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经济研究林毅夫内容提要：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暗含的前提。但是，转型中国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却因政府的赶超愿望，进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不具自生能力。当经济中大量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时，实行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所制定的改革或转型政策，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痛苦。本文主张，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问题时，放弃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考虑变量，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发展。关键词：自生能力理论前提转型经济学一、前言从1978年到1990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年均增长90，12年间共增加了28倍；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54，12年共增加了56倍。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国家统计局，2002，第17页，94页，148页）。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当时国际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的是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虽因具有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对人口的补贴低、海外华侨多、经济较为分权等有利的起始条件而在一定时间内取得成效（Balcerowicz，1994；Woo，1993；Sachs and Woo，1994 and 1997；Qian and Xu，1993），但是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的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是一个最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会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失败（Murphy，Schleifer，and Vishny，1992；Sachs，Woo and Yang，2000）。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改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波兰、捷克、俄国等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它包含三方面内容：价格完全放开；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Lipton and Sachs 1990；Blanchard，Dornbusch，Krngman，Layard，and Summers，1991；Boycko，Shleifer and Vishiny，1995）。这三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的最基本内容。他们认为前苏联、东欧的改革虽然比中国起步晚，但很快会超过中国。而中国由于改革的“不彻底”，经济内部的矛盾可能会引发种种困难。转眼又是10年过去了，事实却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许多著名经济学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而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反倒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倒退。他们的改革并未出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发展最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0左右，但是，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休克疗法”，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是，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World Bank，1996；Dabrowski，2001）。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在90年代仍未完成；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所拉大；金融体系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但另一方面，整个90年代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1，比改革初期12年间还高出了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152的年均增速（国家统计局，2002，第17页，94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也为国际经济做了很大贡献，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经济改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不看好中国呢？参与了前苏联、东欧改革的萨克斯（Jeffry Sachs）、费雪（Stanley Fisher）、布兰洽（Oliver Blanchard）、斯莱夫（Andrei Shleifer）、维希尼（Bobert Vishiny）、登布胥（Rudiger Dornbusch）、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拉亚德（Richard Layard）和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哈佛、MIT的教授都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本文认为除了这些经济学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Murrell，1995），还在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本文的组织如下：第二节定义自生能力的概念，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的暗含前提，但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却是内生于以优先发展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第三节，解释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学来设计的转型政策不管是在前苏联和东欧，或是在中国都不仅不能对症下药，而且，还经常事与愿违。因此，有必要放弃现代经济学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第四节解释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成功有赖于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解决，并以如何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来作为分析的案例。第五节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二、自生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Friedrman，1953）。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即在各种的可能选择中，一个决策者永远会做最符合他的目标的选择，这个假设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个假设是暗含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我称之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的假设。所谓“自生能力（Viability）”，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或是产权的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出现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就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等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要解释的是发达经济国家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不会给予企业补贴和保护。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不预期它会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或决策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垮台。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预期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用它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理论模型是合适的。但是，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为什么一个企业会不具自生能力？这主要和这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用的技术是否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有关。如果一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所采用的技术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国外在该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的产品相比，价格将会较高，除非政府给予保护，否则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这个企业就不可能生存。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决定于其产业、产品、技术选择，说明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日本的农业以小农为主，农场主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所以不存在产权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公司治理的问题。但是日本是一个土地极端稀缺的国家，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上不具比较优势；又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极端昂贵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上，也不具比较优势。日本农业的精耕细作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但是，日本农场的生存有赖日本政府的高额财政补贴和关税保护，如果日本政府开放农产品的自由进口，日本绝大多数的农场都要倒闭。转型国家的许多国有企业也和日本的农场一样存在同样的自生能力的问题。因为在转型经济中的许多国有企业是政府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违反其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尤其以重工业中大型的国有企业为甚。其实，转型中国家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为了扶持、保护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而形成的。转型中国家，如俄国、中国等，在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之前原本是资本稀缺的农业国家，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项目在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为把这些项目建起来，只好以扭曲利率、汇率、工资、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等价格的方式，压低其投资和生产成本。这些价格信号的扭曲必然造成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够被配置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上，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并且用行政的方式按照计划配置资金、外汇、原材料等，而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在价格扭曲并且用计划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如果企业是私人拥有，则国家无法保证以价格扭曲集中起来的剩余会按照国家的计划再继续投资到重工业项目中去，因此，国有化成为政府直接掌握这些剩余支配权的一个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并且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不知道一个盈利企业该有的正常盈利水平，也不知道一个亏损企业该有的亏损水平，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经理人员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为了防止利用价格扭曲创造出来的剩余被企业侵占，就剥夺了传统计划体制里国有企业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利（林毅夫、蔡防、李周，1997；Lin and Tan，1999）。实际上，传统的经济体制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次优”选择。通过它可以把分散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最大程度地集中起来，投资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里去。所以，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经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试爆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低，而且，企业因为没有自主权，干好的企业和干坏的企业以及干好的工人和干坏的工人待遇一样，导致积极性差，整个经济的效率非常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里，大量的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由此内生出一系列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后果。那么，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作工具来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提出的政策建议推行的结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也就不足为奇了。三、现有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 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看到很多扭曲的现象：公司治理中政企不分、裙带关系、政府对 金融和外贸的干预等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效率较低。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 政府的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而政府又不愿 意或不能让这些企业破产，那么这些扭曲和干预就无法消除。 可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诺斯，2002）。现代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当受到这个理论体系训练的经济学 家，看到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他们熟悉的、而且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已证明会降低经济 运行效率的公司治理、产权、政府干预等问题时，他们就会认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是分析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合适工具（Murrell，1991），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是内生于政 府试图去建立的企业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于是，当社会主义国家请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 来帮助设计改革方案时，提出的方案、政策只强调产权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完全市场化等，而且，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间会有出乎寻常的共识（Summers，1994，p 2523）。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制定改革政策的最具体和集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其内容有如下几项：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改进收入分配 ，增加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 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和保护私有 产权等（Williamson，1997）。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外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 ，其实也是依据上述共识而设计的（Kolodko，2001）。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20世 纪9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推行“休克疗法”改革的前苏联、东欧，而不看好实 行渐进改革的中国。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仅影响了发达市场经济中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其自身 问题的看法，而且当他们在分析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系的问题，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 在思考他们的问题时也不自觉地以此为参考的框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 社会主义大辩论，无论是赞成方的奥斯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利用模拟市 场的方式使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市场机制（Lange，1936，1937）；还是反对方的哈耶克和 冯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不能克服信息问题而必然失败（Hayek， 1935）。两方其实都 以社会主义国家所要建设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为暗含前提。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尔内 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预算软约束的 概念（Kornai，1986）。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营不好的企业随时可以跟国家要优惠 ，要补贴。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经营不好则要破产。科尔内认为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企业 缺乏动力，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政府对 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所以，要提高企业效率，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切断企业与政府 的联系以消除预算软约束。在科内尔的理论体系中不自觉地也把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 为前提。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预算软约束产生其实是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 市场经济中没有人会去投资、经营，为了把这些企业建立起来，政府就必须负起保护和补 贴的责任。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知道要多少保护和补贴才够，因此，企业会把因 为经营不善引起的亏损的责任也推给政府，说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力度不够。在政府不 愿让这些企业破产，又对其亏损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Lin an d Tan，1999）。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 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 生能力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例如，具有赶超特性的韩国大企业集团就 是一个例子。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将企业私有化了，企业 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不能消除。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司治理中政企不分、产权安排、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是内 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不具自生能力，那么，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按新 古典的经济理论来改变产权安排、政企不分、公司治理等，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政策设计 当初的预期，而且，经常使问题更为恶化。在前苏联、东欧换掉了社会主义政府，推行了 “休克疗法”，实行了私有化，并未能消除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私有化后的企业经理向 国家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反而会高于国有企业。据1996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的 研究证明，前苏联、东欧在全盘私有化以后，政府给国有企业的扶持不仅没有减少，有些 反而还在增加。同时，转型前推行的是统收统支，转型后，政府的税收能力大大降低，在 给予企业的扶持不能减少的情况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就不奇怪了。 不仅按现有的经济理论设计出来的“休克疗法”在前苏联、东欧的推行没有产生预期 的结果，在我国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发达国家的经验设计的改革方案，也经常遭遇和休 克疗法同样的命运。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改革初期，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国有企 业的厂长、经理缺乏自主权，盈利的企业和亏损的企业、干好的工人和干坏的工人在激励 上没有差别。因此，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了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让企业分享一 定比例的效益。这种改革措施在试点时有效，全面推广后就无效，形成所谓生产率提高， 利润率却下降的现象。于是，理论界认为是产权安排不完善，国有企业归全国人民所有， 但交由厂长、经理管理，出现产权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的保值与增值。到上世 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方向转为明晰产权，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董事会、监 事会等。产权安排和公司治理最完善的应该是股份制公司，因为股份公司上市之前有多少 资产是要评估确定的。上市以后，有一部分股份是归国有的，一部分归非国有的股东所有 ，除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外，非国有的股东应该会为了自己股份的保值和增值而关心公司的 经营、管理。可是这一措施推行几年后，上市公司的各种指标基本上与未上市公司没有两 样（林义相，1999）。开始时，以为非国有股东都是散户，每个股民对每家企业拥有的资 产比例非常少，因此对管理企业，监督经营没有多大积极性。因为即使因为他们的努力， 而使企业经营好了，每个股民也只不过拿了改善经营绩效的万分之一或几万分之一，所以 他们就只注意股票价格的涨跌，造成股市很大的投机性。后来理论界认为国外的股份公司 大部分的股票是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可能拥有一家企业相当比重的股票， 而且作为机构投资者可以请专业人员对企业的各种报表进行分析，真正形成对企业的有效 监督。为此，我国在1998年引进了投资基金。但引进基金以后，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没有 减少，而且这些机构投资者还做庄，操纵股票的市场价格。道理很简单，这些上市公司并 没有解决自生能力的问题，因此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不能盈利就不能有分红，散户 只能靠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行为来获利。机构投资者同样不可能靠长期持有股票来获利， 而机构投资者可动用的资金多，而流通的股票少，当然可以操纵股价涨跌来获利（林毅夫 ，2001）。这样看来，按照新古典现有的理论设计，或是照搬西方的经验之所以不成功， 原因就在于这个理论前提以及西方企业普遍存在的前提与我们的企业特性是不一样的。 四、自生能力问题的普遍性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扩展 企业自生能力不仅是转型国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一些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看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 水平对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作用，但是却没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要 素禀赋结构的，于是试图在自身的比较优势不具备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同样水平的 产业，于是靠对要素价格、金融体系、国际贸易、投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而把这些产 业建立起来（Chenery，1961；Krueger，1992）。但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 力的，只有在政府的持续保护和补贴下才能生存，而政府对价格信号、资源配置、市场竞 争的干预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横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等现象，而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 下、经济、社会不稳定等（Krueger，1974；林毅夫，2002）。 上述思想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在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如韩国也存在，我国台 湾省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但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与我国的台湾省的同类企业比较，在技 术、资金密集程度上高了一个档次。在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台湾的汇率只贬值了15 ，而且，除了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帐户没有开放的大陆以外，台湾是在东亚地区 唯一维持正增长的经济，1998年达45，1999年达57 。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能维持 这样的增长率，证明它的企业是有竞争力和自生能力的。而韩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崩 溃了，不得不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以渡过难关。在推行了IMF的援助条款 取消了对大企业的各种保护及补贴以后，目前韩国的30家大企业集团，有17家已经破产了 。这表明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是根本不能 生存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手段 很相似，政府压低利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进行干预，用廉价的资金来支 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对进口贸易设置各种障碍，使得这些企业免于和发达国家的企 业竞争。没有比较优势而依赖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于创造真正的剩余，而 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以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 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巴基斯坦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则经济 发展的速度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泰国、 印尼等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则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Krueger，1992）。 当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时，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下，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寻求援助。IMF在给予贷款时，通常会附带一个“援助条款（conditionality）”， 要求受援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个“援助条款”的基本理念就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 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这些条款要求解决宏观政策扭曲、政府对银行及企业的干预、 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由于这个共识的理论基础假定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 所以在上述诸多措施中不仅没有任何一项是用来改善企业自生能力的，而且，有多项实际 上是取消了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和补贴的。如果像韩国和有些市场经济国家，缺 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仅是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一步跃过鸿沟是可能的，实行这个共识的 改革措施以后，经济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所带来的震荡， 可以很快恢复增长。可是，如果像转型中国家那样，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经济中占有重 要份额，休克疗法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增长就不会是“J曲线稍微下滑后很快就恢复增 长”，而可能是“L曲线急剧下滑后陷入长期停滞后才恢复一点增长”（Lin，1998） 。 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既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 那么，在研究和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时，就不能再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经济理论分析 的一个暗含的假设，而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任何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 和政策制定时的具体考虑变量。 其实现代经济学也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现 代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在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 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即已初备雏形。在马歇尔的理论体系里， 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到现在还为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外，还 假设了信息是完备的和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 马歇尔的理论体系在解释和预测众多经济现象上非常有力，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 ，人们购买该种商品的数量通常会下降。但是，这些暗含假设也限制了马歇尔体系对某些 现象的解释力。例如，在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下，每种商品在竞争的市场中就只会有一个 价格，因此，就不该出现所谓的“货比三家不吃亏”的现象。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乔治 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 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去年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罗夫和麦克斯宾会则进一步提出，不仅 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 的。另外，根据马歇尔的体系，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但按此难于解释为何 存在非市场配置的企业，罗纳德科斯的贡献则在于放弃了马歇尔体系中市场交易没有交 易成本的暗含假设，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的研究，形成了交易费 用学派。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我们了解周遭环境的 工具。地图要有一定程度的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划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 行动的失误。当我们察觉到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及时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改正地图。企业不 具自生能力的情况在转型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在分析转型中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解决问题的有关政策时，应该放弃现有经济理论中企业具有 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把许多企业可能不具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 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也就不会无条件按“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和改 革政策，明白成功的转型和改革还有赖于创造条件使绝大多数的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为 有自生能力（林毅夫、刘培林，2001）。 另外，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必须重新定位。传统上一个发展 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把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 起最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采用同样先进水平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是，一个 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 顾自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试图去建立、采用、生产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产 品和技术，其发展目标载体的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因 此，为了这个发展目标，政府就必须靠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 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就会接踵而至 ，结果是好心干坏事，经济发展欲速不达。 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 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的禀赋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 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可支配的资本量的增加，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的 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 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 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 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高的速度会最 快。因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责任是维持开放竞争的市场，使市场价格能反映各种 要素的相对稀缺性，那么，企业就会在相对价格的引导下为了提高竞争力而去选择和这个 经济的比较优势相符合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同时，如果各个企业都能按这个经济的比较 优势来组织生产，那么，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会很快。企业也要随之进行产业 、产品、技术升级，这种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需要信息和具有外部性，政府也可以用产 业政策的方式给予协助。不过，这种产业政策和传统的产业政策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是按比 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来制定，而后者是为了扶持不具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林毅夫，2002） 。 五、结语 现有的、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暗含的前提 。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公司治理、竞争环境、产权安排等可能影 响企业正常经营的问题。但是，转型中国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却因政府的赶超 愿望，进人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不具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这些企业 即使有正常的管理也不能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正常利润。为了把这样的企业建立起来，这 些国家的政府只好以扭曲价格信号、妨碍市场竞争和干预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扶持这 些企业。结果不仅竞争环境不良、公司治理缺失，而且还会出现寻租、收入分配不公、资 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最后爆发经济危机。在目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影响下，经济 学家或政府官员在制定经济转型政策或危机处理政策时，重点会放在改善竞争环境、产权 安排、公司治理、政企关系等，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内生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当经济 中大量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时，这些改革或转型政策的实行，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痛苦， 而且，可能出现有休克无疗法的尴尬局面。既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 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那么，放弃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企业具有自生 能力的暗含前提，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问题时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 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考虑变量不仅在政策制定上十分必要，而且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 必要发展。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考虑变量也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 府明晰其经济职能，避免继续采用扶持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发 展战略，使发展中国家能稳定、快速地向发达国家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