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淮深墓志铭》与张淮深被害事件再探

张淮深墓志铭与张淮深被害事件再探 ?热菡?要：本文主要根据法藏敦煌文书P.2913V张淮深墓志铭及从非常著名的张淮深碑抄件（S.6161A+S.3329+ 下载论文网 S.141564+S.6161B+S.6973+P.2762）卷背诗文中新找到的相关记述，对这些文书及其折射的归义军史诸问题进行了辨析考证。指出：张淮深墓志铭为葬后补写，当撰于索勋当政期间，即景福二年至乾宁元年（893894），略晚于同是张球所撰作的索勋纪德碑；通过对上述文书及当时敦煌史事的分析可知，索勋掌权后曾有过迁改葬张淮深及其诸子以安抚张淮深旧属等举动，表明在张氏家族的内讧争斗中索勋的态度相对和缓，不像张淮鼎、张议潮十四女及李氏诸子那样激烈；与张淮深同时遇害的主要就是其与陈氏夫人所生六子，并无陈氏本人，张淮深其余儿子则因非陈氏所生而没有死于此难，推测张淮深当与诸嫡子政见一致，而诸庶子在此次血腥政变中的地位与作用特殊；张球撰作上述文书时非常用心，遣词用字均仔细斟酌考虑，透过其于字里行间的隐晦表述，我们既可以索解出部分研究线索，又可以感受到张球与张淮深感情之深厚与行文之老到。关键词：张淮深；张球；索勋；敦煌；归义军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2-0064-06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textual study on P.2913， Zhang Huaishens Epitaph， collected in France and the related records on the back of the manuscripts Stele Inscription about Zhang Huaishens Construction of Caves and Related Commentary， both of which cast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Gui-yi-jun regime.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Zhang Huaishens epitaph was added after his burial and might have been written in the period when Suo Xun was in power， namely from the second year of the Jingfu era to the first year of the Ganning era （892894）， a little later than the creation of the Stele Recording of Suo Xuns Merits， written by the same author， Zhang Qiu. By analyzing the above-mentioned manuscripts and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f Dunhuang at that time， it is known that Suo Xun had reburied Zhang Huaishen and his sons after coming into power in order to appease the former followers of Zhuang Huaishen， indicating that Suo Xun was relatively moderate in resolving the internal strife of the Zhang Family， unlike Zhang Huaiding， the fourteenth daughter of Zhang Yichao， and the sons of the Li Family further noted in relevant texts. Those who were killed in one mentioned purge include the six sons born by Zhang Haishens legal wife， Lady Chen， though not including Lady Chen herself. Zhang Huaishens other sons were not killed because Lady Chen was not their birth mother. From thi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Zhang Huaishen likely shared the same political views as his sons born by his legal wife， and that his other sons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this bloody coup. Zhang Qiu was very careful with the wording of these inscriptions and epitaph and from his somewhat oblique statements we can not only obtain some clues about the historical event， but even feel Zhang Qius affection for Zhang Haishen through his excellent penmanship.Keywords： Zhang Huaishen； Zhang Qiu； Suo Xun； Dunhuang； Gui-yi-jun 在张氏归义军史诸政治事件中，大顺元年（890）二月发生的张淮深及其主要亲眷集体遇害一事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是，目前学界已知的记述这一事件的史料非常少，主要就是法藏敦煌文书P.2913背面所抄张淮深墓志铭，而该铭文的表述又相当隐晦，以致不同学者对这一事件的解读异见纷呈，对此事与其前后归义军史某些现象之间的联系的认知也有待深入。笔者在整理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张球作品的过程中，对署名张景球，实即张球1所撰张淮深墓志铭进行了重新校理，并注意到由多卷英藏或法藏敦煌文书拼合而成的张淮深碑抄件卷背所存诗文（作者均为张球）中存有与张淮深墓志铭有关的记录，遂结合两者并参考以其他相关文书勉力探究，逐渐形成了几点看法，今特借参加此次学术会议之机，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教正。一 张淮深墓志铭并非写于铭主被害后不久之补论关于张淮深墓志铭的撰作时间，学界主要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当撰写于张淮深被杀后不久，如郑炳林索勋纪德碑研究?碑文作者张景俅有关问题2，即认为该铭文写于大顺元年（890）二月廿二日后不久。另一种观点则倾向于索勋当政时期。例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章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世系与称号即云：“从墓志中用大顺纪年，以及竖牛作孽，君主见欺等词句看，墓志应是张淮深的政敌张淮鼎死后才写成的，很可能完稿于892894年索勋执政期间。”1再如，李丽关于张淮深墓志铭的两个问题2更提出“张球撰张淮深墓志铭在索勋纪德碑之后”，“当在893年初”，该文又称是索勋礼葬了淮深夫妇及其六子，时间则在刻索?准偷卤?之后不久。笔者基本赞同后一种观点，并拟作一些具体论证与补充。考本件文书为墓志铭抄件，这一特殊体裁自然与推论铭文撰写时间有关，因为墓志一般都是要随棺下葬的，即墓志铭的撰写时间当在下葬之前。那么，敦煌地区一般是在何时埋葬逝者呢？著名敦煌民俗学家谭蝉雪先生曾指出“葬才是出殡”，“敦煌的出殡日期以七日为极限，可少于但绝不能超过七日”3，还据当时敦煌社会上流传的十王经对个中原因进行了解析。据此可知，由于深受十王经影响，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行用的丧俗是七日内下葬。具体到张淮深，也不应例外，何况他是政变中的失败者，不可能被超期停棺祭拜，他的入土当然应在被杀后不久的当年二月月底之前。这样，如按常理推测，张淮深墓志铭就应撰写于铭主去世七日之内，即890年二月二十二日至月底之间，前面介绍的关于张淮深墓志铭撰写时间的第一种观点应是基于这种考虑的。但是，张淮深墓志铭中年号的使用情况却并不支持第一种观点，因为该铭文在记叙张淮深去世时间时使用的是“大顺元年二月廿二日”。大顺元年时当公元890年，该年正月初一改元大顺，但其时正当唐末离乱，敦煌又偏处西陲，不可能在一个多月后即获知改元消息，其时敦煌民众仍在沿用此前的“龙纪”年号，我们在敦煌文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比如，同样是张球撰写的李明振墓志铭（P.4615+P.4010V）即记铭主卒于“龙纪二祀七月十有六日”1。考“龙纪”年号仅用一年，所谓“龙纪二祀”正是不知改元而沿用过时年号的。既然890年七月中下旬敦煌尚不知改元，五个月前的二月就更不可能知道了。所以，仅从年号使用情况考虑，已改用新年号的张淮深墓志铭不可能撰写于890年七月下旬之前，而只能是在铭主入土至少半年后补写的，情况非常特殊。那么张淮深墓志铭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形下产生的呢？二 张淮深的葬仪及其折射的敦煌政治形势与张淮深墓志铭撰作时间推论这三个问题密切相关，故拟合在一起探讨。一般说来，补写的墓志铭均应是为迁葬改葬之类的第二次葬仪准备的，所以，存留至今的这件张淮深墓志铭足以说明铭主此前曾经历过一次葬仪。实际上，P.2913V张淮深墓志铭对铭主的第一次葬仪是进行了追记的，即：公以大顺元年二月廿二日殒毙于本郡，时年五十有九，葬于漠高乡漠高里之南原，礼也。兼夫人颖（颍）川郡陈氏六子：长曰延晖、次延礼、次延寿、次延锷、次延信、次延武等，并连坟一茔，以防陵谷之变。这段铭文中十分引人注意的一语是“并连坟一茔”。根据学界对890年前后归义军政权政治格局的研究，张淮深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被杀害的，在血腥政变中获胜的政敌张淮鼎等不可能厚葬淮深及其诸子。因而可以推知，张淮深经历的第一次所谓葬仪必然十分凄惨不堪，其时张淮深等人当是被草草掩埋甚或抛尸荒野（也不太可能有墓志铭随其一起下葬），以致后来张球追记其事时，出于不忍等原因，不得不用“并连坟一茔”来进行掩饰。既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张淮深墓志铭系应用于二次葬仪，按理说，迁葬改葬时撰写的铭文该对迁葬改葬的原因、过程等等有所交代，但是，这篇铭文中却没有本不应缺少的相关说明。何以至此呢？这应与这篇铭文撰作的时间与背景密切相关。可以撰文纪念张淮深，说明其时的形势已比张淮深被杀时舒缓，但铭文对张淮深的死因欲言又止、含糊其辞，又表明政治环境并未发生彻底转变，张淮深及其诸子的被害仍是敏感话题，不得不触碰时需要拿捏分寸，把握力度。上一节我们已通过对年号使用情况的分析揣测了张淮深墓志铭产生的时间上限，那么其下限呢？其时的政治环境又如何呢？综合考虑9世纪最后10年敦煌的政治形势，杀淮深而自立的张淮鼎掌权时恐怕不会允许重葬淮深并于墓志铭中书写“坚（竖）牛作孽，君主见欺”，“政不遇期”，“殒不以道”之类的话，是知这篇铭文不会作于张淮鼎掌权时期。据原本立于莫高窟第148窟的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于是兄亡弟丧，社稷倾沦，假手托孤，几辛勤于苟免。所赖太保神灵，辜恩剿毙，重光嗣子，再整遗孙”，嫁给李明振的张议潮第十四女与张淮鼎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因为碑文中的兄弟当是指其亲兄弟张淮诠与张淮鼎2而不是堂兄弟张淮深。因而张淮深墓志铭也不可能撰写于索勋被杀后的李氏实际当政时期。 而索勋接替张淮鼎执掌政权时却会有些不同。一方面，在张议潮子女与张议潭后人的争斗中，身为议潮女婿的索勋必然隶属于议潮一系，并因此而得以在议潮二子和原本颇有资历与实力的女婿李明振死去之后接掌政权。但另一方面，在这类骨肉相残的政治较量中，作为张家女婿的索勋多少会有自己的想法，未必像张淮鼎与李氏那样决绝，更重要的是，当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后，必然要具体考虑当时的政治态势，采取灵活务实的方式处理与淮深遗留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未获安葬的张淮深等人的迁改葬正具有象征意义，可以给张淮深的昔日亲知些许安慰，是拉拢淮深旧属的必要手段，精明的政客不会不就此做些文章。其时敦煌的政治形势应该比较微妙：张淮鼎虽逝，李氏的权势却仍然强大。这样，索勋的态度也不便太过明朗，做不到隆重礼葬张淮深及其诸子，也不太可能将他们迁往节度使家族墓地1。换言之，“政不遇期”“殒不以道”的张淮深的二次葬仪的规格也高不到哪里去，对其葬身之处稍事修整并补刻增埋一方墓志，恐怕是比较合时宜的折中办法，而墓志铭中又没有太多可说和敢说的，难怪作者张球慨叹“哀哉运戏（?剑?”“天胡鉴知”，并为“千古之后，世复何之”而忧心忡忡。总之，笔者赞同张淮深墓志铭成文于索勋时期的观点，再考以敦煌市博物馆藏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所署“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朝议郎兼御（史）中丞赐绯鱼袋南阳张景俅撰”、“于时景福元祀白藏无射之末”，而张淮深墓志铭则署“节度掌书记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绯鱼袋张景球撰”，后者的撰作时间当略晚于景福元年（892）秋冬，或许当在其后的景福二年左右。三 “兼夫人颖（颍）川郡陈氏六子”逗断不同新解与张氏内部矛盾推?上节引用的笔者关于张淮深墓志铭中的那段录文与学界流行的录文之间有一处明显差异，即笔者将“陈氏”视为“六子”的修饰词，没有逗断，而以前相关学者一般均在“陈氏”之后逗断句，进而认为陈氏也同时被杀。笔者认为，以前的逗断既与古汉语语法不合，读起来很不顺畅，又与史实不符。因为如按传统逗断计算，同葬的应为张淮深夫妇及其六子，共八人，而笔者新发现的一条相关材料明确记同葬者共为七人，即张淮深和他的六个儿子。考敦煌文书中非常著名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学界习称张淮深碑）抄件的背面抄存了大量诗文2，但因书写较为零乱潦草、涂改增补之处与讹文错字颇多，及漫漶破损严重，不少字迹已模糊难辨等原因，迄今没能引起学界的重视。笔者在研读张淮深碑的过程中注意到这些诗文，并进行了校注整理3，亦提出并论证了诗文作者为当时担任节度判官掌书记的张球4。在这些诗文中，第十三首诗相当特殊，不但仅写了三句而未完成（笔者认为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其原因很可能是其心中的那一句太过敏感，不便诉诸文字），还于诗题下以双行小字加了一段注。该诗，特别是诗题和诗题之下的双行小字均极难辨识。其文曰：凭后感怀龙纪二年二月廿二日未时，并身七人列州郊运偶中兴国祚昌，六人征（？）在敦煌。鹊印已皈逐相路，注文中的时间与张淮深墓志铭所记淮深被害时间完全一致，而注文明确讲被“列州郊”（实际上乃是被弃葬荒郊）的为包括张淮深本人在内的共七人。至于诗歌中的“六人”则仅指张淮深与陈氏夫人的六个儿子，之所以没再提张淮深，是因为诗歌是对张淮深被杀诸子来生前程的祝愿。陈氏是否死于此难看似是血腥政变中的细节，但是，这个细节却会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张淮深的死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陈氏为何没有死于此难（或许她在890年二月之前就已去世，亦或许其时她虽在世，却因是女流等原因而没被杀害，据P.3556周故南阳郡娘子张氏墓志铭并序，张淮深的一个女儿即幸存于世，后来嫁入索家），而在于铭文作者特意说明了被害六子均为陈氏所生。早在1986年，敦煌研究院的李永宁先生即刊发了竖牛作孽 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政者之更迭一文4，指出：“显然竖牛作孽应为不肖之子造作事端，残害兄弟，祸乱家室之意。笔者推测，张景球撰写张淮深墓志铭引用此典，显然不是随手拈来，无所实指，而是内抑激愤，煞费苦心，采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典故，隐喻杀淮深一家者，并非外人，而是自家兄弟张淮鼎。”“看来，中央受蒙骗不授淮深旌节，淮鼎以突袭手段杀淮深一家夺取瓜沙归义大权，就是墓志铭竖牛作孽，君主见欺的真实含义。”稍后，邓文宽先生继而发表也谈张淮深之死5，据S.5630张淮深造窟记考出张淮深至少还有两个儿子张延兴1、张延嗣并未死于政变，进而推论二人为张淮深庶子，并比照左传?昭公四年所记竖牛典故中的人物关系，认为是庶子延兴、延嗣等杀了父亲张淮深和陈氏生的六个嫡子，然后立淮深的庶母弟张淮鼎为节度使。关于上述李先生和邓先生的观点，笔者认为其中一些具体结论尚可商榷，如称张淮鼎为张淮深自家兄弟或庶母弟等即与史实不符，但两位先生对竖牛典故的解读及分析问题的思路确实值得高度重视。由于目前已知的相关史料还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笔者对张淮深并非死于此难的其他儿子在事变中的作用地位、自身结局等尚不敢遽断，但认为他们定然是十分特殊的参与者，心思缜密的张球选取竖牛故事来半揭半掩事件真相的确用心良苦，为千年后的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四 张球与张淮深一家的情谊及张球行文意图略析关于张淮深墓志铭的作者张球与张淮深一家的关系，我们可以用“异常深厚”来形容，其原因与表现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张球官职的迅速提升主要发生于张淮深时期，张淮深对张球有知遇之恩。根据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张球为当地名人名僧撰作的传赞碑铭中的作者署衔，可知张议潮当政期间张球一直任归义军军事判官2，而约在张淮深执政的乾符年间（874879），张球渐升为节度判官3，至光启三年（887）年底之前还兼任了掌书记4。如所周知，在唐代藩镇中，节度判官、掌书记是仅次于副使、行军司马等的枢要之职5，为节度使的心腹喉舌。张球一身兼二职，更加重了文秘之权，在张淮深统领的归义军政权和敦煌社会上地位之高不言而喻，对张淮深的万般感念自然可想而知。 二、张球与张淮深家人也往来密切，相处融洽。法藏敦煌文书P.2568南阳张延绶别传的作者题署为“河西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朝议郎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绯鱼袋张俅撰”，“张俅”乃是张球在敦煌文书和敦煌碑铭中的另一署名，故该传亦为张球所撰，而传主正是张淮深之子，即前引张淮深墓志铭中提及的与张淮深同葬州郊的张延寿，此传足证张球与张淮深之子十分亲密。更为重要的是，前面引录的张淮深碑抄件卷背所存第十三首诗凭后感怀是张球专为张淮深诸子撰作的。从诗题和题下注文看，作者是在凭吊张淮深等逝者之后写的该?，注文追忆了张淮深被杀的时间、与六子被弃尸荒郊的惨状。诗中“运偶中兴国祚昌”一句显示当时的政局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致作者有了“中兴”之叹。而此时他首先想到的便是纪念和祝祷罹难的张淮深诸子，祝愿他们来世再降生敦煌并得掌鹊印（即获得高官显位），其情意异常诚挚深沉。三、在张淮深及其诸子被害后，张球悲痛异常，难以自持。这在张淮深碑抄件卷背保存的诗文中多有表露，除刚刚提及的凭后感怀一诗外，该卷背抄存的两行杂记尤堪关注。这两行杂记书写于第九首诗之后，笔迹、墨色等均与全卷一致。第一行杂记自卷子中部写起，谓：龙纪二年二月十九日也，心中。下一行则为倒书：不可忍，冷气不下食。笔者认为这两行字所表达的文意相联，应是出于某种特殊情况或特殊考虑而将后半句话倒书。于此我们应认真分析一下杂记的内容。有两点需特别注意。其一是“龙纪二年二月十九日”，该日距张淮深被杀仅三天。颠覆归义军政局的政变的发生应有一个过程，十九日时敦煌的政治天空已不可能风和日丽，而应处于事变高危期，那一天一定发生了某种令张球非常哀痛惊惧的事（或许张淮深夫人陈氏所生的六个儿子是先于张淮深被杀的，其死期正为十九日），以致事后追记时仍不敢明言。其二是“冷气”一词，古时该词系指因哀痛过甚而致的气逆之症，如梁书?孝行传?褚修即谓：“修性至孝，父丧毁瘠过礼，因患冷气。及丁母忧，水浆不入口二十三日，气绝复苏。”是知张球用此词隐含了极为深切的感情。关于这两行杂记的书写时间，由于今知藏经洞中所存最早的大顺纪年文书为S.3880V，题“大顺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张一。”1故可推知这两行沿用过时年号的杂记当写于890年二月至十一月之间。其时掌权者为张淮深的政敌张淮鼎，书写与张淮深及其诸子被害事有关的文字必然多有顾忌，而在这种情况下张球还能冒险抒怀，其情感之强烈不能不令人喟叹。四、作为张淮深曾经的心腹僚佐，张球努力在用自己的诗文记述张淮深的功绩，以期传诸后世。张淮深墓志铭中即明确称撰作该铭文的目的，是要将张淮深的功德“铭于旌表”。但是，在当时还不能畅所欲言的政治环境中，这篇铭文的撰写难度很大，哪些不该说，哪些该说，哪些不可说，哪些可说，说到什么程度等，都是必须仔细推敲的，作者既要表达个人的真实想法，为与自己情深意厚的上司昭雪，又不能为自己招祸，为此，张球可说是用尽了心思。比如，铭文中一再强调张淮深的正统地位，“乾符之政，以功再建节髦。时降皇华，亲临紫塞。中使曰宋光廷”等语是说张淮深确实得到了唐廷任命，特意提到送旌节官的名字是为了加强真实性，可见张球用心之深。这里的“乾符之政”是说张淮深凭靠乾符年间取得的政绩获得了节度使任命（并非指张淮深是在乾符年间得到旌节的），意在说他得任节度使是当之无愧的，而之所以特意指出是乾符年间取得的政绩，自有深意，因为张淮深一生中最可称道的业绩正是达成于乾符时期，并且那段时间张议潮二子尚在京城，敦煌的政绩与他们没有关系，撰碑时只提乾符也安全得多。自张淮深执政后期，归义军政权内部矛盾迭起，留给后人的记录却扑朔迷离。作为一位长期生活于敦煌、有机会参与见证归义军政权诸多枢要之事的外来文士，张球以他独特的视角与方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颇为隐晦却十分重要的记述，为千年后的我们留下了异常珍贵的研究线索。以上笔者通过对张淮深墓志铭部分语句的重新解读和对张淮深碑抄件卷背所存部分诗文的分析，探讨了两件文书本身及其反映的张淮深遇害事件的一些具体问题。透过这些小问题，我们可以对当时敦煌地区政治形势的总体情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比如，关于张淮深被杀前后敦煌地区的政治格局，即可据此梳理出其时存在着至少三大政治集团：以张淮深为中心的在政争中最先失败的一方；以张淮鼎、李明振夫妻及李氏诸子为中心的先后挫败张淮深、索勋的一方；以索勋为中心的先接替张淮鼎，后又被张议潮十四女及李氏诸子击败的一方。这三大集团之间，前两者的关系是你死我活，后两者则是先联手合作而后针锋相对。三大集团共同叙写了那一时段错综复杂、纠结缠绕的敦煌历史，故类似背景认知自当有助于对相关归义军史的深入研究。参考文献：1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87.2李丽.关于张淮深墓志铭的两个问题J.敦煌学辑刊，1998（1）.3谭蝉雪.敦煌民俗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344.4李永宁.竖牛作孽 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政者之更迭J.敦煌研究，1986（2）.5邓文宽.也谈张淮深之死J.敦煌研究，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