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论文》课件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典论论文曹丕,典论论文曹丕,1,曹丕典论论文课件,2,典论论文主旨,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曹丕典论论文极其受人注目。鲁迅先生因而认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容否认，建安时期“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学创作表现出与前代经学束缚下很不一样的风貌，但是创作与理论并非可以划等号，尤其当一些理论只是准文学理论时，更是如此；,典论论文主旨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曹丕典论论文,3,就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典论论文确实提供了许多新内容，比如扬雄法言吾子讲“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是在“则”的前提下，肯定诗赋之“丽”的美学追求。而曹丕直言“诗赋欲丽”，通脱得无以复加，把诗赋文体的审美和娱乐功能特征推到极致，似乎完全置道德教化等实用功能于不顾了；世说新语巧艺第l条注引曹丕典论曹丕自述说：“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少时尝为之赋。昔京师少工有二焉，合乡侯、东方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之对也。”,就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典论论文确实提供了许多新内容，比如,4,两汉记述经学家人格，经常赞扬其少不好“戏弄”，曹丕却不然，对于文艺之事，曹丕有意夸张自己的痴迷，将它们从政治、道德以及功用中抽离出来，其实正是希望士人沉湎于此类事物，忘记政治纷争与道德准则。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说：“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携养之类。（三国志魏志陆袁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载绍檄州郡文中斥曹嵩语。）,两汉记述经学家人格，经常赞扬其少不好“戏弄”，曹丕却不然，对,5,其详未易考见，暂不置论。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金明馆丛稿初编）其见解十分精辟，对于曹操发布举贤令以及曹丕倡言“诗赋欲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足证这些举措和主张，无非是其政治伎俩。,其详未易考见，暂不置论。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6,研究者或被迷惑，所以才往往将曹丕理解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代表。建安时期血雨腥风，很难设想，曹丕会作一篇与现实政治完全无关而纯论文学的文章，退而论之，即使要论文，其潜意识流露的也还是政治的谋略，这似乎更符合实情，对典论论文也应作如是观，这才是对曹丕其人之“知人论世”。而曹植最终失去曹操的宠爱，似乎也不在于他酗酒犯规，主要缘于曹植的政治立场有时偏于士大夫一边，魏志陈思王传裴注引文士传，曹植的亲信丁廙对曹操称赞曹植“天性仁孝”，相对曹操与曹丕，曹植的儒家色彩比较浓郁；,研究者或被迷惑，所以才往往将曹丕理解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代表,7,曹植与杨德祖书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他对七子归魏前所用动词，均赋予个体昂扬独立的意识，而“吾王”之“该之”、“掩之”，显然含有约束规范甚至扭曲的意味了，曹氏并非出于尊重文才的缘故将此辈召至麾下，而是曹魏控制思想舆论的一种政治举措。,曹植与杨德祖书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8,从曹植集残存的送应氏二首、赠王粲、赠徐干、赠丁廙王粲等来看，七子们归魏后心情并不舒畅，曹植十分同情并加以宽慰，则与“吾王”将此辈仅待之以文学侍从的初衷相背离，并且与“内廷阉宦”的“尚文辞”、“重智术”相背离。曹植在政治上被曹操遗弃，也是必然的结局。,从曹植集残存的送应氏二首、赠王粲、赠徐干、,9,曹丕谈论文之“四科”，仅着眼于文体风格，尤其是谈论诗赋，只强调“丽”，与前之论诗、赋，讲美刺，讲讽谏，便大有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并非是文学的“自觉”，而是政治上的居心，他避讳谈论道德教化，这与曹操的“举贤勿拘品行”，作为政治策略是一脉相承的。陈寅恪上文还指出，曹魏要达到其篡汉目的，“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金明馆丛稿初编）典论论文作于建安末年，是在曹魏代汉的前夜，这一转折虽是大势之所趋，然而必定会引起天下人心的剧烈震荡，特别是受儒家经学浸淫至深的士人，他们会起而抵制。典论论文主旨就是要消弭这种抵抗情绪，摧毁士人的“精神堡垒”。,曹丕谈论文之“四科”，仅着眼于文体风格，尤其是谈论诗赋，只强,10,荀彧和曹氏父子关系极为密切，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说荀彧为尚书令，曾进言于太祖说：“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身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具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这里荀彧只将曹操定位为“姬旦宰周”，“姬旦”是一防遏曹操得寸进尺野心之符号，曹操不能于“姬旦”，所以在立德立功之外，其立言是指重振刘汉之儒家学术和礼仪规范，令乱臣贼子不敢肆无忌惮，进而挽刘汉江山于既倒。,荀彧和曹氏父子关系极为密切，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11,世说新语方正第3条：“魏文帝受禅，陈群有戚容。帝问曰：朕应天受命，卿何以不乐？群曰：臣与华歆服膺先朝，今虽欣圣化，犹义形于色。”陈群是荀彧的女婿，他也是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禅代的现实；七子之一王粲公讌诗：“克符周公业，弈世不可追。”七子们也无意劝进，实在有些阳助阴挤的意思。这与曹操在“武事”割据当中，以消灭经学影响，企图身登九五的初衷，可谓捍格不入。故而，荀彧与曹操相处，最后不得善终。可以看出，在曹操思想意识中，立德附庸于立功，强权是乱世唯一的真理，荀彧们或不明世故，或挺身挑战，均“逆我者亡”。曹丕政治也十分峻切，世说新语言语第10条载刘桢指责曹丕“纲目不疏”，曹丕推行禁锢统治，也可以看出他对士人防备森严。,世说新语方正第3条：“魏文帝受禅，陈群有戚容。帝问曰：,12,战国以至秦汉的朝廷政治中，帝王独裁与臣民百姓反对独裁的斗争，始终呈拉锯状态，这是王权政治的重要特征。非常典型的，如西汉惠帝时，史记曹相国世家中曹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这是臣下得势时要把天子束之高阁；反过来，魏志和洽传载曹操与和洽辩毛玠谤毁令说：“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曹操极其自负地以为天下不可“无孤”，他所要求臣道者，唯在“恭顺”。,战国以至秦汉的朝廷政治中，帝王独裁与臣民百姓反对独裁的斗争，,13,在曹氏阵营里，士人建功立业的激情很难自上而下地加以抑制，王粲从军诗五首之四曰：“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从军诗残篇说：“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曰：“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但士人们成就功名的激情容易表现为与篡汉者离心离德，甚至势不两立，这会使曹氏重蹈王莽的覆辙。要“天下归心”，不妨软硬兼施，一味强行压制，难以使人心服，于是，曹丕就要疏导这种士人激情。,在曹氏阵营里，士人建功立业的激情很难自上而下地加以抑制，王粲,14,徐干中论夭寿说：“故司空颍川荀爽言之，以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言也哉？”兵燹之世，立言之生命力最为脆弱。士人最向往的是“立功”，退而求其次才是“立言”，而“立德”则是十分遥远的事情。魏志杜恕传注引王隐晋书载晋朝杜预曰：“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几也。”这是对魏晋士人普遍心理的概括。如此人生价值观，上承党锢之余波，容易激起波涛汹涌，一旦形成举世反曹的局面，陷于孤立，于曹丕而言是十分危险的。,徐干中论夭寿说：“故司空颍川荀爽言之，以为古人有言，死,15,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番话是曹丕对士人们的诱导，不妨理解为：文章之外，从现实情形来看，士人若置身于政治漩涡中，岂但追逐荣乐而不得，且会惹祸上身死于非命。“年寿”、“荣乐”有其恒常之数，士人崛起于乱世，虽有其高尚的政治理念，同时也意在攫取身值乱世之“要路津”，最为实际的是，立功可以有助于个体、家族甚至宗族免遭乱世冻馁之患。但以进取谋利禄，隐患无穷，想大享荣乐而延年益寿，最后连老死户牖也做不到，这样为博取“年寿”、“荣乐”而下赌注，与安于“文章”之人生相比，得不偿失。,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16,“立功”为强权如我者所专，而士人只能仅止于“立言”，才是唯一的既全命避祸、又留名后世的生存方式。魏志文帝纪裴注引魏书载曹丕与王郎书自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这里就“三不朽”而言，恰恰省去了“立功”这一具有现实性的内容，可以与上述典论论文相印证，盖立言只是为了留名后世，而立功却会影响到现实，要在实际政治中发挥作用；,“立功”为强权如我者所专，而士人只能仅止于“立言”，才是唯一,17,裴注又引胡冲吴历：“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魏志载明帝太和四年，“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太学。这说明典论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寓意，而非仅仅是文人雅趣。而肯定投身文章者的人生价值，曹丕赞誉七子们“虽张、蔡不过也”、“扬、班俦也”，一则察扬雄法言、反离骚和班固离骚序，均否定屈原激烈干预政治“露才扬己”的处世风格，力戒无退路地投身于政治斗争，主张与政治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如法言吾子说：“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意指屈原实属不智；读张衡归田赋和蔡邕释悔，结合其行藏出处来看，颇有庄老隐逸色彩；,裴注又引胡冲吴历：“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18,二则由扬雄开创的东汉士人精神道统，虽不失其社会批判的品格，但与王权政统有分离倾向，其人生价值观，讲“明哲保身”，重视以著述超越时空局限，追求垂名后世。这于形成东汉晚期王逸楚辞章句序所谓朝臣“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祸”士风，有直接的关系，党锢中有社会责任感的士人奋起一搏，就是对此种消极士风的反拨。而党锢中人竞以天下为己任，假使推波助澜，至建安末年仍然未曾消歇，则完全可能冲决曹丕的图谋。汉室之忠臣，是最难对付的，此辈人物不惜以身殉汉，有时令曹氏也难撄其锋，因为大开杀戒，会担负起杀戮名士的恶名，从而失去人心。,二则由扬雄开创的东汉士人精神道统，虽不失其社会批判的品格，但,19,因此以准帝王的身份，曹丕努力要把士风纳入到扬、班之士人精神道统中去，士人不是通过“杀身以成仁”方式，而是以学术文化建树来务求垂名不朽，士人与己相安于今世，自己偷梁换柱等勾当，士人尽可视而不见，统治者可以避开士人当下之锋芒，与承党锢之流风余韵者之执著于是非原则不同，这可以减少政治风险，却不意鼓励了王逸所指责的那种“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的独善思想，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士人精神状态。曹丕明确指出，士人最佳处世方式是像古之作者那样“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如扬雄那般“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