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刘震云小说写作的“语言学转向”汇编

新版刘震云小说写作的“语言学转向”汇编 摘要：刘震云是一位极具文体意识的作家，其文体实践无不打上“语言学转向”的鲜明烙印。从故乡相处流传开始，其小说叙事开始实现从“写实”向“叙述”的转变。从文本事实来看，刘震云小说写作的几次变化都与“语言学转向”的相关论题若合符契：语言哲学的“正名”“说话”与“交往”等命题，被小说以母题形式加以呈现;其虚化事实、凸显讲述的“喷空叙事”，也与现代语言学思潮影响下*叙事学声气相通。现代语言哲学的润泽，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共振，不仅使作家的文学观发生了裂变，也使其小说获得了一定的哲学深度。这种影响是一柄双刃剑，在给其小说带来若干文体新质的同时，也带来了非现实化、非历史化等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 关键词：刘震云;小说写作;“语言学转向”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刘震云是一位极具文体意识的作家，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作的塔铺（1987）、单位（1988）、一地鸡毛（1990）等，与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一起，因“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而被称为“新写实小说”，在中国小说文体探索史上留下深深烙印。刘震云对“新写实小说”的文体探索，当然并不局限于对“现实”的书写，对“历史”的“新想象”也是重要方面，故乡天下黄花（1991）、故乡相处流传（1993）可谓这方面的代表。近二十年来，刘震云创作力旺盛，长篇小说迭出，文体探索也层出不穷，故乡面和花朵（1998）、一腔废话（202x）、我叫刘跃进（202x）、一句顶一万句（202x）、我不是潘金莲（202x）等，每一部制作艺术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关于刘震云近期小说的文体新质，学术界普遍注意到的是“说话本体化”倾向，如孟繁华在评论一句顶一万句时，就说“说话是小说的核心内容”“说话是生活的政治”;马俊山则指出，刘震云小说的“拧巴”叙事已经内化为“小说主题”;汪杨也观察到一句顶一万句中“说”的“本体性地位”，“说什么甚至不是重要的，主体就是被说的姿态不断凝定的说了，就是说的主语。”从中国小说文体史角度，我们也还可以说，对“说话”的强调何尝不是刘震云对古代“说部”传统的回望与继承;但纳入现代哲学知识体系里，可能又会是另一幅景观，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小说叙事，其与语言哲学思潮具有深刻关联。 西方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过一次被称为“语言学转向”的根本性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语言转向思潮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影响至深至广，但首先波及的还是昔日被视为表征工具的“语言”本身：语言不再被认为是单纯的载体工具，而是内容本体;不是思想决定语言，而是语言决定思想。“语言和我们的思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同一回事。”语言一下子从渡人之筏上升到了主人位置。此次转向对中国文学影响至深至远，就当代小说而言，主要影响表现在小说观照重心从“现实”转到了“语言”，从“故事”转向了“叙述”：小说写作的任务似乎不再指向“现实”，而是避开“现实”，朝向语言形式，朝向写作（叙事）行为本身。 观察刘震云小说前后变化，可以轻易发现其“语言学转向”行迹：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是一次“转折”，一句顶一万句是一次“转折”，我不是潘金莲又是一次“转折”。当然，一部作品之中也可能含有数度“转折”。刘震云自述其小说创作的“战略性的转移”，是从故乡相处流传开始的，此后他便逃出了单位之类作品的“写实”路数，走上了书写“叙述中的传说和传说中的叙述”的漫漫历程。我们发现其小說创作的每一次探索，其实都涉及到了“语言学转向”的一个子题，易言之，刘震云用小说的形式与现代哲学思潮产生了有意无意的呼应。 一 “正名定分” 我不是潘金莲发表后，不断有人挖掘作品的哲学意蕴，如从存在主义角度分析主人公的荒诞生存处境，等等。其实，说到这部小说的哲学意味，“名实之辩”是首先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小说题目就是一个明确的提示，小说演绎的也是一次拒绝命名事件。作为哲学的基本命题，“名实之辩”在中国具有悠久*。从本义上看，“名”是对事物的命名，“实”是指事物的存在状况，名实关系解决的是“词与物”的相符与否问题。在传统语境中，“名”不单命名事物，还担负有识“善恶”、别“贤愚”诸项社教功能。显然，在泛道德主义的儒生眼里，“名”被打上了儒家政治伦理的鲜明烙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在此种逻辑链条里，“名实” 相符与否，事关礼乐刑罚之大体，伦理意义非同寻常，“名者所以别同异，名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因此，胡适把先秦（孔子）的“正名”概括为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是使事物的制度符合其名字所指的应有含义”，二是“包含着道德上的赞成和不赞成”。进入现代以来，西方哲学经过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几重转折之后，将注意力转移到语言本身，转向对语言自身属性的认识，集中解决语言对世界和事物的命名能力，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指称论”的意义理论，“名称指称对象，句子指称情景和事件，语符意义在于所指对象，或语符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之中，说某物就意味着某物存在”。 在指称论的哲学背景上，我们回头来看小说的题目。显然，“我不是潘金莲”是判断句“我是潘金莲”的否定性表达。“是”原是一个系词，但也是一个表达“同一性”的指称，“人们试图用a=b表达的意思似乎是：指号或名称a和b命名同一个东西。”这里，千万不要小看“是”的价值，“是（存在）始终是西方哲学和逻辑学关注的一个焦点。”11上溯到西方哲学的源头，本体论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所是之为所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也就是讨论to be or not to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