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民族危机与维新运动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第五章 民族危机与维新运动,第五章 目录,第一节空前的民族危机,第二节从改良思潮到维新运动的崛起,第三节维新运动的高涨与百日维新,第四节 变法的失败,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第一节空前的民族危机,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契机，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当时俄、德、法三国自恃“干涉还辽”有“功”，争相要求清政府给予“回报”，而它们得到的每一个“回报”，又成为英国、美国、日本要求给予“补偿”的借口。于是列强为控制和瓜分中国展开激烈角逐。它们竟相向清政府兜揽政治性贷款，攫取筑路权、开矿权；它们强租土地，长期占领，并且实行殖民统治；它们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开设的银行,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开设银行。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加剧，外国银行纷纷进入中国。日本的正金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等是这一时期开设的重要银行。这些银行包揽了中外贸易的国际汇兑，对清政府发放政治军事贷款，并以投资控制中国的铁路、工矿。它们还在中国境内发行钞票，严重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外国银行成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工具。,上图为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的钞票。,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1898年，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租借地。”在一年多时间里，列强已基本划分出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这幅时局图就是当时的一位爱国者画的，它形象地反映出了当时中国民族危机的严重：图上的虎代表英国，它占据了长江流域和云南、广东的一部分；熊代表俄国，其势力范围在长城以北；肠代表德国，霸占了山东；蛙代表法国，其势力在广西和广东、云南的一部分；太阳代表日本，割占了台湾、澎湖列岛，又将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鹰代表美国，因为来迟没有夺到土地，就在一旁虎势耽耽。中国的大好河山就这些给分割得支离破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从1898年3月到6月，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德、俄、英、法四国就攫取了中国从北到南五处重要海湾港口旅大、威海卫、胶州、九龙、广州湾，建立租借地。在有关条约中，虽然规定租借地“自主之权，仍全归中国”，但同时又规定，租借期内，中国不得治理，由租借国治理，这就在事实上把主权出卖给列强，而且列强不付分文租金。所谓租借地就是列强割据中国领土进行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是列强确立、保持、强化在华势力范围的军事基地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据点。,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19世纪末，德国蓄意在中国夺取一个港口，作为它侵略远东的海军基地。1897年11月，德国以在山东、巨野教案中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悍然出兵强占了胶州湾。并于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行租借胶州湾和岛内各岛，租期99年。这一事件，成为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的起点。,图中所示为德国强租胶洲湾后在该地设立的“纪念碑”。,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为控制和瓜分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投资铁路、抢夺中国铁路权是它们对华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到1898年，列强在中国夺得了6420英里铁路投资权，其中英国2800英国、俄国1530英里，德、法、美等国也各夺得几百英里。,夺取中国铁路修筑权，使列强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通过修筑铁路，各国也就控制了铁路和铁路沿线地区，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比利时贷款给清政府修筑的芦汉铁路的黄河大铁桥,德国建筑的胶济铁路青岛车站,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最早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出现于中国的外资工厂，主要是英国、美国资本的船厂，它们一般是从事船舶的修理，各厂雇用的中国工人有几百至千余人。继之，外国资本又在各地开办了磨粉厂、制药厂、制酒厂、砖茶厂、肥皂厂、榨油厂、缫丝厂、造纸厂、香烟厂、铁锅厂等等，直至“把生鸦片制成烟膏”的鸦片制造厂。一般的都是些小厂，其中较大的是英国、美国、德国资本的几家缫丝厂，最大的有工人一千多人。,（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中国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比较有影响的企业，有广东南海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这个厂是由华侨商人陈启沅在1872年创办的。十年以后，广州一带兴起了十多个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创办时，不依靠洋人和封建官僚，没有现成的机器，陈启沅购买了一座轮船上使用的蒸汽锅炉，改装试用。全厂占地约40余亩，有男工、女工三四百人。,返回本章目录,陈启沅是近代中国早期著名的华侨民族资本家。他大约生于1825年，死于1905年。早年，陈启沅在南洋经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他于1827年从国外回到祖国，在广东南海创办了采用机器进行缫丝的继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它拉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序幕。,华侨商人陈启沅的画像,返回总目录,由华侨商人陈启沅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采用机器进行缫丝的工厂。该厂有一座高4米，周长2米的蒸汽锅炉，炉上装有水喉，能将开水送到各个缫丝工作位，供冲茧使用，并以蒸汽作动力带动机械操作，从而以蒸汽煮茧缫线代替了原来的碳火煮茧和手工缫丝。,这个图片就是反映继昌隆缫丝厂采用的蒸汽锅炉和缫丝机的一幅示意简图。,机器缫丝厂的出现，在因循守旧的封建社会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封建的手工缫丝业行会，扬言要捣毁机器，以保护手工缫丝者的利益。社会上出现了种种流言蜚语：什么“男女同厂做工，有伤风化”，什么“烟囱高耸，破坏风水”等等。甚至出现了捣毁机器缫丝厂事件。陈启沅迫不得已一度将丝厂迁往澳门。以后，这个厂终因外国资本的排挤而倒闭。,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1896年陆润痒创办的苏纶纱厂,外资的大量侵入，不能不在一时期内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后，清政府既允许外人投资，也就不能禁止人民设厂。洋务派对工业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官办企业不能维持，“官督商办”的信用也已丧失干净。因此，在一部分官僚（如胡燏棻）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为）的呼吁下，清政府谕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于是国内商办工业的兴起，就成为不可遏阻的事情。18951898年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新创办的厂、矿五十余家，资本约1200万元。在纺织业方面，上海外国纱厂林立，华厂易受倾轧。于是无锡业勤纱厂（1896年）、苏州苏纶纺织厂（1897年）、杭州通益公纺织厂（1897年）和南通大生纱厂（1898年）先后兴办。缫丝工厂在上海、苏、杭等地迅速增加，1898年仅上海一处就达二十所左右。面粉、火柴等公司在国内各地纷纷开设。,（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从1895年到1898年，据统计新创办的规模较大商办厂矿企业，就有五十余家，资本总额四百余万元。地主、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为数不少。据张之洞在一份奏折中说：“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约三十家。此外机造之货，沪、苏、江宁等处有购机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自来水者。江西亦有用西法养蚕、缫丝之请。陕西现已集股开设机器纺织局，已遣人来鄂考求工作之法。四川已购机创设煤油并议立洋蜡公司。山西亦集股兴办煤铁、开设商务公司。至于广东海邦，十年以前即有土丝、洋纸等机器制造之货，近年新增必更不少。天津、烟台更可类推。湖南、湖北两省已均有购机制造火柴及榨棉油者。湖南诸绅现已设立宝善公司，筹议各种机器制造土货之法，规模颇盛。似此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这说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重重困难的中，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1897年周廷弼创办的苏经缫丝厂,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仅根据私人资本企业的数量看，作为形成民族资产阶级集团的经济基础，似显微弱和不足。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那末，十九世纪末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足够为民族资产阶级社会集团的形成提供物质基础。因为(1)工业部门的私人资本中尚有相当数量资本在万元以下的企业；(2)手工业也呈现有相当数量的资本主义工场和作坊。上述两者相加，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和手工工场，估计当在万家左右。(3)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商业、金融等部门也逐步产生和发展了。原来某些传统的封建性商业也逐渐开始向资本主义性质过渡，钱庄也开始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性质。(4)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商股，以及挂着洋商旗号实际是中国人经营的企业，也不应忽视。,因此，无论从资本主义关系在企业中达到的程度，或者从它的数量以及它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看，十九世纪末民族资本家集团和阶级已经形成。,（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目录提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1898年孔多森创办的阜丰面粉厂,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第二节 从改良思潮到维新运动的崛起,早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由封建文人转化而来，接触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甲午战后，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变成为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要求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改良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就是发动“公车上书”的康有为。,返回本章目录,返回总目录,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后又从中国早期改革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许多译著中，接触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中法战争后，他看到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1888年，他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要求学习西方，变法维新。1890至1893年，他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影响很大，成为维新派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康有为的重要著作大同书，成书较晚，但他的大同思想，在戊戌维新期间，已经酝酿，并在一些论著中有所透露。,返回本章目录,广东南海康有为故里,返回总目录,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时，全国沸腾、群情愤激。康有为联合了当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切陈述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指出如果割让台湾，俄、英、德等国必将争相仿效，要求割地，最后必然导致亡国，并且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以反对马关条约为主题，提出了“改变祖宗成法”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此遭到封建反动势力的反对和阻挠，上皇帝书也没有送到皇帝手中。以后，,康有为,又继续上书光绪皇帝，力陈变法主张，大都没有结果。但是，由于这些上书内容反映了当时爱国救亡的要求，传抄印刷，流传很广，维新变法的思想却迅速地传播开来，日益高张。,返回本章目录,图中反映了康有为召集在京会试的举人，在松筠庵集会，上万言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的情景。这次上书即是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返回总目录,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五岁时即从父学四子书和诗经，其父“日与言古谊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常言：“汝自视乃如常儿乎！”他从小就萌发了经世爱国思想。1884年（光绪十年），以12岁补博士弟子 员。1889年（十五年）以17岁参加广东乡试，中举人第八名。翌年春，入京会试。“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是年秋，梁启超在省城学海堂的同窗陈千秋告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一见大服，遂退出学海堂，请业康有为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8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