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秘密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秘密 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需要一套更完善的制度，需要受到制度约束和公众监督的、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为之服务 下载论文网 在中国改革早期，乡镇企业在一些地区的异军突起，不仅推动了当地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农村地区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且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农民能够脱离世世代代从事的繁重低效的农业劳动，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上世纪80年代，我曾参加不同的研究项目，对四川南充、江津，浙江金华、义乌、东阳、永康，山西原平，江苏无锡等地的乡镇企业开展过实地调查。其中，比较全面系统的一项研究，是1985年-1986年期间由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织的对山西原平、江苏无锡、广东南海、安徽界首、江西上饶等地乡镇企业的调查研究项目。这次调查，国内方面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一批以中青年为主的研究者组成，有林青松、何家成、罗小朋、王汉生、王小鲁等十几人。国外方面，由一批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和由世行邀请的相关领域专家组成，包括William Byrd、Alan Gelb、Jan Svejnar、Christine Wong等（但他们未参加原平县的试调查）。正式调查涵盖了无锡、南海、界首和上饶四个县的100多家企业以及所在地的县、乡（镇）政府和村级行政机构。在这四个县中，无锡和南海是乡镇企业发展非常成功的地区，无锡县曾被称为“华夏第一县”；界首和上饶则处在全国平均水平或者低于平均水平。这次乡镇企业调查的深度、广度和在此基础上研究的深入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形成了一本名为中国农村工业：结构、发展与改革的研究专集，分别由世界银行委托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这本书不仅对当时国内政策制定和国外的中国研究都有相当的影响，而且在以后长时期内被国内外研究界作为中国乡镇企业研究的权威性文献频繁引用。在对乡镇企业的认识上，我个人也从这次调查中受益匪浅。这次调查首先给中外研究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时无锡、南海等地乡镇企业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在这次调查以前，世界银行比较重视并加以推荐的一个乡村工业发展模式，是西班牙蒙特拉贡地区的村民参股合作企业模式。通过这次调查，世界银行和其他国外研究者发现，中国汹涌兴起的乡镇企业，正在成为当今世界上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农村发展模式。乡镇企业因何异军突起翻看尘封的笔记，发现了不少有意思的当年企业访谈原始记录。下面是其中的一则（文字稍有整理）1986年6月24日，无锡县天线厂（南桥村，村办企业），张厂长：本厂于1979年建立，初始投资21万元，是由生产大队投的。当时厂里只有十几个职工，到1985年发展到职工320人，大部分是本村的村民。其中，技术人员8人（包括外聘的工程师和技师），科室管理人员38人。有8个车间和6个科室，包括生产、计划、技术、财务、质量管理、动力。此外还有测试室和化验室。现有固定资产净值140万元、流动资金87万元，基本上是靠企业留利滚起来的。全部为自有资金，没有用银行贷款。1985年实现产值583万元，税利206万元，其中，净利润157万元。工资总额是根据万元销售利润和产值完成情况确定的。由于生产发展很快，近年来定额工资每年增长30，现全厂职工人均年工资约1500元。厂长高一倍，年薪3000元。但如果完不成计划指标，要扣厂长工资。生产工人的工资基本上是计件制，是根据秒表测算制定的。净利润按50的比例上交大队（行政村），其中，一部分用于“以工补农”。每亩补200元，其余50留厂。根据村里定的制度，在产值利润率不超过12的情况下，留厂利润全部用于本厂的再投资和充实流动资金；超过12的部分，留利可以用于奖金。本厂从1983年以来，年年超额完成利润。这对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是很有利的。但考虑到要发展，我们还是在超额利润中再拿出一部分来扩充流动资金。本厂的主要产品是电视天线，因为是手工装配，对技术装备的要求不太高，对我们比较合适。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主要供应南京、上海、无锡、常州的电视机厂，也出口香港。按现行规定，出口的外汇留成只有25，县里还要留12.5，我们只得到12.5的外汇。因为利益不大，本来不想出口了，但为了引进设备，需要外汇，还准备继续搞一部分出口。在调查中发现的这类生机勃勃的企业还有很多。关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条件，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和调查后都有很多讨论。有如下几个判断得到了多数中外研究者的赞同：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并减少了制度障碍，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游离出来，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第二，灵活的、市场导向的经营策略和有激励的内部管理制度，是使他们具有勃勃生机从而区别于死气沉沉的国有企业的一个根本特点。第三，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消费品供应短缺，给乡镇企业提供了发展的天赐良机。而当时城市改革尚未全面展开，国有企业仍然对市场反应迟钝，城市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第四，部分地区农业的一定程度发展，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初始的资金来源，比较宽松的外部融资条件又推动了他们的发展。第五，人力资源是一个关键因素。在无锡县，邻近上海等大城市的得天独厚条件，使乡镇企业能够从国有企业“挖”到退休的或在职的技术、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往往一两名关键技术人员就能够带活一家企业。从“苏南模式”到“温州模式”当时，不同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之间的区别已经显现。最典型的是集体所有制（实际是乡、村等地方社区所有制）的“苏南模式”，以及私人企业作为发展主体的“温州模式”。在调查样本中，无锡是“苏南模式”的代表，曾列“全国百强县”之首。虽然未能将温州包括在样本内，但在我们调查的南海县，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都有较好的发展，被我们称为“混合模式”。在界首，由于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失败，当地政府转而采取了主要鼓励私人企业发展的“温州模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发展程度还远远低于无锡和南海。上饶的两类乡镇企业发展程度都更低。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尽管苏南的乡镇企业与当地乡镇政府或村行政组织的关系，同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相比有某些类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乡镇政府不像中央和省政府那样，可以包揽企业的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价格制定，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财政补贴。企业必须独立面对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虽然深深地卷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但主要不是发号施令和分配资源，而是规范和监督企业管理，常常还要帮助企业找原料、找销路、找技术，并在乡镇企业之间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以帮助面临暂时困难的企业渡过难关，并对发展前景更好的企业给予支持。因此，苏南的乡镇政府及其乡镇企业管理机构，与其说是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不如说更像一个自身也要面对市场的母公司。他们对企业的不适当干预较少，而帮助较多。这是当时“苏南模式”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乡镇政府或村行政组织也监督和管理企业的利润分配，除了用于企业分配和再投资的部分，还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来反哺农业，以及用于乡村的公共设施建设，例如修路、修建和补贴学校医院、建立影剧院和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娱乐设施、改善社区环境。这对地方的平衡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同样是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发展状况在不同地区大相径庭。有的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竭泽而渔甚至杀鸡取卵，将企业利润大部或全部收走，使企业在艰难中挣扎。在上饶，我们发现，有些企业完不成上交任务，连企业折旧费都交给乡政府了。而上交的钱也不一定能用于当地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常常是用来给当地干部和政府编外人员发工资、发奖金，修建楼堂馆所，甚至是吃吃喝喝。因此，不同地方的政府行为方式差别悬殊，这是影响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政府行为和制度框架参加调研的中外研究者对不同模式乡镇企业现状的评价比较一致，但在对他们的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方面则存在差异。有两位外国专家认为，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效率上与私人企业并不存在明显差别，但不同地域间乡镇企业的效率差异却大得多。几位中国研究者和另一位世行专家在肯定“苏南模式”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在许多地方，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都存在向私人企业转化的趋势。另外，所谓“红帽子”企业（即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实为私人企业）在许多地方也大量存在。后来的情况证明，全国各地的乡镇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都经历了企业改制，“苏南模式”基本上转向了“温州模式”。对于一些欠发展的地区来说，转变的原因是那些地方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本来就由于上面所说的一些原因而未能发展起来。对像苏南这样的地区而言，则更多地是由于90年代初期的信贷放松和乡镇企业大量借贷投资造成了大量投资失误，使不少企业陷入困境。这当然与某些地方政府过度追求政绩有关。此外，某些地方政府纲纪败坏，奢靡成风，对企业由帮助变为盘剥，也是导致这类模式的乡镇企业难以继续发展的原因。回顾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制结构对于企业发展的确有重要的影响，但不是惟一的影响因素。政府的行为方式、制度框架的设计、经济的宏观环境都不容忽视。当然，在政府行为不利于企业发展、同时又无法有效地约束和改善政府行为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所有制结构、强化私人所有权来减少权力对经济的干扰，缩小寻租空间，是一个有效的选择。不过，这仍然不能代替政府行为和制度框架的改善。后来，我考察温州时注意到一个细节，汽车每经过一座桥，都要剧烈地跳动几次。原来是私人承包商为了省工省钱，用几块平面水泥板拼接起来，代替拱形的桥面。结果桥面上见棱见角，让过往的汽车逐个表演“三级跳”。跳过之后，不免质疑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责哪里去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有的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逐步得到了解决，有的仍然存在，而且不可能完全寄望于自由市场经济来解决。回顾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的企业制度，都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需要面对市场，也都需要一套更完善的制度，需要受到制度约束和公众监督的、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为之服务。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