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人际传播研究的境界与期盼

一种人际传播研究的境界与期盼 摘要：人际传播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质量，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人的相遇一书中，人际传播是“我与你”相遇、相知与相交的过程。该书通过对关系理论、传播能力理论和对话理论等人际传播重要研究层面的理论探索，在东方经典与西方的理论比较研究中，引导人们自觉、客观地反思人际传播的全部意义，体现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学术自觉，表达了人们对于人际传播神性境界的一种文化追求和理想期盼。 下载论文网关键词：人际传播；人与人的相遇；对话理论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09)010120052008年4月，人民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以下简称人与人的相遇)。作者王怡红是一个充满学术理想的传播学研究者。与其说她对人际传播理论研究的路数与众不同，莫如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引导读者的自觉思考。作者不仅对隐藏在交往关系背后的人的相遇、相知、相交的愿望与期盼，做了贴近人心、抚慰心灵的揭示，而且以“我与你”理想型的对话关系，作为人际传播研究的出发点，直面人际传播理论的基本问题。作者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在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推崇的“我你”对话观念的影响下，与秉持同一理想的人际传播学者一道，重新恢复人类对交往的信念和信心。作者积多年的人际传播研究心得，并以其细腻飘逸灵动的研究风格，系统诠释了人际传播的关系理论、传播能力理论和对话理论，在国内业已出版的类似著作中显示出独特的学术影响力。一、抓住人类与真理之间重要层面的理论探索斯蒂芬?李特约翰指出：“理论指引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理论既试图对人类传播活动提供合理的逻辑解释，也通过在既有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传播研究确立某种形式和方向。人与人的相遇不仅对传播过程中交往主体的关系及其意义作出了深入阐释，同时还紧紧抓住了人类传播与真理之间重要层面的理论探索，超越孤立的“我”的存在，追问“我你”关系的终极意义。(一)关系理论：突出传播中差异与变化的张力过程早在1996年，针对国内偏重于信息处理、复制和技巧性的人际传播研究倾向，王怡红就认为，应当深化传播概念中“共享意义”的研究。共享必然要引出人际关系的问题。而“注意到关系问题是传播学从初年走向成熟，从简单走向复杂的标志”。对这一思想作者在人与人的相遇中进行了系统阐述。泰初即有交流关系。人与人的相遇把关系理论作为认识传播与研究人际传播问题的起点。关系理论的特定内涵是“人与人的相互关联” (44页)。虽然，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都研究人际关系，但是，传播学阐述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论述有所不同。作者认为，根据人际传播对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理论，人际关系具有“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人际层面”等不同内涵，三者处在人际传播的连续统一体中。人际传播的关系理论既可能是偏重社会的，文化的，也可能是偏重人际的(36页)，然而，人际传播活动只有从社会关系向文化关系滑动，最终才能到达人际关系传播的意义过程(39页)。传播中的人是相互关联的。因此，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是在社会与人际的传播互动中相互依赖的个体，这种强调“自我属性”的传播主体既不会是封闭的，也不会是在孤独中表现自己的独特性。人际传播中的“我”只有在广泛的社会现实中，在与他人“自我属性”的深切会晤中，才能实现对自己和他人的诉说(54页)。并从中体现出人类精神渴望的对人类神性境界的找寻，对自我的爱护和“我你”关系的相遇。因此，人际传播中的关系理论体现了一种自身的缩影。作者认为，在人的精神家园里，要为人际关系永远留出一个位置来。这样的话，即使“是在黑暗的歌剧院里，两个素不相识的听众都抱着同样真纯的心情，倾听了莫扎特的几首乐曲，都有了同样强烈的感受，于是在他们之间就建立起一种几乎觉察不到，但基本上又可以言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开灯以后，依然长久不灭”(46页)。关系传播理论合理地解释了人际传播中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张力与对话的关系现象，奠定了人际传播研究的主要形式和共同指向。即人际传播不仅需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问题，更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思想假定，寻求接受差异的方式，以差异为依据去认识关系中存在的永恒张力。(二)传播能力理论：捕捉瞬间闪过的眼神传播能力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研究内容涉及到传播学的许多基本概念。然而在2003年以前，国内传播学界鲜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王恰红对来自不同学科领域中传播能力观念的重新解读，汇聚成对传播能力的肯定与价值的确认，着重介绍传播能力的培养问题，体现了作者对国内人际传播领域存在问题的一种敏感和观察。能力概念是个综合的话题。王怡红认为，传播学中的“策略”、“技巧”、“互动”、“情境”、“关系”等等传播观念形态，共同形成了“传播能力”的概念。她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把传播能力定义为“一个人以有效而得体相宜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253页)。“有效”指的是一个有传播能力的人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和将来还会做什么。“得体”则是指以适当的方式去传播。虽然两者都指向传播关系双方，但与“有效”相比，“得体”的要点在于懂得人心之理。因此，“传播能力”也是一个关系及其关系互动的概念，是对于发生于传播关系中的一种共同的理解。这种“共同理解”体现在人际传播的“反身性”、“情境性”以及“合一性”三大特征之中(255页)。传播能力虽然具有行动起来无声无息的特点，人们看不见它，就容易忽略它。但事实上，传播能力是有形迹的，要陈述的，要说出来的，更需要人沉思的。传播能力话语延展到的空间，就是我们与他人关系的意义所在(265页)。它既关乎到我们对自身的认识，还关乎到我们要做一个怎样传播的人。比如，在倾听中，需要一种感觉的能力用心智去听；在“关系讯息”的传递中，需要人们在稍纵即逝的语流中，从瞬间闪过的“眼神”中，捕捉隐藏在这些关系讯息背后的能力。人际传播的空间像一个具有弹性的器皿，一个人传播能力越强，他所掌握的知识也会越多，他的交流空间也会变得越来越大，传播内容会变得越来越丰富，对传播形式的选择也会更加多样化。(三)对话理论：爱与神性的舍一约翰?斯图尔特是美国一位极力推崇布伯“我你”哲学，并将“我你”和“我它”双重世界的观点进行比较和考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在斯图尔特研究的基础上，王怡红将以对话形式呈现出来的“我你”的关系，看作是人际传播的原初关系，这种原初关系提供了实现认识人际传播概念的本质特征及其传播问题的可能。因此，人与人的相遇特别注重对人与对话价值的思考。作者认 为：“人际传播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它关注的是个人间的精神的沟通，负载着人对交流的意义的创造，并在对话中，展现自己的人性特征，完成对人性的相互感知。”人与人的相遇全书都浸润着作者对于“对话”理论的理想追求，不断追问着人与人相遇过程中的“自我属性”，追问着“我是谁”。作者充满激情地认为，对话之于传播是构成人类思想得以扩散、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人类传播潜藏着“我”与“你”相应的唱和，共同的分享，差异的交流，还有人的个性创造。这些都需要对话来推动。对话开拓了传播的大视野，它作为人类传播的重要主题，其作用早已超越了“传播是信息传递”的局限性。对话的重要使命在于，使遭遇障碍，停滞不前的人类交流得以复生，重新开放，从而实现人对人的尊重。在体验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人类崇高的责任感。在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面前，人类已经到了舍对话理念而别无他途的地步。对话式的交往具有调整人际关系紧张状态，处理人际危机，解决利益分歧，面对文化差异、种族冲突，提升人格的力量。无疑，对话能赋予传播新的品质，能使人类传播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对话是一种理想的传播方式，对人类发展健康的传播关系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精神价值”(58页)。二、“得一门而入”的研究方法人与人的相遇在对西方传播学理论敬畏的同时，始终坚持着民族文化的关怀，坚持着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学术自觉。在对人与人相遇的比较研究中，东方的经典与和西方的理论，始终如鸳鸯白鹭，水秀山明，在字里行间娓娓叙述中彼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勾连中西方传播理论的比较研究人际传播理论是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建立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传播学者坚持对话研究，他们上下求索，在传播学的各个领域，为对话立命，将对话作为一种交流形态确定下来，在延伸和拓展了人类思想行走路径的同时，推动着人际传播理论的向前发展。追溯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短短的20多年时间，对于易逝的生命来说略嫌漫长，但在历史长河中却又是如此短暂。然而传播学研究的本土意识却是中国传播学者挥之不去的学术抱负和理想。在本土研究的过程中，王怡红是个默默的耕耘者。本土研究是建立在对传播学理论的深入认识、辩证否定和批判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因此，本土研究必须基于对传播学理论原原本本的了解和掌握。在本书的撰写中，斯图尔特的人际传播思想对作者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对作者影响更大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王怡红说：“当我用汉语初步理解和谈论许多西方人已经谈过的传播问题时，我已深深感到对我国传播思想研究的逼迫。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对人的造就，早已悄无声息地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我们的举手投足，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有中国人的样儿，中国人的味儿。”(8页)她认为，我国文献典籍中有关人际传播的论述，洋洋江河，蔚为大观。我们拥有含义丰厚的传播思想资源，当今社会上的人际传播现象，则是敞现给研究者的一片开掘发现的沃土。虽然，我国现代人际传播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短时间内，还很难对我国博大精深的传播思想进行认真清理，对当今我国社会上的传播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并取得可观的本土化研究成果。但在人与人的相遇中，作者在借鉴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倾注着她对本土传播思想的浓厚感情和本土研究问题的不懈思考。笔者进行了一个粗略的统计，直接涉及中西传播理论比较的章节占全书14的篇幅。随手拈来，我们可以看到，以国人直觉自存式的传播过程与西方直线传播理论的比较(15页)，以“君子和而不同”映衬西方的“共同生活”学说(48页)，以“慎言、多闻”诠释西方的沉默理论(108页)，以老子的道来比较巴克斯特的“关系辩证法”(146页)，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对应西方的“关系讯息”(160页)，以孔子的“交往观”对比萨特的存在论(191页)，以梁实秋的朋友论诠释赫巴德的朋友说(219页)，以李显汉和潘光旦与美国学者明思博的交流来说明文化对话的重要性(276页)，等等。类似的内容许许多多。每每读到这些章节，笔者不禁产生着强烈的心理震荡，深深感到中国传播思想的专精而厉意，生动而深刻。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要想化一门外来学科，必须要有足够的学术思想准备。而滋生本土传播思想的源头，仍然需要不同声音的对话。(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人文情怀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著作多半严肃刻板，晦涩难懂。一些涉及西方理论研究的著作，往往又以一种神秘、断裂、迂回、残片状的修辞方式来呈现。然而正如姚鼐所说：“文章之精妙华美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阅读人与人的相遇，无论其谋篇布局，还是遣词造句，都给了人一种别样的惊喜。在这本充满学术理性的著作中，作者所思所悟，所感所察，浑契纠结，诉诸笔端，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飘逸洒脱、自由灵动的语言中，让我们享受到人际传播的魅力和一个女性研究者对于人文精神的独特观照。在谋篇布局方面，作者从我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人手，以“谈相遇你与我”、“谈相交关系的空间”、“谈相知一对话与理解”三个依次递进的人际传播的话题，款款讲述着被我们平常所忽略的传播现象，读来可亲可人。在论述方面，作者怀着诗人般的赤诚，饱含深情，字里行间寄托了作者对于传播所蕴含意义的深度思考。她用“琴”和“瑟”来比喻人与人的关系。琴瑟可用来同奏与协奏。但鼓瑟弹琴，各自为调，虽有合成，不过此唱彼和而已，不能算是合奏(51页)。这样，读者对人际传播中的个体是充满个性特征的，需要经常交流，沟通各自的心声的道理会领悟得更深。其他如“在倾听中我能向世界那面走多远?”(120页)“关系有如一条条无形的网线，系在人际的环扣上。当这个人要向东，那个人要向西时，网线就会被拉紧。如果张力过大。还会被扯断。”(145页)“传播者受周围环境、心境的干扰，关系讯息特别容易丢失、甚至遭到误解。事后想起，便有怅然若失之感。当时那番春风不相识的情景，仍令人迷茫而不解。如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悯然。”(157页)作者以纯真的人文精神面对人际传播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通过卓尔不群的思考和充满诗意的叙述，人与人的相遇的命题在形象的描述中得到了抽象意义上的升华。三、追求人际传播研究的道德与神性境界如果我们将人际传播问题，从抽象的形而上学悬想，拉回到日常生活世界，就会发现人际传播问题的形上之思与我们的生命存在、生存活动和生存境遇本来就是同一个问题。伊曼纽尔?康德说过，不要把人简单地当作工具，而要永远当作目的，不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于他人。康德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认为“我”是自己的目的，那么 “我”就必然会把其他人当作工具。因此，人际传播研究中工具境界的超越和道德境界追寻必然是不可回避的重要维度。(一)人际传播工具立场的超越人类的存在是由两种基本不同的关系决定的，即人际关系的世界和事际关系的世界。后一重世界由“我它”关系构成。这是一个主客对立的、独白的、技术的、分离的、不相连的各自的世界。在这重世界里，人被当作“事物”来利用，被视为与己无关的外在“对象”，因此专家会没有灵魂，纵欲者也没有心肝。这样，只依赖于“我它”世界而生活的人，必然把人际传播关系异化成一种工具性或物性的传播关系。王怡红认为，工具性关系使人的交往最终变成人与人的周旋与应酬，由周旋应酬再生成相互利用，相互虐待，相互坑害的对象(6页)。因此，必须重视人的自我属性，超越“我与它”的传播世界。作为独特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史，都在某种意义上诉说“我是谁”的奥义(47页)。而且，我们的心灵史并非只有我们自己，而是由众多客观存在的、与我相互作用的他人所构成。于是，发自心灵的每句话，每个行为，每个思想都可能隐藏着与他人相调和相知的最佳视角。如果“我”把他人简单地看作与“我”相对立的一个客体，就不会产生这种特殊的感受(283页)。正因为如此，“我是谁”的问题，始终是贯穿人与人的相遇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主题，也是作者向世界寻问的精神主题。(二)意义分享的神性交流境界人的双重性规定表明，人的理想追求根源于传播实践本性的矛盾之中。正如布伯所说，没有“我它”的关系世界，我们不能生存，但只赖此而生存者则不复为人。因为只有“我你”关系才是一种人与人相通的精神关系，一种带有神性的关系。也只有真正的人际关系才能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他所是的人。秉承布伯和斯图尔特的思想，王怡红特别强调人际传播意义在于“人与人个性的相遇”，强调只有在一个相遇的、对话的、共生的、息息相关的、人与人发生了神性交流的世界，才会成就真正的“意义分享”，构筑起“我你”的世界(60页)。“相遇”问题历来是西方哲学家们探讨的严肃问题。A?J?赫舍尔就说过：“我们观察人的方式与观察物的方式不同。对于物来说，我们是识别它；对于人，我们是与他相遇。相遇不仅仅是偶然碰到，不仅仅是识别他，而且是出现在一个人面前，和他建立联系。相遇不仅意味着碰到，而且意味着赞同、参加、合作。”王怡红引用了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人性最美好的品质，犹如果实上的粉霜，只有轻手轻脚，才能得以保存。然而，人与人相处，缺乏的就是这种柔情”的话，说明重视和珍惜“人与人的相遇”的意义。她认为：“传播作为人言说自我及意义的交流过程，也作为人对他人经验不断给以回应和倾听的过程，创造着人与人可能相遇的某些传播事件。”“为了与他人相遇，人在言语传播中不能不把对话作为共同做事的核心，不能不将自我纳入与他人协商的、健康的传播语境中去。”“无论在人的精神深处，还是在现实的传播活动中，人际传播本身就是很个人化的传播，同时也是人与人自然而然，不期而然的相遇。”(2、5、7、9页)但是这种相遇是“一种人与人相通的精神关系，一种带有神性的关系”(45页)。此处的“人”便是指两个具有不同思想观念的个体之人，这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成为我们“修身”的重要场所(276页)。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认为，真实的东西都和“瞬间”、“特定时空”有关。生命的流动，人的感性、感受，都和具体的瞬间联系在一起。生命离不开这一个个的“刹那”。人与人的相遇的对话是人的瞬间相遇，体现对话是“瞬间的相遇”的开放思想。对话充满了“精神的流动”。它不存在于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之中，而常常在对话自身精神的牵引下，从对话的思想流动中，获得某些启示，听到另一种声音，开始给自己的观点思想注入新的东西。因此，对话作为一种道德的境界，其力量在于尊重他人，保持交流的真心诚意，并用我的真诚感动他人真诚的一种信念。王怡红所倡导的对话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国智慧学说中“由道而德，凝道成德，以德为本的主体精神状态的自我确认”。标志着人对宇宙本体的自觉理解水平及其精神觉悟的崇高境界。四、经典的价值在文化人与人的相遇细致描述了人际传播在现代社会中的诸种表现。贯穿全书的“瞬间相遇”昭示了人际传播中人文精神的特定内蕴，其核心是确认人对“关系和意义”的寻求，是对人际传播崇高品位的确认。作者直指当代人际传播及其研究中的各个主要问题的探讨，引导读者更加清醒、自觉、客观地认识人际传播的全部意义，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在“我你”传播教化中不断被升华的发展取向。作者在结尾深情地写道：“马丁?布伯有句箴言特别动人。他说，凡是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每每记起这句话，我的内心总会被轻轻唤醒，随之升起对相遇的无限感念之情。”细嚼其味，一个中国对话思想者的心声跃然纸上。对话是思想者的本职和天命，灵透而悠远，沉重却欢乐，其魅力难以抗拒。每次阅读人与人的相遇，我都会想起朱自清先生的一句话，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因为我从这本书中体会到作者对于人际传播神性境界热切期盼的理想，感受到一种使人们的精神得到充实和提升的文化力量。(责任编辑：刘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