。要求被试者回答的是对他们来说多高的利息才能使等待与立刻得到这笔钱具有同等的吸引力。在线性效用函数的假设下，Thaler估计了在不同的现金数额和延迟时间条件下的隐含贴现率，结果显示贴现率随延迟的时间线性下降。下降的贴现率在用真实货币和其它物品所做的实验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Horowitz 1999和Pender 1996）。这种随延迟时间下降的折现率，也被称为双曲折现率。双曲折现率意味着人们做事情时，如果成本和收益发生在未来，会做出相对有远见的决策；而如果成本和收益发生在眼前，会做出相对短视的决策。由这一偏好变化导致的冲突会使得人们在跨期决策中体现出时间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在指数折现中是观察不到的。Strotz（1955）最早认识到人们在跨期决策中会遇到时间不一致的麻烦。Laibson（1997）将双曲折现引入了跨期决策，并据此强调，对财产进行部分非流动性限制，有助于消费者控制自己的未来消费，使他们的行为更加贴近于其长远眼光下的理性愿望。当考察长期偏好与短期偏好之间的冲突时，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他们的自我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吗？学者们从概念上做了区分：能够意识到自我控制问题并能对未来采取（深谋远虑的）一致性行动的经济人被称为是“老练”的（sophisticated），而不能意识到自我控制问题并只根据短期冲动性偏好采取行动的经济人被称为“天真”的（naive）。据Wong（2008）对大学生就期末考试复习计划的安排做的实证调查显示，90%的大学生具有双曲折现率，亦即其长期计划与短期行动之间存在冲突。在这部分学生中，大多数人又是“天真”的，即很难采取前后一致的行动。由于人们的大多数重要决定，如储蓄、教育投资、劳动供给、健康和饮食、犯罪和成瘾等，都涉及到在不同时期的成本和收益，所以双曲折现模型已经日益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其应用也涉及到健康、税收、养老等一系列重要研究领域。 （四）行为博弈博弈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其在价格形成机制、契约设计、组织结构、公司博弈、投票选举与议会行为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但略显遗憾的是，由于其对均衡的预测通常是基于完美的理性推理，因而与现实的观察相去甚远。Camerer et al （2003）总结了人们关于选美博弈的大量反复的实验结果。这个实验请参与者在0,100上选择数字，如果哪位参与者所选数字最接近所有参与者所选数字的2/3，那么他将获得一定数额的奖金。在这个博弈中，如果参与者认为其他人会选择50，那么他将选择33；如果认为其他人选择33，那么他将选择22。据此类推，唯一的纳什均衡是信念与选择吻合的数值零。但实验中，大部分被试者都似乎只使用了一到两步的重复推理，因为他们相信其他人会随机选择，或者认为其他人会进行一步推理。这类实验表明，纳什均衡中的一致性假定参与者能正确预期到其它人的行为在参与者首次面临一个博弈时是不合理的。Camerer et al.（2003）提出了一个单参数认知层级模型，也被通俗地称作Level-k理论，其中参与者使用更高推理步数的频率服从一个单参数的泊松分布。后续研究证实，该理论对实验数据的拟合比纳什均衡要好很多。另一个保留了纳什均衡中一致性假设的行为博弈模型是“随机最优反应均衡”（Goeree and Holt 1999）。该理论假定参与人对其他人的行为形成信念后采取一种统计学规则来选择策略，同时参与人认为其对手也会根据一个统计学规则选择策略。这样，统计学规则下有较好表现的对策就会被赋予更多权重。这一理论的优势在于，它对纳什均衡做了最小程度的改进，这种改进既能回避纳什均衡中许多技术难题，又能很好地拟合实证数据。针对动态博弈中的学习过程，行为经济学也在逐渐改造传统的完全理性下的信念修正过程，使之更加符合现实生活与实验数据。关于行为博弈的更多介绍，我们推荐读者查阅C.F. Camerer编著的Behavioral Game Theory: Experiments in Strategic Interaction一书。行为经济学在保险研究中的应用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其研究工具与成果日益成熟，当代有远见卓识的保险经济学家也开始尝试借鉴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或成果，考察保险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由于行为经济学在保险研究中的应用远比其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应用起步晚，我们尚没有看到具有系统性的成果，只能介绍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但这也恰恰说明，借鉴行为经济学的成果研究保险问题，是一个尚待发展的方向，充满了挑战也预示着机遇。接下来，我们简要介绍一下Koszegi和Rabin、Kunreuther、Gollier、Brockett、Larry等著名经济学家在研究保险问题时对行为经济学的采纳和借鉴，以期为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有益的研究线索。 （一）信念、损失厌恶、风险态度现代决策理论已经开始重视参照信念以及相对于参照信念所表现的损失厌恶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近年来有不少经济学家开始用模型描述“信念依赖”的选择偏好。目前看来，经济直觉表述最好、应用最便利、经济意义最丰富的建模工作当属Koszegi和Rabin（2006），我们简要对其做一介绍。假定一位风险中性的投资者评估一项风险，记作w （￥50，50%；-￥50，50%），表示参与者以50%的概率获得￥50，或以50%的概率输掉￥50。如果这位参与者在长期的风险活动中，对此类投资形成的预期是r （￥100，33.3%；-￥100，66.7%），那么当风险实现为w ￥50时，该投资者与预期信念相比，获得的感受是投资者面对w ￥50时的感受 33.3%*R 50-100 +66.7%*R 50+100 。该公式中第一项表示与预期赢得￥100相比，赢得￥50会有些失望的感受，第二项表示与预期亏损￥100相比，赢得￥50会有些窃喜的感受，两者按照期望的概率加起来就描述了投资者面对￥50收益的总体感受。类似地，当风险实现为w -￥50时，与预期信念相比，该投资者获得的感受是：投资者面对w -￥50时的感受 33.3%*R -50-100 +66.7%*R -50+100 。这样，事前，当w代表的风险并未实现时，投资者对这项投资引发的相对愉悦程度的估计可以表示为总的相对感受 50%*投资者面对w ￥50时的感受+50%*投资者面对w -￥50时的感受，即为两项分别的感受与该结果出现概率的加权平均。Koszegi和Rabin这种描述个人相对预期信念感受的方法，不仅符合人们直觉、解析处理方便，更重要的是，其经济含义意味深长。我们这里不加证明地列举几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Koszegi and Rabin 2007 。首先，信念对风险态度的影响，取决于信念的分散程度。信念分布越均匀，风险态度越冒进；反之，信念分布越集中，风险态度越保守。从保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决定投保人保险购买数量、免赔额、赔偿上限等的不仅是传统的风险厌恶和禀赋，还取决于投保人事先对风险分布形成的主观预期。事先对风险分布形成的主观预期越明朗，投保人越能体现出较强的保险购买意愿，事先对风险分布形成的主观预期越杂乱，投保人对保险购买的动机就会减弱。虽然这一判断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实证检验，但其对我们理解投保人的保险意愿提供了传统理论所无法替代的线索。其次，信念对风险态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信念是否被投资者预料到，也即投资者是否会及时调整自己的信念，使之与当前的决策相匹配。如果投资者能够及时调整信念，使之反映即将面对的真实风险分布，投资者则会对风险采取更多的防范措施；反之，如果投资者不能及时调整信念，把即将发生的风险看作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即信念与即将面对的风险分布相差很远，则投资者会倾向于冒险。这也为巨灾保险的需求不足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解释：巨灾保险之所以需求不足，是因为人们知道当前人类科技无法对地震、火山、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人们很难为应对这类风险做出事前准备，于是在心理上会倾向于将此类风险看作意外，而不会像对待财产损失风险那样看作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加以防范，这便导致了人们对巨灾保险的购买意愿不强。最后，“信念依赖”效用函数能够很好地拟合实证中发现的“低免赔额”现象。“低免赔额”现象指的消费者在购买家庭财产保险（homeowner insurance）时，通常会选择免赔额很低的保单。这一现象之所以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是因为家庭财产损失作为一种中等程度的风险（moderate risk），如果按照期望效用理论推算，消费者对其态度趋于风险中性，进而会选择有一定免赔额的保单。但市场中消费者对免赔额的真实选择比理论估算值要低很多。这引来了经济学家对用期望效用理论解释保险购买行为的质疑。Sydnor（2006）通过实证数据拟合发现，损失厌恶能够很好地解释消费者对免赔额的选择，并做出较好的预测。 （二）不明确厌恶与保险人定价与打赌从一个装有50个白球和50个黑球的盒子中抽出一个黑球的事件相比，保险公司开展的业务更像是从一个不知道装有多少只黑球的盒子里猜测抽出黑球的概率，因为它在采用大数法则分摊风险之前，必须要预测未来风险发生的概率分布，就想要预测未来黑球出现的概率一样。尽管保险公司有着一批训练有素的精算师为其预测未来的赔付分布，但任何一个可用于操作的预测模型都不可能全面抓住影响未来的方方面面的要素，必然会有所取舍。这导致即便是最优秀的精算师也会对其所开发的风险预测模型持谨慎态度，必须考虑实际情况偏离预测结论所带来的后果（Kunreuther et al. 1993），这体现了保险人对风险建模所持有的不明确厌恶。保险合同涉及的期限越长，如年金保险，或保险合同涉及的赔付金额越大，如农业保险，或标的风险由于技术原因越难于估算，如地震，投保人的不明确厌恶对定价的影响就会越显著。这也为年金保险、农业保险、地震保险之所以有很高的风险溢价给出了心理层面的解释。事实上，近年来保险业界与学术界普遍重视的长寿风险即享受年金的老年人的实际寿命可能会远远超过他们购买年金时基于当时的历史数据所做的预测正是这样一种模型偏离现实的实例。Kunreuther等的问卷调查显示，精算师的确体现出了对风险建模不确定的担忧，并在定价中倾向于采取保守的预测模型。 （三）主观概率与投保人决策在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的行为中，一个重要的而又切合实际的特点是：消费者是根据自己对风险的主观认知而不是客观概率来做出保险决策的。传统的理论简单地认为主观认知等于客观概率，也即投保人与精算师都按照一个相同的客观概率对保单进行估价，这显然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借鉴行为经济学关于主观概率的研究成果，不少学者针对保险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给出了独到的分析。Johnson等（1993）借鉴Tversky和Kahneman提出的前景理论特别是人们对概率认识会有一个主观扭曲，指出人们面对巨灾这种小概率、大损失的事件时，会倾向于冒险。Ciccheti和Dubin （1994）进行了一项有趣的调查，研究人们是否愿意为电话线的损坏进行保险。在这项研究中，电话公司要么要求消费者为电话线维修支付大约60美元，要么要求消费者每月购买0.45美元的保险。假设电话公司估计了电话线损坏的概率，其期望成本仅仅是0.26美元。通过考察不同地理区域电话线损坏的概率与电话线保险购买的联系，Ciccheti和Dubin证实人们赋予电话线损坏的概率是非线性的，同时还检验出了现状偏差现象，即那些先前没有购买保险的人，在有新的险种推出时也很少购买。这支持了前景理论对保险购买行为的解释力。在政策分析方面，主观概率与客观概率的不一致也引起了保险研究者的关注。Sandroni和Squintani（2007）分析了当有一部分高风险（即出险概率较高）投保人因为乐观而低估了出险概率时，在具有不对称信息的保险市场上，传统的Rothchild和Stiglitz市场均衡不再存在。特别地，基于“主观概率等于客观概率”的假设而做出的“强制保险因其能够促进交叉补贴而同时提高高风险与低风险两类投保人的福利”论断不再成立。这项研究显示，行为经济学的引入，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解释异象方面，还能结合规范的分析方法有针对性地提出新的政策建议。 （四）后悔厌恶与保险市场在个人的行为决策中，我们常常会考虑一个决策带来的机会成本。面对各种机会成本的权衡，一个自然的想法是个人会避免“预期性后悔”。所谓的预期性后悔厌恶，指的是经济人要避免做出一些将来有可能引发后悔的决策。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当我们考虑利用一笔财富进行股票投资或者购买年金时，我们会首先对未来可获得的收益做一个判断。如果全额投资股票，当股票价格走势低迷时我们可能会后悔当时没有选择将一部分财富用来购买年金；类似地，如果全额购买年金，当股票未来出现较高回报率时，我们可能会后悔当时没有选择购买一些股票。具有预期性后悔厌恶的个体，通常的表现是会努力避免极端的方案，倾向于选择能够多方面兼顾的、温和的投资策略（Braun and Muermann, 2004）。权益指数化年金（Equity-Indexed Annuity）就是一种能够满足投资者股票与年金兼顾的理财产品。其市场比单独的年金市场运作要更加成功，一个方面的原因或许就是因为它更能迎合投资者预期性后悔厌恶的心理。在对具有不对称信息保险市场的政策研究中，Huang et al.（2007）首次研究了不可观察的消费者预期性后悔厌恶对保险市场均衡和福利的影响。该模型假定投保人分为两类，一类具有预期性后悔厌恶，另一类则是标准的效用最大化者，这两类投保人的其它方面如风险厌恶、初始禀赋等相同，并且两类投保人都自行决定付出多少防损努力来降低出险概率。由于消费者的预期性后悔不能被保险公司直接观察到，保险人采取分离合同来甄别投保人的类型。作者指出，这种不可观察的预期性后悔厌恶可以导致保险市场出现“优选择”：有预期性后悔厌恶的投保人会呈现出更加谨慎的态度，他们愿意购买更多保险，同时采取更多防损努力，从而表现为较低的出险概率。这里我们明确一下“优选择”的概念。在保险研究中，“逆选择”指的是有较高风险（较大的出险概率）的投保人会购买高额保险，而有较低风险的投保人由于其不能被保险人识别而被迫购买较小额度的保险。不对称信息可导致保险市场出现逆选择这一论断最早由Rothschild和Stiglitz用Nash均衡的方式严格地推导出。但某些保险市场的实证文献却恰恰给出了相反的结论，在汽车保险和医疗保险中，市场呈现出的却是高风险人购买小额保险，而低风险人购买高额保险。学术界就把这种现象称为“优选择”。优选择的起因引起了保险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除Huang等人的工作外，de Meza和Webb（2001）从风险态度的异质性方面给出了解释，Sonnenholzner和Wambach（2009）则从消费者折现率的异质性方面给出了解释。当然，基于不同的假定，最后得出的为消除不对称信息不良影响的政策建议也各不相同，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他们的文章。 （五）冲动性消费与保费评级最近，车险市场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实证研究（Brockett and Golden,2007），研究发现在被调查者中，相对于出车祸频率低的群体，出车祸频率高的群体其银行贷款的信用记录也较差。这种理赔次数和银行贷款信用记录之间的相关性不仅激发业界试图借助消费者银行贷款信用记录信息来对其进行车险费率评级，也引发了保险经济学家去探索这种相关性背后的成因。在Brockett和Golden的这份综述中，作者指出，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数实证文献表明，车祸频率较高的群体通常更容易寻求刺激、贪图冲动的快感、对他人或社会缺乏责任感。现在，我们还未能找到直接的实验或市场证据能够证实高风险与冲动性消费间的联系，但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值得有兴趣的研究者探索。 （六）保险公司竞争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进展是，组织管理学家能够借鉴其成果来考察商家如何抓住消费者的心理特点来制定营销策略。这方面的研究通常假定消费者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在做决定时由于心理因素的作用而受到商家策略的影响，而商家被认为是理性的，他们依然像传统的研究所认为的那样，进行着完全理性的博弈。现在的文献之所以选取这种设定，是因为我们普遍认为商家的决策更像一个集体行动，会比单独的消费者更加理性。虽然在保险市场的研究中，将行为经济学与保险公司博弈结合起来考察的文献尚未出现，但最近一篇将行为经济学与金融机构间竞争（保险公司可以看作是金融机构的一种）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值得我们借鉴。在金融服务中，消费者常常感到金融合同条款晦涩难懂，特别地，在保险市场上，各家保险公司出售的同类型保险产品其条款和赔付也形态各异，让消费者无从比较。Carlin（2009）对这一现象作了分析，指出金融条款的复杂性可以看作是商家为了避免信息过度披露而引发激励竞争的一种销售策略，这种策略会降低消费者剩余。虽然当前直接考察消费者行为对保险公司不完全竞争策略影响的学术文章尚未出现，但我们预计未来这一方向会有所突破。结束语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结合自身的研究体会，对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当前研究的基本主题、及其在保险研究中的应用做了一个简要的综述。可以看出，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借鉴到保险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是近几年逐渐兴起的研究潮流。有些主题，比如非期望效用理论、主观概率、不明确厌恶等的应用，已经得到了较多结果；但另外一些主题，比如消费冲动性行为对保险市场的影响、保险公司针对消费者行为特性而采取的竞争策略等，尚缺乏有效的实证分析和严密的理论论证。还有些课题，例如消费者行为对年金购买的影响等，更是处在探索阶段，只有少见的几篇探索性文章（Gazzale and Walker,2009），正式发表的成果尚未出现。总之，行为经济学与保险研究的融合，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新的研究领域，值得有兴趣的研究者关注和思考。我们相信，不远的未来一定会看到更多更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 参考文献：1 Asch, 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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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article, we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ome basic concept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ir recent applications in Insurance Economics. We hope that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to interested readers.Keywords: Behavioral Economics, Insurance Economics作者简介：赵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后；陈秉正，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