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珂——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作 者：郭于华,汇报人：许 珂,汇报内容,1,背景与意义,1.1,研究背景,（,1,）作者背景,（,2,）论文背景,（,3,）理论传统,（,4,）国际社会科学研究背景,研究背景,（,1,）作者背景,1.1,郭于华，,1956,年出生，北京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民俗学专业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社会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研究背景,（,2,）论文背景,1.1,1,、本文刊登在,2008,年的,社会学研究,2,、本文是郭老师在陕北骥村从事,10,年口述史研究的专著（写作过程中）之导论的一部分。,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2013,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3,、郭老师持续长达十对年对骥村的访问，对,70,岁,以上村民进行,遍访,，积累了,200,小时,录音和,120,万,字口述整理材料。,应星：,叩开,“,受苦人,”,的历史之门,读,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载,社会,，,2014,年,1,月,研究背景,（,3,）理论传统,1.1,在理论传统的继承和对话上，郭老师的视野焦点不是汉人村庄的研究传统，而是,底层研究传统,。,1949,年以前,，我国的村庄研究试图通过村庄来认识整个中国，注重村庄的文化面向；,新时期,的村庄研究重点探讨村庄和国家关系的演变过程，注重村庄多元化的研究。,研究背景,（,4,）国际社会科学研究背景,1.1,1993,年，布迪厄与,22,位合作者的研究成果,世界的苦难,面世。,研究者以社会下层的普通人作为访谈对象，通过,“,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的考察,”,，向人们呈现了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故事、他们的痛苦和对痛苦的感受。,启示,1,：,面对人间疾苦，社会学研究有政治使命和道德意涵,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通过社会学解释，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根源；,启示,2,：,为我们探讨普通人“苦难的历史”提供了可借鉴的例证和方法论依据。,研究意义,1.2,（,1,）展现了不为人知或被人视而不见的“社会痛苦”，并揭示了社会苦难的根源和通常被掩盖的制造苦难的机制。,（,2,）为底层发声。突破书写和话语霸权，去发现和书写普通人的历史。,（,3,）从底层的苦难讲述中建构历史，确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大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试图超越社会科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二元对立。,2,方法和思路,研究方法,2.1,研究方法是,口述历史,和,人类学方法,（实地研究、参与观察等）相结合的田野研究,口述史与书写的历史是相对的。,所谓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研究思路,2.2,苦难的社会性,揭示苦难的深刻根源,“,苦难,”,何以能够成为历史,从底层的,“,苦难,”,讲述中建构历史,得出前提：个人性即社会性，个人烦恼也就是社会疾苦。,社会学研究任务：揭示社会苦难的根源和通常被掩盖的制造苦难的机制。,苦难是有重量的；也是有力量的，具有颠覆、重构和解放的力量。,底层的苦难历史应该怎样被讲述、被记录,3,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3,（,1,）苦难的社会性,（,2,）揭示苦难的深刻根源,（,3,）,“,苦难,”,何以能够成为历史,（,4,）从底层的,“,苦难,”,讲述中建构历史,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一、苦难的社会性,3,布迪厄,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着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能在各种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客观外在的因素到处都是，体现于劳动力市场和住房供应市场的结构之中，表现于学校体制毫不手软的约束之中，铭刻在经济继承与社会继承的机制之中。,个人性即社会性。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影响每一个人的历史乃是世界的历史。,克莱曼,各类的人的问题打破了作为心理学或医学事项的范畴，经常体现了人的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紧密联系。换言之，,痛苦是一种社会经历,。人类痛苦的形式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经历痛苦的模式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涂尔干,在,自杀论,中，他利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说明“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即外部环境及带有某种共性的社会思潮和道德标准。,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一、苦难的社会性,3,总结：,上述研究的共同特点在于揭示了,“,个人烦恼,”,（痛苦）也就是,“,社会疾苦,”,。,国际社会科学有关,“,社会疾苦,”,的研究为我们探讨普通人,“,苦难的历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例证和方法论依据。通过对普通人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我们就有可能在个体的经历和讲述与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之间建立联系，有可能在个人的,“,苦难,”,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之间建立联系。,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二、揭示苦难的深刻根源,3,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展现,“,社会痛苦,”,，更为重要的是揭示社会苦难的根源和通常被掩盖的制造苦难的机制,。,作者关注布迪厄的,世界的苦难,的研究。他的研究的,目的,正是要使那种未被阐述、倍受压抑的话语昭然若揭，而,方法,就是与各种人交谈，在深度访谈的互动过程中，协助被访者表述他们生活中所存在的惨痛的悲剧或日常的不幸背后所潜藏的规律，帮助他们摆脱这些外在现实的禁锢。最后,研究结论是,苦难的政治根源是社会性的丧失和国家运作,。,从布迪厄等人对于社会苦难的调查、揭示和寻找原因中，可以体验到,“,社会学的的确确有着除魔去魅的效果,”,，对,“,苦难,”,经历的讲述成为一种历史证明，为千百万底层人民的生存作见证。,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三、苦难何以能够成为历史,3,缺乏表达权、话语权的农民多数情况下被学术界忽视了。本研究突破书写和话语霸权，去发现和书写普通人的历史。,（一）“受苦人”的概念,“受苦人”是农民对自身的定义。,“受苦人”的概念凝聚了他们世代生活的体验和评价，也构成他们的“历史”。回忆过往的生活，每一个被访者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苦痛。贫穷之苦、劳作之苦、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之苦等等。可以说，苦难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是他们历史的重要部分。,结合苦难的社会性，个人讲述具有超越个体的意义，这也就是苦难能够成为历史的原因之一。,（二）对苦难的解释和应对,苦难构成了那个时代村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痛苦弥散于生命之中，通常无从归因，因而村民对苦难的表述带有先赋性和宿命论色彩。,在革命政权进入乡村社会之后，将个体的身体之苦和精神之苦转变为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但无论如何，农民还是不得不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苦难，调动全部的勇气、能力和智慧，在其中求得生存。这构成了在苦难中挣扎的历史，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底层人民创造和推动了历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三）革命,解救苦难的过程,（,1,）杜赞奇：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杜赞奇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苦难”所蕴涵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含义，以及对“苦难”意识的动员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他忽视的是“苦难”意识对于整个社会改造所具有的巨大潜力。,（,2,）通过农民口述史我们看到，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通过“访贫问苦”、“诉苦”、“挖苦根”、“忆苦思甜”等，凝聚和提炼了农民日常生活中各种“苦难”和“苦难意识”，从而使其穿越日常生活层面，与阶级的框架并进而与民族,国家的框架建立联系。,（,3,）革命的目标在于拯救劳苦大众，革命的过程被声言是解救苦难的过程，但救苦救难的革命可能造成与其初衷不同的后果，进而带来新的苦难感受。主要原因在于革命过后旨在巩固执政能力而置国民价值和普通人感情于不顾,。,（二）对苦难的解释和应对,（三）革命,解救苦难的过程,二、揭示苦难的深刻根源,对苦难的记录可以改写历史甚至重构历史，这是苦难的历史力量；揭示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便不再仅仅是个体的感受，而是具有社会力量；去除先赋性或宿命论的迷障，揭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就会有颠覆的力量、重构的力量，获得解放的力量。,从普通人的经历和讲述中理解革命的过程和逻辑,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四、从底层的,“,苦难,”,讲述中构建历史,3,（一）底层沉默的原因,（,1,）精英史观抹去了底层阶级自主的历史和行动的政治属性。从属阶级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底层的非政治化导致其在精英创造的历史中销声匿迹。,（,2,）斯科特所概括的底层行动的特点，其所使用的“弱者武器”,和“隐藏的文本”,遮蔽了底层行动的独特轨迹。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这种掩盖痕迹不仅可使从属者的危险减至最小，同时底层的历史无从可知。（避免直接的，象征性的对抗，表面承认下的非正式对抗）,（二）底层的苦难是否可以被讲述？,“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纸只言。”,“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击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他们、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正是许多偶然的际遇合在一起，才使这些生命能够在我们这里重现。”,福柯,无名者的生活,福柯既道出了底层现身的困境，同时也点出了突破这一困境的要害，也就是捕捉住那在刹那间照亮了底层的“光”。（土改、大跃进、四清和文革,）,（三）底层如何被表述？,（,1,）,肯定底层政治和底层意识的“自主”存在是编纂底层历史的基础和前提。,底层研究者不同意将底层历史纳入西方现代性叙事之中。,底层历史不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没有任何“自下而上的历史”能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存在、稳定和历史合法性提出挑战。,精英史观“明显遗漏的是人民的政治”，资产阶级书写的历史书中的人或公民都是精英，这个意义上底层不能发声。同时底层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它既不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三）底层如何被表述？,（,2,）底层史观主张历史上未必存在拥有笼罩一切的完整的意识统治角色。底层是一种缺失的叙述，不在官方话语的讲述之列，底层研究的认识论要务,从中生产出新的知识，并使之成为独立地进行知识积累的一个领域。这一知识领域的生成，在很大程度要仰仗普通人对自身经历的讲述，而不是依靠历史学家代为讲述。,（三）底层如何被表述？,（,3,）,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需要从底层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理解历史。,杜赞奇批判了,“,线性历史,”,。,线性历史：,在线性历史的暴政中，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消失了，只剩下由围绕单一的民族认同组织起来的封闭叙事。,杜赞奇提出的,“,分叉历史,”,、分叉历史要充当那些被压制的声音的喉咙,。,受到了李猛的批评，指出线性历史的危险不在于压制了一种没有找到发声机会的“反历史”，而是在于拒绝理解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置疑有关现代中国的叙事”，,杜赞奇在叙述历史时，大量使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的观点来抨击封建对人民的迫害。,李猛通过对农民口述历史的分析指出：和线性历史相对的，不是分叉的历史叙事，而是分层的历史生活,。如：工作组到村庄中发动群众，既是村庄历史的一部分，又是知识份子改造历史的一部分，同时更是庞大的土改运动的一部分。而普通农民除了模模糊糊地记得工作组成员的名字以外，对这些彻底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人在村子里的行踪几乎毫无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