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鲁迅(1)

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鲁迅(1)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鲁迅无疑是最为深刻的，影响亦无人可比。然而，如何理解这位思想人物则不是一件易事。在人们眼里，鲁迅只是一名斗士和启蒙大师，个性强，品格高尚，顶着黑色的闸门，同一切恶势力作斗争，文笔犀利泼辣甚至尖刻，深得青年的敬爱，但亦同时遭到一些文人的攻击和诋毁。特别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者笔下，鲁迅更是被概念化、脸谱化甚至工具化。实际上，鲁迅并非如此简单。（一）诚然，鲁迅于二十世纪中国之意义，首先在对民众的思想启蒙。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写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这四篇文章都写于1907年，鲁迅时年二十六岁，犹如一道流星，骤然而作，亦骤然而息。从这四篇文章看，鲁迅已有相当的思想深度，比同时期许多活跃的思想人物一点也不逊色。二十六岁正当盛年，思想也是最为活跃的时候。而且从其文字看，是时的鲁迅为民族国家的担当意识亦非常强烈，并以尼采的超人为志。可是，这样的启蒙文字，他并没有继续写下来，并且一中断就是十余年。哪怕在新青年创刊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同东方杂志就文化问题唇枪舌剑，鲁迅依然是置身事外。直到1918年，应新青年之约，他才又愤然而起，写了我之节烈观、狂人日记、随感录第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八等文章，并且如他自己所言：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时人和后人看来，鲁迅的这些文章极具战斗力，对旧文化的批判火力最猛，尤其是第一篇狂人日记，可谓重磅炸弹，对礼教的鞭挞无人能居其右。吴虞就认为：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可是鲁迅自己认为，他写这些文章只是敷衍朋友们的嘱托，属于遵命文学，并不是想参加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大合唱。下面这段呐喊自序中的话，读来颇费思量：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得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呐喊中的作品，是1918年至1922年写成的，内中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其实其他诸篇亦是有深意的，只是其意义不为人们认识到罢了。特别是将呐喊（其他诸如彷徨、野草等亦是如此）中的文字同上引的这段话联系起来，更会觉得意味深长。至少如下几点是明确的：第一，是时的鲁迅并非积极的文学或思想斗士，而是悲观消极的。第二，是时的写作并非为国家民族计，呐喊是为了排遣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他自己还说过，那几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第三，他的呐喊是用了曲笔的，把不应该写的写上了，应该写的却没有写上，目的是不想将自认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五四以后，鲁迅的文字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自然也就被广大青年尊为思想导师。可是鲁迅自己从来不这样想，他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这到那的道路。正惟如此，鲁迅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才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中，他无疑是其中的一员健将，而且后来亦多次为新文化运动辩护；但另一方面，他的参与既非主动，亦无启发民众的意愿。他的心思在别处，思考的主题是坟墓和通往坟墓的道路，是造物主同生命的关系，同时也是如何使自己的悲凉与无望不至于给青年带来灵魂的伤害。诸多启蒙性的文字，只是他精神炼狱的副产品或曰载体，有的甚至完全是人们的误读。（二）其实，鲁迅是一位中国式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尼采，但也来源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也可以说，是孔子、庄子和尼采的三合一，造就了鲁迅这位中国思想史上的异类。鲁迅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并非新的发现，不仅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文证据确凿，而且历来的研究者也是不否认的。但问题是，鲁迅受尼采之影响绝非仅仅限于早年，更非只是体现于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文。五四前后，一直到二十年代中后期，鲁迅仍是尼采式的，他的许多名篇名作，都可看作尼采哲学的汉语言文学之表达。老庄学说特别是庄子对鲁迅的影响也是较大的。这一点亦有学者认识到。但是此种影响之体现，并不在于他晚年写过有关老庄的文章，而是在于他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在于一系列作品中对人世间之悲苦的描写。至于受孔孟儒学之影响，似乎说不过去，因为鲁迅对孔孟一套是深恶痛绝的，逃之犹恐不速，怎么可能受其影响呢？实际上，这是两回事。批判儒家的人很可能是真正的儒者，正如那些口口声声赞美儒家的人，身上没有一点儒者的品格一样。儒家传承两千多年，载体一为朝廷，二为历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就后者而言，它早已深入士人的血脉之中，且内化为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鲁迅亦不例外。无论是早年对尼采学说的向慕，还是五四前后对旧文化的鞭挞，乃至晚年的政治倾向，都不外乎士志于道的儒家关怀和治国平天下的宏愿。然而，这种三合一的思想资源对于鲁迅来说既是幸事，又是不幸。幸的是三者合一使其思想向着生命深处浸透，且使其对历史、文化、社会、人生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不幸的是这三者原本是很难走到一起的，合而为一，必使思想者本人的精神世界承受巨大的压力，产生某种分裂，同时矛盾和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并进而使其遭受思想的苦痛。鲁迅的一生，就是在这幸与不幸之间彷徨、呐喊，经受着思想炼狱的煎熬，在诸多的两难关系中作着几乎是无法选择的选择。（三）第一个两难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致思的主题，更是鲁迅所要思考的，而且他的许多精彩的传世之作都是以此为主题的。然而，他既不同于其他的中国同仁，也不同于他的精神导师尼采。中国的西化论者如胡适等人，虽然同样反传统，甚至还可说出百事不如人之类的话来，但对传统的批判多是发发议论，既欠深刻，亦无关自身的精神痛痒。而且，在西化论者看来，反掉传统，用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不存在文化的断层问题，更不会因无文化而给人们带来精神恐慌。而鲁迅则不同。他对传统的批判是从根本上着手的。在他这里，传统非但没用，而且是恶臭和恐怖的，让人无法忍受。如此看待传统，实则意味着认识主体在历史世界的价值体系必然坍塌，带来的是虚无感。历史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它于人生同样是精神避难所，是连接母体的脐带。而且在鲁迅这里，他又不可能像胡适那样让西方文化作替补，何况尼采早已把西方文化传统鞭挞得体无完肤。在鲁迅看来，中国也好，人类也好，都是九斤老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哪有什么新文化？美好的名称不过是胡适等人自我标榜而想出来的。科学怎样？人类的福祉如何能够仅仅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民主又怎样？西方那种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千万无赖之尤，用之于中国，情况乃是更糟。原先是帝制，百姓皆为奴隶，现在是共和，民众依然被奴役，哪见有半点好转。鲁迅自己就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更何况，鲁迅同尼采亦不一样。尼采反传统，反的是基督教和苏格拉底以降的世俗文化，但对苏格拉底之前的文化传统，尼采非但不反，而且极力予以歌颂，并以之作为传统文化的替代。因之在尼采那里，从应然的层面说，不存在断层的问题，更不存在因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失去价值之根。因为苏格拉底以前的传统同样是西方人的传统，酒神取代日神，不过是用前一个传统取代后一个传统。而在鲁迅这里，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因为在他的观念世界里，没有一个类似于酒神精神的传统。他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同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的那位疯人，都是传统的掘墓人。疯人发布上帝死了的消息，狂人告诉世人，一部中国历史可用吃人二字概括。然而狂人的命运则不如疯人。疯人宣布上帝死了，但还有酒神信仰。而狂人总共才有一个传统，推倒了，只能是一无所有，无所依凭，无所安生。于是，横在鲁迅眼前的便只能是一个巨大的虚无。他被这虚无包围着，不知何去何从，没有定所，亦没有目标，如同阿Q和野草中的那样过客。过客精卫填海式的无目的奔走，阿Q临死前认真地画着圈圈，都是处在此种精神状态之中。共2页: 1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