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框架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经贸的影响及实证分析

WTO框架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经贸的影响及实证分析摘要：加入WTO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对中国经济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协整分析法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计量经济方法，评估了入世前后我国经贸的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强了我国与国外的经贸联系，利大于弊，而且中国入世后通过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关键词：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经贸;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又见抬头之际，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通过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入世前后中国经贸发展情况的比较分析，为中国宏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特别是未来制定中国经贸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一、文献综述(一)中国的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沈程翔(1999)根据19771998年中国出口与GDP的统计数据，利用协整理论，检验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性”学说，结果发现中国的出口与产业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但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李军、李阳(2001)利用1991年1月至1999年12月的进出口与GDP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证明2000年以前中国处在供给约束阶段，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出口的作用有限;杜江(2007)使用19782005年进口与GDP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结果发现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李练军、冯中朝(2007)使用我国中部地区19802005年的GDP和进出口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得出对外贸易在长期中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结论。王静(2008)利用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检验，证明进口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陈继勇(2008)运用协整分析和向量自回归模型，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结构、方式、地区分布以及参与对外贸易的企业性质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外商在华的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之间表现为以互补为主、替代与互补交织的关系。但杜江、刘用明(2004)却得出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二)直接投资(FDI)与经济增长相关论关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由钱钠里和斯特市特(Chenery&Strout，1966)提出的“双缺口模型”理论是最早的。该理论认为， FDI通过弥补资金缺口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同时由于存在结构刚性，东道国经济增长会受到国内资源不足的制约，因此引进外资有助于弥补储蓄和外汇缺口，进而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在国内，沈坤荣(1999)利用各省的FDI总量与各省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发现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包括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王剑(2005)认为FDI与出口在长期内存在互补关系，但FDI与进口的长短期关系却有所不同，在短期内FDI与进口贸易互补，但长期中却表现为相互替代。康赞亮、张必松(2006)利用我国19832004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实证结果说明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但该文将22年的数据整合在一个方程中进行解释，没有引入WTO的影响，故不能准确的描述各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二、实证分析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确定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主要代表性事件是中国加入WTO)浪潮中所受到的影响。包括在进出口方面、国际直接对华投资方面的影响等。在实证分析中，这里利用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法公式和一些其他相关的变量来选择我们需要的变量及数据。首先选择变量，对变量进行筛选，然后确定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分析比较。(一)变量的确定及数据的选择1.变量的选择。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法公式：GDP=C+I+G+X-M。其中，GDP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经济增长;C代表消费。关于消费的数据，不易收集，且受通货膨胀影响较大，暂不考虑在模型以内;I代表投资。由于是研究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的影响，所以以FDI(外商直接投资)代替;G代表政府购买。其数据也不易收集，而且一般作为调节国际收支的一种手段，暂不考虑在模型内;X代表出口，是模型中很重要的变量，可以考察入世前后我国出口情况的变化;M代表进口，是模型中很重要的变量，可考察入世前后我国出口情况的变化2.数据的选择及处理。本文选取1985-2007年间我国引进的FDI、进口、出口及GDP的年度数据以及2002一季度至2008年二季度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前者样本容量为23，改革开放初期几年的数据没有列出，故不纳入研究范围。所有数据均取自国家统计局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联合国统计月报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为避免时间序列经济数据中的异方差影响，所有变量均取实际值的自然对数值，即LnGDP、LnX、LnM和LnFDI。从表1可以看出，LnGDP、LnX、LnM和LnF- DI四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都在0.93以上。而表2因为是季度数据，FDI与其他三个数据相关系数小一点，其他的都在0.94以上。但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大并不表明它们之间就具有因果关系，因此需要用协整理论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结果1.单位根检验。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检验结果如表3、表4。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各水平变量T统计量的绝对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所对应的临界值，而一阶差分变量的，统计量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变量的水平序列存在单位根I(1)，是不平稳的。由于不平稳的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简单回归，需要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也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协整检验。这里使用乔纳森(Johansen Juselius)极大似然法。由于使用JohansenJusel ius方法，尤塞柳斯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根据非约束的VAR模型的AIC和SC准则得到最佳滞后期。当AIC和SC出现矛盾时，利用似然比(LR)来确定滞后阶数，以在动态性与自由度之间寻求一种均衡。根据以上准则，我们确定出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阶。在滞后期数确定之后，再对协整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进行验证，然后再对19852007年度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5。 由表5的检验结果可知，在1%的水平下，四变量间存在一个以上的协整关系，也就是在99%的概率下，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增长(GDP)、进出口(X、M)及外商直接投资(FDI)间存在不止一个长期均衡关系。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更是多达两个以上的长期均衡关系。也就是说19852007年之间进出口及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简单的用一个方程表示出来。既然这样，我们尝试将这段时间分为两个阶段再对其进行协整检验，看是否能得到唯一的长期均衡方程。FDI在2002年之后也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年均增长9.93%。因为我国是在2001年底(12月11日)加入WTO的，所以我们2002年作为分界，分别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而中国入世才经历6年多，用年度数据将无法进行实证检验，所以我们采用2002年一季度到2008年二季度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下面是检验结果：第一，2002年中国入世以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经贸发展的影响。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入世前，我国出口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促进GDP增长0.15个百分点;同样，进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促进GDP增长0.44个百分点;而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将增长0.15个百分点。入世前，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出口，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属于供给约束型经济，当社会无资源闲置和供给过剩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增加不会引起经济增长。入世前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进出口。第二，2002年至今：中国入世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经贸发展的影响。入世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进口，这支持了中国融人经济一体化后出现的需求小于供给的状态，当经济处于这一状态，即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源和过剩的供给能力，而总需求(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时，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总需求的扩大，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只考虑进出口变动，出口增加，即外国对国内需求增加，从而总需求扩大，通过外贸乘数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第三，入世前后的对比：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入世前的0.15增长到入世后的0.56;进口的贡献率则从0.44缩减为0.18;FDI对经济的贡献率从0.15变成了0.37。FDI和进口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可能是二者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入世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起了显著变化，随着中国由总供给不足转入供给过剩，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入世后为中国经济带来了规模经济效益、竞争效应，起到了刺激投资、吸引外资、提高要素流动性、促进技术进步等作用。三、对策建议通过以上的研究发现，建议利用世贸组织实施和管理的多边协议与协定中允许的保护措施，大力保护本国产业。利用各种途径减少和缓解国际贸易摩擦，为企业争取宽松的环境。建立能够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出口生产支持体系。今后我国政府的补贴应向初级生产要素、研发和高新技术开发方面投入。根据国内市场需求和我国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加大原料和高新技术的进口，应扩大我国的竞争优势行业产品的出口。把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转化为竞争优势产品，不断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非价格竞争能力。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标题：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加工贸易的纠偏与完善作者：冯晓玲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赵放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时间：2010-10-26 0:00:00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9期正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加工贸易产业发展异常迅猛，并逐渐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主体地位，但其发展过程也遭遇了许多质疑和非议。就在加工贸易试图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却突遇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本文对近年来有关加工贸易观念上的偏差进行了探讨，并从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角度，就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如何进行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技术方面的发展路径和制度方面的政策主张。关键词：加工贸易;纠偏;完善;金融危机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和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中国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作为跨国公司若干个生产区段的承担者，制造业中的加工贸易一直在贸易结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由于这些生产区段多为技术简单的环节，产业的关联程度低，不仅在产品的价值链中处于劣势地位，而且对于中国的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不利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原料和产品“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导致加工贸易企业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长期以来，人们对加工贸易一直存在一些误解和偏差，诸如加工贸易产品中含有过多的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即“两高一资”)产品，产品增值率低，而且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整体的比重一直处于扩大态势等弊端始终为人们所诟病。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些观念上的误区会被有意无意地放大，对这些偏差进行校正，以保证加工贸易的平稳增长，是中国稳定外需和出口的一项重要战略。而从长、短期结合的角度进行相应的技术领域的创新和制度领域的完善，不仅会使本次危机成为实现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一次契机，而且还会为将来加工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预留部分空间。一、对中国加工贸易的纠偏按照中国外贸管理制度，出口一般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方式，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接近50%，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也高达55%以上。最近几年，特别是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加工贸易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在40%以上。然而，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遇到许多困惑，有关其争论从未停止。尤其是自1995年加工贸易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一般贸易之后，对于加工贸易的负面评论更是不断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舆论导向和政府决策。1.加工贸易是否消耗资源多和环境污染严重首先，多年来对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存在一个严重误解，就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一些地区急功近利发展经济，对加工贸易设置的门槛过低，只有鼓励和优惠，没有鉴别与选择，承接了西方国家转移来的不少“两高一资”产业，付出了高昂的环境、能源及资源代价，并由此认为中国的加工贸易中含有大量能源资源消耗多和污染环境严重的产品。事实上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2002年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已经分10批次取消了1115个“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4批次对300多个商品开征出口关税，同时严格控制外商投资“两高一资”领域。这些措施对抑制“两高一资”商品出口的过快增长起到了良好作用，“两高一资”商品出口量已经出现下降或增速回落，据中国海关统计，20072009年中国出口煤炭量分别为5317万吨、4543万吨和2240万吨，同比下降16%、14.6%和50.7%;出口原油389万吨、279万吨和207万吨，同比下降38.6%、28.4%和25.8%;出口钢坯及粗锻件643万吨、129万吨和4万吨，同比下降28.9%、80%和96.6%;6类45种“两高一资”加工贸易出口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5.9%下降到2007年的4.6%。实际上中国绝大部分加工贸易产品，都是引进国外资源和资金密集型的投入品，再投入大量劳动力加工出口的，出口最多的两类产品为电子通讯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两者合计超过出口总额的一半，这两个行业都是劳动密集而不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总之，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在总体上也符合中国的国情特点。2.加工贸易的增值率是否始终偏低中国加工贸易的特点，是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多的进口含量。但随着FDI的增加和国内企业制造技术和研发能力的增强，加工贸易在中国境内采购的份额明显提高，主要表现为加工贸易增值率(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的提高。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平稳上升并保持在50%左右，从2005年以后上升趋势更加明显，到2009年已经达到82.1%的高水平，表明国内产业配套能力的提高。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最近几年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快速提升，2002年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分别只有65%和34%，到2006年加工贸易中这两类产品分别出口3913.2亿美元和2458.4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6.7%和48.2%，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比重高达71%和87%，相比之下，轻纺类产品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3%，化工产品、矿产品的比重不到1%，生铁、铁合金、电解铝、皮革等产品的占比也大幅下降。在这里需要厘清的是，由于加工贸易本质上是“全球制造”，因此本土增值率并不是越高越好，适度的进口含量是“两头在外”和利用“两种资源”的必然要求。而且即使中国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已经在一个相对高位的水平，但是由于对国外先进零部件的大量进口，中国制造业部门多数承接的还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环节，导致本国贡献给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仍然相对较低，因此整体上仍处在国际产业价值链条的低端。事实上加工贸易只是一种国家生产组织模式，附加值的高低与否并不是由加工贸易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国家(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实际上中国的服务业也处在和制造业相同的分工地位。所以政府需要做的是鼓励企业创新，提高关键零部件的加工能力和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而促进整个产业升级，而无需专门针对加工贸易的价值链条采取特殊措施。3.加工贸易的比重是否一直在逐渐强化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速持续下降，从过去的20%以上下降到2008年末的9.31%，到2009年末更是下降到-13.06%。2003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的增长幅度依次为34%、35.9%、25.6%、19.49%、18.53%、6.85%和-13.69%，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8年，加工贸易出口额一改过去多年大于一般贸易出口额的历史，开始与一般贸易平分秋色，甚至部分月份少于一般贸易。在2008年中有5个月份的一般贸易出口额超过加工贸易出口额。2009年尽管绝大部分月份中加工贸易出口额仍然大于一般贸易，但是二者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再有，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加工贸易总额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20052009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在外贸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依次为54.66%、52.67%、50.71%、47.26%和48.85%，加工贸易总额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依次为48.96%、47.25%、45.36%、41.13%和41.20%，二者都呈现出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可见，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总体的比重并非人们直观所认为的那样一直处于不断强化的趋势，近些年来已经有所削弱。二、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当前中国加工贸易持续下滑的原因，尽管外部环境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部需求急剧萎缩，以及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宏观政策调整等多重压力叠加所导致的。但从内因看主要还是中国加工贸易产业本身结构上的制约因素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大多数“两头在外”的代工或贴牌产品技术含量低，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条的低端，并没有掌控强势的话语权。1.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比较劣势依然存在，即产业技术水平落后经过数十年的工业化建设，中国虽然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但产业尤其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应从以往的从宏观上推进产业升级转变为微观上推进产业链条的升级，以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当今国际产业链可以分为研发与设计、生产制造、全球营销三个阶段，附加值呈现两头高、中间低，大体呈“U”型的“微笑曲线”形状。如果说“微笑曲线”可以形象地代表目前世界分工体系的总体格局，那么现在位于“微笑曲线”底端的中国制造业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产业技术水平落后制约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位置的上升，也制约了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转移、扩散和外溢效应，使得中国难以摆脱以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为主的分工格局。目前，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获得廉价劳动力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困难，加上同类劳动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的生产加工环节能够获得的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这样，“微笑曲线”的谷底就会日益加深。作为产业链上低端位置的一环，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如果仅满足现状，不仅会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继续恶化，而且这种加工贸易企业自身的定位又会导致加工贸易升级的动力或压力不足。由于长期从事“加工”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势，加工贸易企业很容易把自己定位在劳动密集的加工环节上，仅满足于赚取加工费，却没有动力进入研发、营销和品牌建设等战略性环节，这样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要抓住国际资本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契机，积极吸引高效优质的跨国公司，形成跨国公司在中国先进的制造业基地、服务业基地、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的一体化，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加工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价值，而且也有助于其进入全球产业链条的高端环节。2.加工贸易和FDI互为因果关系中国的加工贸易比重偏高与两个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一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有关;其二与中国对加工制造业的产业倾斜政策有关，而这两者都与FDI直接相关。首先，中国内地从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等，进行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美、日、欧的贸易流程，导致了中国加工贸易进口与出口市场的分离。在这种分工格局的形成中，外资企业是重要载体，因此外资企业在中国加工贸易发展中的作用十分突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资企业的出口额中，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在全国加工贸易总额中，外资企业占有主要份额。其次，基于国际产业转移契机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因素，FDI大量涌入并投资于中国的加工制造业中，通过对30年来加工贸易与FDI时间序列的协整分析，可知FDI的利用对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性，同时加工贸易的良性发展又进一步反作用于FDI：当即期利用FDI的数额发生1个单位的变化时，将同向地引起当期加工贸易出口额1.0001个单位的变化;进一步的，FDI的持续涌入所导致的加工贸易的非正常发展，不仅直接导致了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还推动了加工贸易顺差的扩大，而且两者之间也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当实际利用FDI每增长1%，便会促进加工贸易顺差增长1.617%;加工贸易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其决定性来源。外汇储备作为一国对外经济联系的纽带，过高的外汇储备不仅反映出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且也会造成内需不足、通货膨胀加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内外经济失衡局面。3.传统制造业加工贸易比重趋于稳定，高科技制造业还有上升空间从加工贸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传统制造业加工贸易是中国参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产业分工与转移的起点，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中等技术产业，中国充分发挥劳动力低廉，沿海地区地理条件优越等比较优势，发展“两头在外”的轻纺和机电产业，扩大出口。经过20多年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内地的本土企业竞争力日益提高，并逐渐取代了这些加工贸易企业，贸易方式逐渐向一般贸易转变，因此，这一类加工贸易的增长率开始下降并逐渐趋稳，并最终为本土企业的一般贸易所取代。与此同时，1996年以来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逐渐提高，使高技术产品加工贸易比重持续增长，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源泉。到2009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中，有85%是以外资企业为主导的加工贸易形式完成的。不仅如此，外资企业的国别来源和性质也进一步高级化。这一方面反映出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另一方面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高技术产业仍处于产业塑造阶段。外资企业固然为中国加工贸易的增长和结构升级做出了突出贡献，但这种贡献主要依靠的是以进料加工为主的形式，从制造业各个部门的产值规模来看，外资企业更多的是集中在服装、电子通讯设备等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资企业加工贸易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是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的比重。总之，现阶段外资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国从事的仍是以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组装环节为主，离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还有差距。4.相应的生产性服务发展滞后生产性服务是一种以服务形式的生产资料进入到生产链条的上下两端，作为其他产品或服务生产的中间投入的服务，它主要以金融保险、技术研发、管理咨询、信息服务、营销服务等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活动参与到生产过程中，为生产者提供专业化的知识资源和技术服务，从而提高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由“内部化”向“外部化”，或是由“非市场化”向“市场化”演进的规律性趋势。中国现在仍然有相当多的生产性服务业，还内化在加工制造业当中而没有外部化形成独立的专业化产业，这正是中国生产性服务发展水平较低，难以满足加工制造业进而是整个制造业的高层次需求，从而导致相当多的外资企业仍然使用其母公司的生产性服务或其本国市场中的生产性服务的重要原因，这就必然会降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层次与规模，阻碍本土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与全面升级。而且由于跨国公司一般都具有强大的生产性服务支持，其竞争力将越来越强。而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若只有低层次的生产性服务可供利用，必将难以同跨国公司争锋。再者，由于中国自身的生产性服务业落后，很多中资制造业企业就不得不在内部发展与企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而中资企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规模普遍偏小，专业化程度不高，这就导致制造业企业内部的财务成本和管理成本等交易成本上升，产品附加值下降，进而影响整个制造业效率的提高。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贡献率仅为26.2%，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分别低了23%、22%和11.7%。这些情况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技术创新能力低，由此在制造业的升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就难以发挥作用，最终二者共同形成了“坏的”路径依赖：制造业特征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供给难以满足需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度下降缓慢制造业升级无法获得生产性服务业的足够支撑维持现有制造业的特征，这种情况不改变，加工制造业的创造能力还有进一步削弱的危险。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加工贸易在技术层面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相关生产性服务的落后，如何使那些仍然内化在制造业当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适时实现与制造业的垂直分离，进而形成高效率、高质量、高层次的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支撑加工制造业进而整个制造业的发展、升级和竞争力的提升，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三、技术创新路径中国以加工、代加工出口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发展模式，迅速提高了本土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但从国际产业价值链来看，中国的大部分企业还处于OEM阶段，而且这些企业也以外资企业为主，中国的本土企业并没有进入真正的OEM阶段。一个生产企业要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关键是保持上、中、下游三个阶段服务的优势。因为现代生产线的使用，使不同企业的产品在物质形式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不复存在，要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就要依靠能够产生产品差异的生产性服务的投入。加工制造业是中国生产性服务最重要的需求对象之一，制造业附加值的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和创新能力的增强等，都需要依靠生产性服务来支撑。反过来，只有依靠制造业这一重要的市场基础，服务业对服务的引致需求也才能得以产生。因此，中国制造业要走出困境，必须从过去片面注意“加工”环节向“研发”、“服务”、“生产”相结合的战略转变，加工贸易应由加工贸易制造为主逐步向采购、加工制造、分销服务、售后服务以及研发、信息咨询等方向转型。这实质上是沿着价值链逐步由低向高、由简单向复杂、由加工组装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升级。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条从注重加工制造环节向注重生产性服务方向升级的技术创新路径，可以大致归纳为“简单的组装复杂的组装零部件的制造零部件的研发最终产品的研发自主品牌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等程序和环节。从制造业价值链的升级途径可知，生产性服务已经与制造业的业务活动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纵贯于产品生命周期始终的业务流程，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制造业企业用作重要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不断出现在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如技术开发、管理咨询、信息服务、营销服务、物流配送等，它们通过提供专业化的知识资源和技术服务，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着筛选、整合、协调、控制、计划和评估等重要角色，不仅为制造业生产的连续性提供了保障，还进一步提高了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产出价值和运行效率，是价值链条得以正常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生产日益分散化的国际分工新格局下，每个国家只是承担生产过程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阶段，或者只是提供链接生产过程的一个或几个服务链条。中国具有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仅具有在产业低端的加工能力，因而在国际分工中多是承担简单的生产阶段，但在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建设，以及信息来源和销售渠道等生产性服务方面都严重依赖海外供应商和进口商。要实现中国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创新，必须结合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实际情况。现在中国的加工贸易绝大部分属于外资型加工贸易，外方控制采购权和销售权，进而控制着整个产业链条，加工贸易要转型升级到ODM，特别是OBM的可能性较小。因为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具有明确的业务分工关系。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制造业只是在发达国家所开发的产品趋于成熟阶段介入市场，承接的是处于先进序列的企业的代工订单业务，具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制造工序还是配置在发达国家。由于外资企业以贸易分段的方式只是将标准化的制造工序配置到中国，因而不能奢望这些企业的加工贸易会完成从OEM到OBM的全面转型升级。实际上这种转型升级是制造工序的提升，以及为制造工序提供支持的设计和供应链管理服务的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为制造工序提供设计服务，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根据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的分工关系，子公司主要解决的是制造工序中的问题，故应用开发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与制造工序有关的设计业务不仅可以完成从加工贸易到一般贸易的转变，还可以为高级制造工序进入中国提供准备。另一个层面是与制造工序有关的国际物流和供应链服务。由于在产业价值链中简单的制造工序获得的贸易利益日趋减少，而国际物流与供应链服务却由于新技术的应用，附加值在不断提高，这样与制造有关的国际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对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也有着重要意义。总之，通过产业互动，选择合适环节完成生产性服务与加工制造业的产业链条对接，是实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与加工制造业的协同发展，进而完成产业链条及整体产业升级可行性路径选择。四、政策创新路径早在1995年加工贸易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一般贸易后，有关加工贸易的指责始终不绝于耳。从20062008年上半年加工贸易政策的收紧，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外贸结构优化的大方向。其间，政府数次扩大了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以及发布限制类目录。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外需大幅萎缩，这一政策调整也被迫中止，甚至在2008年末将不少产品从禁止类目录及限制类目录中剔除，以保出口增长。近两年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危机的消解尚待时日，待全球经济回暖，国外需求重新活跃、繁荣，又需要一段时间。因此，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贸易形势不容乐观，金融危机将使中国加工贸易调整的战略推迟若干年。但从中国经济转型考量，短期的政策维稳并不代表长远的发展方向。加工贸易产品和产业链条的升级已经势在必行，综合金融危机对加工贸易影响的考虑，应当从长短期利益兼顾的角度看待和理解加工贸易面临的困难和冲击，并采取相应的对策。1.对贸易政策的重新审视长期以来，中国的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即产业政策鼓励“进口替代”，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中资本、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主要是低效的国有企业，属于一般贸易。它们一面享受着贸易保护和产业倾斜政策，一面又由于技术进步较慢，出口能力不高，“进口替代”在低水平上不断重复;而贸易政策则提倡“出口导向”，刺激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的增长，导致了加工贸易的非正常发展。这种政策上的偏离不仅造成产业部门与出口部门的关联脱节，而且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大大降低了中国产业的升级潜力。事实上“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政策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国外市场的巨大需求确实需要致力于出口导向战略，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要实现稳定持续增长，仅靠外需是不够的，关键的还是内需的增长，即实行“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实现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现在贸易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实现从以出口导向为主向注重内外平衡转化。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利用巨额外汇储备为经济建设服务都尤为重要。2.短期内继续允许加工贸易内销针对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加工贸易企业陷入市场困境的实际，2009年中国海关会同相关部门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在海关总署提议下，国家改变了以往严格限制加工贸易内销的政策，鼓励其内销，并把加工贸易内销征税缓税利息率由6.12%调低为0.36%，进一步简化了加工贸易内销手续，海关还暂停了占当时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总数的94.5%的商品需“设台账付保证金”的政策，极大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这样在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大幅下降13.7%的背景下，2009年全国海关加工贸易内销征税达302.3亿元，再创历史新高。由此可见，今后几年应继续允许加工贸易产品内销，内销的补交税收也应当给予优惠，优惠的程度取决于生产中的国内配套比例，配套比例高则优惠程度高，这样有利于吸引国内外投资进入与加工贸易配套的上下游生产和服务环节，发展加工贸易在国内的前后向联系，扩大加工贸易生产技术对国内产业的技术外溢效果，形成加工贸易的国内产业链，将促进加工贸易的“落地生根”和推动其“转型升级”真正结合起来。3.继续保持适度的出口退税政策鉴于金融危机对中国东南沿海中小外贸企业冲击严重的事实，短期内可适当提高出口退税率，从政策上鼓励和补贴加工贸易的出口，以防止东南沿海地区中小外贸企业大面积停产和倒闭，保证就业。但长期内应逐步减少甚至取消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引导加工制造企业加强技术革新和品牌建设，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这对于加快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出口由“规模导向型”向“效益导向型”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国内就业的基础上，调整进出口税收政策，逐步降低对低层次、低附加值的“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和补贴;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向高新技术产品、电子通讯产品、生物医药制品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型和升级，形成由高新技术产品带动外贸出口的基本格局。金融危机对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打乱了加工贸易模式调整的既定战略，使之被迫推迟。由于中国传统的加工贸易生产模式旷日持久，各方面因素与之契合度很高，这样待危机消除后进行调整时，政府和社会都要承担一定的损失，所以面临阻力可能也更大。但同时，金融危机也延缓了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基地转移的步伐，延迟了加工制造能力日渐成熟的低成本国家可能出现的制造业竞争对手，从这点看，危机也不失为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因此应该认识到，当前对于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改变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以至整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加工贸易企业一方面要利用这个缓冲期各种转型升级压力相对舒缓的环境，以及各方提供的促进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努力维持企业的生存和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绝不能回到过去过分依靠出口维持增长、加工贸易无序发展的轨道上去。加工贸易未来的升级方向应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即继续控制“两高一资”型产品的出口，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引导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向，培植本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要抓住国家“促内需”的机遇，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形成利用两种资源，兼顾两个市场的新格局，拓展回旋空间。总之，加工贸易企业应做好充分准备，避免过去仓促转型、疲于应付的局面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