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doc

国际机制与后霸权时代的合作读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是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罗伯特基欧汉的最主要的著作，此书可谓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石，使新自由主义具有了与新现实主义进行平等对话的体系理论支撑。一、霸权之后的结构及理论主张霸权之后一书共分四大部分计11章，论述的核心问题就是在霸权衰落以后，国际合作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第一、二、三章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提出了本书主要旨在解决的霸权后合作的问题，同时，阐明了权力、财富、霸权等概念以及采用的体系层次的分析方法。第四、五、六、七章为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是该书的主要部分，主要论述了没有霸权的合作是可能的，这种合作可以通过国际机制的作用而得到促进。分析了既有机制在创立消失后，机制的连续性问题。第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说明了当代国际机制的创设，主要是通过战后美国的政策来解释。第十一章为第四部分，对前面的论述作了总体回顾，并评估了合作的道德价值及其对政策的含义。以下，将较为详细的概述这四个部分的基本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谈谈阅读该书的感受与认识。（一）问题与概念在这部分的始初，基欧汉就提出了其主要打算解决的问题，“当存在共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的。”（第4页。）作者指出了两种对合作的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现实主义的看法，其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纷争盛行，偶尔的联盟合作也只是均势的结果；与此相反，“制度主义者”则认为相互依赖而出现的对政策协调的持续需求，导致合作的出现。对此，基欧汉的观点是在有些条件下，合作在互补利益的基础上是可以发展起来的，并且国际制度的影响着已经出现的合作模式。（第7页。）随后，作者分析了展开研究所涉及的概念和方法论问题。其认同了罗伯特吉尔平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中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之间相互的和动态的相互关系”的这一概念。主张把财富定义为“获得满意的手段”，同时建议从控制意义上定义权力。作者也认识到财富与权力的互补性问题，认为国家面临大部分重要政策选择是在（财富和权力的）消费与投资之间进行相对的衡量。就方法论而言，该书的分析主要是一种体系层次的分析，当然，在论述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时，也超越了体系分析而进行了单元层次的分析。第三章主要研究了霸权概念在合作问题研究中的价值和局限等问题。首先，作者定义了霸权，指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基欧汉认为传统的霸权稳定论主张的“具有超强实力的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能力越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就越多”的论断是一种“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其次，他提出所谓“经过提炼的霸权稳定论”，把霸权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国家是足够强大的，能够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则，而且它愿意这样去做”。（第33页。）这种解释框架仍然强调权力的意义，但是它比粗糙的权力理论更加重视强国的国内特征如，国内态度、政治结构和决策过程。其指出了单纯的物质性霸权对于合作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主张从愿意去领导和有能力去领导的意义上去界定霸权的概念，有助于思考潜在霸权国家面临的激励问题。最后，基欧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所谓“意识形态霸权”概念的意义，指出次级国家中精英们认识到牺牲有形的短期利益可以获得无形的长远利益，形成的“服从”对于解释霸权合作有重要价值。（二）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这一部分是本书理论构建的核心部分，主要论述了没有霸权的合作是可能的，这种合作可以通过国际机制的作用而得到促进。首先，作者阐明了和谐、合作以及纷争的相互关系。指出和谐是指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行为者的政策能够自动的促进其他行为者目标的实现。而合作需要通过谈判的过程（政策协调）经各个独立的个体或组织的行动变得相互一致起来。通过政策协调过程，当行为者将它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第41页。）导致合作的政策协调不总是涉及到谈判和协商，也可能出现“适应性调整”的情况。同时，合作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相反，合作是与冲突混合在一起的，并部分说明要采取成功的努力去克服潜在或现实冲突的必要性。 基欧汉主张理解国际合作，有必要理解制度和规则是怎样不仅仅反映世界政治、同时也影响着世界政治的事实。为此，其对国际机制进行了界定和辨别，基欧汉认同把国际机制定义为“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其中，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信仰；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决策程序是指流行的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同时，国际机制对行为是具有禁制的含义，它们限制着特定的行动并禁止其他的行动。此外，机制有别于协议，机制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促进政府间特定的合作协议的形成。虽然主权和自助原则意味着国际机制中的原则和规则必然要比国内社会中的要弱，但是由于国际机制可以影响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界定，通过影响与预期和价值观念，国际机制可以促进合作。“国际机制不仅和自身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在一些条件下对有效地追求自身利益来说是必要的。”（第63页。）在第五章，基欧汉阐明了由于国际机制的存在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仍能出现。首先，其通过囚徒困境下的最优战略是“背叛”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的分析，指出即使在行为者相互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中的信息和沟通的障碍也可能阻碍合作的实现，并导致纷争的涌现。随后，基欧汉分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性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他指出要区分国际机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层面，限制因素和决策。理性选择不等于自愿选择，这里的“选择”是存在限制的，如环境因素和强有力的行为者。“在解释结果时，实现存在的宪制性因素也许比选择过程本身更重要”。（第72页。）理性选择假设中的“理性”也是存在限制条件的，比如国际机制的存在会改变对“理性”的考量（如黑手党组织对于囚徒困境下的囚徒）；行为体道德标准的客观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为体的“理性”估算。行为者的价值观念都会影响其利益判断，“任何理性分析都不得不假设一个先在的权力、预期、价值观以及准则的背景，这些因素对利益的决定和估算的作出产生着影响。”（第75页。）基欧汉还分析了在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与小集团的集体行动问题，指出在涉及集体物品以及囚徒困境的状态下，战略的互动过程是能培育合作的。即使基于利己主义的假设，霸权后行为者之间紧密的互动有助于替代或者补充一个霸主的行动，后霸权合作可以实现。国际机制的形成有赖于共同利益，随着相互依赖的增强和政策空间密度的增加，对国际机制的需求也会增加。基欧汉指出功能解释对于架构制度理论的重要性，还利用“市场失灵”理论论证了机制的存在对于合作实现的意义。在其后的第六章，基欧汉论述了所谓“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其从“倒置的科斯定理”出发，指出机制所具有的一系列功能可以改变行为者的预期（功能性解释），正是这些预期解释了机制的形成。机制的这些功能包括：机制形成“法律责任”（建立了关于其他人行为模式稳定的相互预期，以及发展使各方将它们的惯例或者行为调整到一个新环境中的有用的关系网）；影响交易成本（包括降低合法谈判的交易成本并增加非法谈判的交易成本、既定机制下较低的交易成本、“规模经济优势”、议题联系补偿支付的便利）；减少不确定性（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提高欺骗和不负责任行为的成本）。随后，基欧汉还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国际机制的遵守问题。其一，既有机制的价值问题，协议和机制构造的高成本使它们变得非常重要，而机制建设的高成本有助于既有机制的延续；其二，议题联系而产生的报复关联性原则使得行为者更倾向于遵守机制，先例和报复对行为体利益的影响，也会影响其理性选择。在第七章，作者基于对理性利己主义假设的进一步放宽，分析了有限理性对国际机制功能理论的意义，淡化利己主义对国际合作的影响，并分析了移情对解释合作的意义。首先，作者指出行为体所具有的是一种有限理性，谋求的是一种“满意”而非利益最大化。“粗略的概测规则所提供的便利，以及长远而不是短视地计算自身所具有的优点，促使利己主义的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深受有限理性限制之苦的政府，更加倾向于遵守国际机制的规则。”（第115页。）同时，国际机制也可以通过对未来政府的行动自由加以限制来影响其偏好。国家对于自身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分析，可以有四种模式即独立的、工具的、情势的和移情性的相互依赖状态下的利益。放宽利己主义的假设，国家可以实现移情性的相互依赖，重新定义其利益，可能进一步促进合作。随后，作者又对国际社会中的两种行为模式“覆盖在规则表面的道德主义面纱”和“不均衡的交换关系”作了理性利己主义和移情性相互依赖的两种竞争性解释。对于“视规则为道德义务”的行为，利己主义的解释是违约的成本声誉的丧失和“一报还一报”的互动原则使得道德义务的遵守成为可能。对于不均衡的交换问题，作者在对互惠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从利己主义的现实收益与未来收益均衡以及移情性依赖的利他主义进行了两方面解释。在本章结论部分，基欧汉还提出了行为者的学习引发的利益观念的变化对国际机制变动有重要影响。（三）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第三部分，作者主要是对其所建构的理论模式进行检验，应用权力、利益、霸权、合作与国际机制的概念来理解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第八章主要说明了战后时代霸权与合作的互补性：美国的力量推动合作这个事实，部分是通过建立一种根据美国利益取向来组织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机制来实现的。第九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国际经济霸权机制的衰落，同时认为霸权稳定论为理解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些既有价值的解释。作者还说明了，霸权稳定论或者其他任何仅仅以权力变化为基础的理论，在解释合作类型的变化上是不够的。“如果霸权稳定论可以成立的话，国际机制的维持将比人们预料的要更长。”在第十章作者以发达工业国家相关的新的国际经济机制国际能源机构为例，分析了国际机制所具有的一系列功能，如降低政策协调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为各国政府提供信息的措施等，这些都促进了国家间的合作。（四）制度的价值与多边的代价该书的最后一部分也即第十一章，主要对本书做了总体回顾，并对国际合作中的道德价值及其对政策的含义进行了分析。作者通过对道德问题的探讨，认为当代国际机制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从强调国家自主权的重要性这一标准基础上，可以证明为正当的。同时，作者主张，其理论的政策意义直接源于自我对国际机制在供给和分配信息问题上的重视，也就是说，信息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从信息的可获得性中受益。其主张如果行为体之间能够通过机制相互承担责任，那么在不确定的未来情况下，对自己的行动自由进行限制，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就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互惠行动的影响可以降低不确定性。二、对霸权之后的几点认识（一）该书所构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理论假设前提上向现实主义妥协。该书论证的起点就是承认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是理性利己主义的。在其后的分析中都是以此为起点进行论述的。（二）与结构现实主义相类似，该书中大量的借鉴了经济学的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改造。比如借鉴经济学“市场失灵”的理论，论证制度的需求与必要等等。（三）该书主要坚持了合作导向的写作思路，也即进行理论架构和分析的落脚点都放在了如何实现国家间的合作问题上。运用其所坚持的核心概念“国际机制”分析了实现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四）该书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对理性选择这一假设前提的不断补充，甚至颠覆。例如，从行为体取得信息的有限性等方面，推导出行为体的“有限理性”，又从行为体的道德约束以及国际制度对行为体的限制等因素推导出“道德的约束性”对于利己主义的影响。作者对于理性选择的假设以一个逐渐放宽的过程。（五）该书所建构的新自由主义应该说是对新现实主义的一次全面妥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由主义所坚持的“美好愿望”的分析起点。比如在所谓国际机制的创建和维持过程中对权力因素的引入，分析方法上接受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分析方法等等。自如基欧汉也承认的，其理论的构建不是对现实主义的颠覆，而恰恰是对其一种补充。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