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给我们的启示

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给我们的启示李颢：无限论坛现在是第54期，我们今天很有幸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李景亚先生，一位是王兵先生，我们这个活动非常松散也非常自由，主要我们这个论坛是研究院主办，想跟外部的专家一起交流业界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大家互相沟通一下内部信息。王兵先生是人民邮电报的副主编，科技部的主任，是中国通信协会的理事，李景亚现在是陕西移动太原公司的主席，主要做科学发展观的工作，这两个先生一起跟我们分享大跨越这本书背后的一些故事，因为大跨越讲述了电信人30年的风雨历程，倾注了几代电信人的智慧在里面，他启发了我们把握全球发展的机遇，实现行业跨越的发展。我们首先用当生欢迎这两位先生的到来。 我先问第一个问题，两位都是通信界的专家，非常了解中国通信业的发展历史，两位能不能用一句话先来给大家简短地概括一下这30年来中国通信业的发展史。 李景亚：我感觉到这30年发展确实是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的30年，也是伴随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电信崛起发展的30年，当时的主要特点是进入个人通信时代，到现在我们又面临着一个信息社会的建设，出现这个领域会更加的广泛，不仅仅是通话，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所以我感觉随着通信发展，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会产生更加广泛深远的影响。 王兵：我觉得因为这个书的一些章节，我参与了其中三章，我的感觉就是这30年里面整个电信业是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以一种比较恰当的方式建设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填补了国民经济的一块展板，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块平台。 李颢：中国通信对您感受最大的事情？ 王兵：因为我在书里面主要是跟技术相关的，但是有两件事情是对我来说，但是我觉得在30年里面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是国家的政策，应该说是运用了国家的政策，外汇、利润返还90%，还有就是附加费，这个政策对于发展是起决定意义的。第二个就是90年代后期开始上市，运营商的上市对于整个电信行业发展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解决了资金的问题，利用融资的手段，这个其实说白了还是个钱的事，中间我想了想，跟技术相关的主要是这四项技术，第一个是程控交换，跨越式的解决了电话的节点的问题。第二个是从全部组装上具有了新的意义，现在可以很轻松地满足最大的需求。第三是移动通信，能够在电话之后，在90年代后期到 200几年前面一直保持持续发展的一项技术，使整个用户的数量都有巨大的增加，第四个就是互联网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跟前面的相比，前面这三项基本是处于和别人合作，但是互联网我也参与了，我觉得互联网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很多人在，不光是电信，但是这件事情对于整个电信业的影响也是，这个两项跟钱有关的事情，四项跟技术有关的事情，应该是牵扯这30年的6个点，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 李景亚：我结合我个人通信行业的一些经历谈谈我这30年感触比较深的几个细节，我是81年进了一家县邮电工作，当时81年刚刚改革开放，没有几年时间，当时我们国家的通信状况非常落后，尤其县里面普遍来讲是非常的薄弱，各方面都微不足道，当时邮电局最吃香的有两种，一种话务员，因为电话当时是为党政军服务的，那时候是人工电话交换，领导要打电话必须经过话务员，所以话务员是最吃香的，有时候没有关系的话你可能很多电话都打不进，这个过程特别复杂，所以话务员那时候修一个规定，话务员嫁给县里面科级以上领导的比较多，因为他跟县里面领导接触多，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要么是电报，有了紧急的事情拍电报，要么就写信，那时候投递员在老百姓当中，一说你是邮电局的，就想到投递员，所以从这个细节上咱们能感觉到当时电信起步是多么的落后，尤其是电话，跟老百姓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我是85年调到邮电管理部门，开始进入山西有点报开始工作，报社有电话，但是我要跟我家里，从太原往家里面打电话，家里没有，你家里联络不行，我只能去发电报，整个90年代以前，电信发展就是这么一个落后的状况。当之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我们电话普及每百人不多半部，确实是一个很落后的状况，而且在90年代以前发展也是相当缓慢，尽管王兵刚才也讲了，80年代已经陆续出台一些政策，但是那时候因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所以整个电信的发展没有一个本质的一个改变。 到了90年代以后呢，我感觉那时候开始，我91年成家，家里开始装电话了，尤其是92年小平南巡以后，整个我们国家确立了市场经济一个体制以后，整个迎来了一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大的发展，一个飞跃，对通讯发展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这个时候电话开始逐步地进入平常百姓家，那时候我们家也开始装电话，但是那时候电话非常紧缺，初装费特别高，装电话要排队，要找关系，所以那时候接线员是最吃香的，你必须要请他吃饭，甚至要送烟送礼，包括我那时候是邮电管理局的报社的记者也不能幸免，倒不说要送他什么东西，但是装完电话以后要请他吃饭，好像这已经成了一个常规，所以这就是90年代初是这么一个状况。 到了95、96有了移动电话，到后来之后，电话就非常普及了，尤其到了98年邮电开始分离，这时候电话的普及程度就非常广了，那时候就反过来了，不是客户求邮电部门装电话，整个局势改变了，所以我感觉从这几个细节感觉出来，这几十年的一个发展过程，通讯是怎么逐步地跟经济，跟老百姓的生活贴的越来越近，怎么成为我们老百姓平常工作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沟通工具，到现在我们用电话手机已经不单是一个信息的沟通，而且我们很多想学习的工作，作为工作的工具，包括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确实通讯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生活。 从大跨越这本书，我参与的也有大概5、6章的写作。 我感觉两个事情对我们发展比较大，一个就是当时90年代初邮电部决定上GSM和CDMA的选择。那么历史是不可假设的，如果当初要拍板上CDMA或者两者同时引进的话，我们后来要加入WTO作为筹码也引进的时候，但是实践证明国家也给了很多扶持的政策，但是由于营销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说不清楚，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这里面当然也要分析这个原因非常复杂，这是一个我们，在重大的这种引进一些技术决策的时候，是需要先进的资源。这一点吴部长非常有先见之明。 第二个也是跟吴部长有关系，就是移动上市，因为当时在80年代中英签署联合公告以后，明确97年香港回归，当时国家提出来我们内地的部门逐步地到香港去，参与香港的一些经济建设，为97回归以后我们内地跟香港的经济的共同繁荣，为香港各行各业的支持做一些准备，邮电部门那时候已经在提前做一些准备，也在香港成立了机构，最早有通讯器材方面有，后来成立天波公司，主要还是为内地和海外引进一些技术，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至于资本市场这一块还没有很清新的思路。 但是在到了94、95年的时候，吴部长就已经意识到应该通过际世界这个经济贸易的这么一个中心，借到香港让我们内地的电信市场走到世界，一方面引进一些资金来加快内地整个电信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在香港上市以后，这个公司成为一个上市公司以后，能够尽快地融入国际化当中，引入一些国外一流企业的先进的管理经验，运作模式等等，已经有这个方面的想法了，所以说当时中国电信红筹股在香港上市，它就是非常有先见之明，在96年吧，成立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然后开始做一些前期的准备，我们那个时候首先做的第一步就是控股香港电讯，控股了一家电讯公司，收购他13%的股份，因为股份公司规定你控股12% 可以派一个董事过去，控股了这个你是需要资金的，这个过程比较周折，首先控股它，争得国务院的支持以后，我们打包广东和浙江两个省的移动业上市回来钱以后再来支付这个，这个是整个前期的套路，那时候吴部长有很深入的思考，到最后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在香港兴风作浪的时候，那都是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急，在那时候中国电信逆势而上，成功地进行了国际化的运作。 这个其实对后来中国移动的发展是有决定性的作用的，我也在分析，为什么后来在同等条件下，分成6家也好，3家也好，为什么国家对联通的扶持一直很大，联通一直没有壮大起来，跟移动市场份额比例拉得越来越大，为什么，我感觉移动成功地在海外上市，最早的荣辱国际化的大的背景，接受了国外很先进的管理运营方面的体制、经验，按照这个规律经营企业，我觉得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原因还会有很多种，所以我就谈这两点比较深的感受。 李颢：二位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大跨越背后的故事，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李景亚：因为我参与进去的话，应该是比较早，但是前期的情况我后来听他们说的，去年不是改革开放30年，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电信业大发展的30年，所以在去年07年的可能在年初的时候，原来一些老邮电的同志，尤其一些已经离退休的一些省邮电管理局的老局长，当时他们都是见证邮电大跨越、大发展的老的同志，他们就给吴部长提议，应该写一本书来回顾这3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史，这个意见反应到吴部长这儿，吴部长比较深入地思考，提出来当时就写这30年一定是写30年当中最让人难忘的故事，要讲故事，而且就是很明确地提出来要用报告文学这种体制来写，一定不是光写给我们业内人来看的，而是给全社会人。 而且他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想法，包括书的整体架构师怎么回事，中间有些章节应该讲怎么样的故事，比方政策篇，资金篇，程控电话篇，移动电话篇，光纤的建设，走出海外，方方面面他都有设想，所以在97年中间的时候，可能他们就已经接触了一些社会上一些作家，还有写作机构，一开始想委托外面的来写，因为考虑到我们内部的人写报告不是太擅长，我们都写惯了总结材料，新闻报道，可能他怕将来可能口碑比较差，所以接触了大量外部的作家，后来接触的过程中感觉到外部作家很难在短期内进入到通讯发展，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专业的东西太多了，理解不了，一个感情不会参与进去，写出来的东西会特别理性。所以后来想到了依托我们内部的作家，所谓的业余作家，到哪儿找作家，首先想到了人民邮电报副刊这30年也对通讯业大发展重大事件都是给予了及时关注，所以他资料很全，而且人民邮电报在业内有非常有名的写手，所以确定了以人民邮电报为主要班底，加上几个业内比较有特长的写手加起来组成了写作团队，启动会是在江苏，在07年10 月开了启东会，在启东会上，吴部长首先讲了他的思路，参与的领导，包括各个省的一些老领导都提了自己很好的建议，回来之后写作班底根据领导的这种讲话当中的意思，归纳了一个写作提纲，这个提纲后来经过了吴部长的审阅，最后确定现在基本上的一个框架，现在开始分工，分工以后开始收集素材，找资料，包括到档案馆，相关部门找资料，包括翻阅人民邮电报的30年的合订本，工作量很大。 比方我写移动我就去找，从87年以后的，反跟移动有关的就复印，近几年网上就有了，开始归类研究。采访了大量的人，上千人，确实是，首先主要集中在北京，原来部里面的领导，还有参与一些重大项目的具体的一些人员。还有各个省的选的一些典型的，包括广东，福建，江苏，山东，辽宁，湖北，河南，这些地方都去，去采访。这里面比较可贵的就是，这次采访涉及的面这么宽，时间跨度一年多，是带有抢救性的采访，因为有些人我们采访的时候还健在，书出的时候已经不在了，有些人你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神志不清，躺在病床上，业提供不了什么。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评价，吴部长担当主编，大家方方面面参与进来，写这么一个电信30年的发展史，确实是对回顾总结30年的发展的历程、经验，对我们以后通信发展的指导有非常大的意义，确实非常可贵，我感觉到每一个通讯行业的员工都应该把这段历史了解一下，确实是对我们从事现在的工作，以及下一步我们企业的发展也好，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我觉得时间关系就不讲了，我简单讲一个。因为有时候书里头不写的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当时广东上模拟移动通信，其实在83、84年的时候，广东就已经根据市场的需求，他们已经提出来想上模拟移动通信，为什么一直到了87年才开通，这里面也是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资金，想上，但是那时候的邮电部没有积累，那时候很穷的，国家也不给你，所以当时我印象是84年，广东分管的领导找到了邮电部，我们想上移动通信，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方向，但是当前形势在整个大的环境下，包括国外认为移动通信都是奢侈通信，豪华通信，不是一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所以给邮电部领导一说，我们邮电部是一个小部，一年国家给多的建设资金全国才4个亿，你这个国家一上移动就得几百万，上千万，当时邮电正好是解决瓶颈问题，要解决打市话难，打长途难，根本忙不过来，出现一个新的技术、新业务，根本顾不上，但是广东人确实是敢为天下先，他们认准了，后来他们自己想办法，部里面给不了我们钱，我们自己想办法，就开始跟香港大东电报局合作，因为大东电报局已经开通了移动通信，广东政府也给了一些资金，后来经过反复的，包括中间还有对机子的选择，是摩托罗拉还是爱立信，最终87年9月还是10月正式开通了，而且我感觉当时虽然也有人有这种意识，但是那时候思考问题其实还是跟政治挂钩比较多，他当时提到广东虽然决定上移动通信，但是他当时作为一个标准，他就说五运会的时候上海开通了无限寻呼，无限寻呼作为一个业务也好，作为一个技术也好，我们六运会开通的时候我们也得有新玩意儿，所以我们要弄一个移动电话出来，他有这种政治情节在里面，现在我们做很多事情为国庆60周年献礼，这个意识还有，所以当时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李颢：中国移动如果想突围的话，可以从历史里面借鉴一些什么？ 王兵：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觉得从30年的发展来说，我觉得值得总结的经验非常多，有些其实已经在随着发展的过去过去了，有的还是会在以后的发展还会有，不知道多长时间，可能我们今后跟3G还会发展作用，发挥它的影响力。我个人觉得中国移动现在拿到这个TD这个拍照，应该说TD从技术基点来说，应该是技术知识相对来说不那么成熟，这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如果从历史发展去看，我们中国移动作为国有企业，发展不能脱离国企，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的环境，应该把我们的发展纳入整个社会的发展，企业这么发展是更有长远性，咱们过去30年电信业的发展，是我们在充分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最终还是要靠市场化解决问题。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最深刻的一个感受什么问题到最后解决的时候，可能中间里面有政策，有技术各方面的因素，最后还是靠市场解决问题。所以服务一定要受到市场，投资下去的钱，最后从老百姓那儿用这个业务把钱回过来，这是一种良性的发展。 说得更深刻一点，现在我们电信界里很多业务，或者我们的技术领域其实都是在跟别人学的，我们在运营企业管理，发展业务这些模式，我们在技术上学朗讯，学爱立信，他们的一些技术理念，但是现在到了发展TD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运营商里面有小兄弟在干活，原来我们跟着世界上最优秀的运营商，跟我们的爱立信这些公司，是我们的师傅，现在没得可学了，我们还要带着一帮产业链里相对比较弱势的制造商，我们要一起做这种事情。我觉得中国移动要去发展TD，需要站在全社会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需要站在市场的角度。 另外一个创新的合作模式。就是我们合作是最起码，我们还要不停地探索，现在电信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在美国一个发达国家，包括电信你去投资干别的，或者别的投资干电信，但是在中国好像什么人干什么事都是规定好的，你去干别人的事都会遇到阻力，我们电信发展30年里基本是干一件事，从来没有思考我去搞什么事情。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如果你不去搞别的事情你就没有发展的道路，我们过去30年里发展技术创新，全是做一些指标游戏，容量，速率，只要技术进步了之后，马上就带来，买来设备之后你不考虑市场，哗啦哗啦钱就进来，你能不能把这个技术用好，这种事情现在没有，所以我们还要考虑我们现在干别的，还要干什么，过去我们干我们该干的事情，国家规定好的你去好好搞个电话，便宜，又能满足需求，现在我们还要干我们，现在该干的事差不多了，要干能干的事，我们有能力干过去没有干，比如你要到市场去做，个人用户，你随便搞个手机音乐，想想人家唱片公司怎么搞的，你要搞手机报的时候，媒体怎么搞的等这些，而且在中国目前来说很多行业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进入门槛，比如一些视频，比如技术领域。 李景亚：结合大跨越这本书，我想说一个事实，因为大跨越其中有一章叫“消化吸收扬国威”，其中讲到上海贝尔这么一个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全国大规模大家电话的时候，其实当时技术最好的是美国，当时我们跟美国进行了很多次的谈判，但是美国人要价特别高，美国人跟咱们谈判的过程当中特别傲慢，我们后来就放弃了跟美国的谈判，去跟欧洲谈判，但是我们国家要上程控电话，我们十几亿人的大国，这是多么大一个投入，所以我们尽快要引进消化吸收，发展我们民主自己的产业，所以当时提出来成立这么一个厂子，但是当时对通讯技术还是非常非常封闭的，我们后来在欧洲找到了一个比利时的一个国家，他愿意把他的程控电话技术拿出来和我们合作，成立一个上海贝尔。 王兵：因为比利时贝尔也是有条件的，因为美国人要在比利时建立一个导弹基地，但是比利时他不太希望美国人去，但是你要给我一个条件，就是让出一块中国程控的市场，所以当时中国为什么跟他合作？别的人他没有这个条件合作，到后来美国人在比利时那儿答应了，建没建这个基地我记不清了，因为这个事情答应了之后，才允许比利时贝尔和中国合作，因为和中国合作肯定是挣钱的。 李景亚：上海贝尔是1984年成立的，成立了之后上海贝尔生产出来的程控交换机，3年之内才卖出了17万线，亏损1000多万，几乎陷入倒闭的状态，因为首先价格上没有优势，再一个技术上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说他就濒临倒闭，在这个时候政府出面了，邮电部那时候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专门为上海贝尔的生存开展了一个工作会议，出台扶持政策，哪个邮电管理局买这个交换机，财务补贴每线25%，先定的先补贴，定的越多补贴的越多，上海市也和海关、银行这些都给了很多优惠政策，海关给他免税的政策，进口一些散件啊，上海市提供了一些贷款什么的，资金方面的扶持，这种情况类似于我们现在做TD不成熟，但是现在政府是下大力气一定要把这个事情顶上去。前一段也在谈，甚至可以和当年的两弹一星相媲美。 那么在中国来讲，有党的支持，有政府的支持，做一个事情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况且从TD技术上讲和当年相比，当时政府下了大的力气，最早用他S124的几个省是安徽，他在那儿当管理局局长，他大胆地决定我用这个国产的设备，安徽离上海也不远，但是他在安装调试过程遇到很多问题，就跟现在TD情况一样，麻烦很多，厂家的人就住到安徽，或者有什么情况他们回去一趟，调试了半年多，一年，磕磕绊绊地终于建起来了，在安徽是一个试点，他这个技术上突破以后，那些小的问题慢慢慢慢地就无阻挂齿了，慢慢完善，所以我们程控交换机完全开始国产化了，后来各个省都用这个了，不再用国外进口的设备了。原来我们引进一线程控交换是300美元，由于上海贝尔后来的崛起，我们现在一门的价格也就是100美元，价值一下就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们面临TD的状况跟当时有点相似，国家给了很大支持，包括很多政策上的支持，再有一些业务合作上，比方我们的电视，CMMB，我相信通过政府的政策上的支持，通过我们移动现在，我们也便我们原来发展的思维模式，以及我们现在出面牵头产业链的一个整合，以前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为了技术公关，我们得出面整合这个产业，所以我相信通过一到两年或者多长时间，TD技术会越来越完善，下一步业务发展的问题，刚才王兵讲的，市场化运作，满足了市场的需求，特别捕捉到了潜在的市场需要，我想我们下一步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话音通讯了，其他这个是非常广泛的。 王兵：其实吴部长说过一句话，决策是什么？在你似是而非的时候，你找到问题的主要方面，做出一个决断，其实很多我们写书的过程里面，写书的人他都希望把这个事情写得很鲜明，主线要突出，但是实际上你要把每个细节都问到的时候，都是每个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当时都是有点糊涂的。如果大家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事情这么干，那就不是决策了，正常人就做出一个判断。 当时我们采访光缆跟铜揽的时候，那是因为中国没办法，做了1000多的载波，咱们中国多少多少，所有的铜加上去都不够。我们加工一些机床，因为中国的钢材不行，隔一年机床就要坏，也是一样的，这些东西也不卖给你，做出来的东西，拉出来的光纤用几年也很费劲，但是你一有了以后，老外对你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他跟你谈合作，你有了这个，我再给你一个，咱们合作。但是如果你一点都没有，那你就白挨欺负。 问：未来到3G后，其实供大于求了，所有应用已不是用户离不开的关键应用了。有个问题，回顾30年中国电信业产业变迁，展望未来10年，您对产业的看法？ 王兵：我觉得电信发展到今天，其实它的行业属性发展了变化了，跟咱们相关的，过去30年很多跟我们很接近，铁路，电力，自来水，民航，银行，都跟咱们非常非常贴近。但是现在电信业发展差别很大，我们电信业还是高科技行业，它所应用的东西不是稀缺的。但是现在电信用的是什么？美国那个地方随便产一铲子沙子就是可以做芯片，他的原材料非常便宜，就是一层层技术上去行业才发展的，所以它的高科技属性决定了未来电信行业整个的布局要沿袭高科技布局。 高科技产业必须要有创新，但是电信创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上，而这种创新如果你不能给大家带来好处就没有人用。如果10年之后，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比如现在我也想过，如果10年之后电信运营商肯定有管渠道的、合作伙伴的，这些人肯定特别吃香，他本身他要通过让电信业跟别的行业，别的产业链发展关系，慢慢会成为整个企业里面中间的力量。非常多的技术问题，过去是交换科，数据科，后来慢慢地做市场，这也是发展的一个，因为到那边空间更大一点，在运营商里面自己做事会成功，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体现。还有电信业务可能也发生一些变化，有的业务是联合品牌，因为现在高科技的消费有很强的模糊性。电话谁都必须要买，无论是卖菜的老太太还是大学教授，这个东西不变。但是要发展的话，肯定还要增加一些特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