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福州的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析论

古代福州的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析论 唐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朝代。经济的高度发达必然带动文化的输出，尤其是带有儒家文化色彩的佛教。日本吸取唐朝先进文化的主要途径是派遣遣唐使，遣唐使中留学僧人数又远远超过留学生。天宝十年（751）怛罗斯战役之后，大食控制了中亚，切断唐朝通西域的陆路交通，迫使唐朝致力经营海外诸国的海上交通，海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为福州海外交通的大发展创造空前有利的时机和条件。福州的海外交通和贸易快速发展，通商地区不断扩大。除南线;国家增多外，也开通了北线;，即朝鲜与日本。初唐，福建尚属经济后进地区。武则天时，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入贡还珠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当时的泉州即今福州。诗中用傍海皆荒服;来形容，从另一方面说明福州经济还比较落后。当时，福州在与朝鲜、日本佛教交流中扮演中转站的角色。唐初有慧轮师者，新罗人也自本国出家，翘心圣迹。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天宝三年（744），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先期派人到福州置办粮船，准备由此出洋；贞元二十年（804），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遣唐僧空海等人乘船漂流至福建长溪县赤岸镇海口，县长吏将其一行遣送福州，并且到州，新除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成分，具奏，且放廿三人入京;。到了中唐特别是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设置福建经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相当繁荣，福州被称为闽都都会，东南重镇;、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众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发现唐元和八年（813）球场山亭记碑碑文所载迩时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当时福州城内诸货丰盛，对外贸易发达，市场繁华。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福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扬州的第三大国际贸易港。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扬帆归国，在海上航行六天，从福州闽江口的连江县登陆，随船而来的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等人。圆珍等人在福州居留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由于受唐武宗灭佛;事件影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较大冲击，鼓山僧徒逃窜皆尽;。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渐恢复，福州开元寺还被官方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间，曾登临鼓山，访问华严寺，并留诗一首，题为灵源深处离合诗。诗曰：蹬危人难纤，石崄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空海后来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的开山祖师。唐诗人马戴咏晋安：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说明当时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学交流兴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生动地描绘了每年当海外贸易船遣发之际，福建观察使排办筵席，犒设送行以及当海外贸易船返航时，各国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动人场面，反映了唐时海外大舶频频直抵福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高潮。虽发生周世宗灭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响，还获得大发展机会，成为南方各道内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审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政治上，他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经济上，他重视贸易，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资用以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与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贸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巩固王闽政权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许多有作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商品经济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没有受外来入侵的危险，对外开放寻求海上交通，扩大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是必然的选择。宋朝廷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由于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此时福州已成为豪华的都会。高丽史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北宋仁宗时福州商客陈文佑;等从事中日贸易。苏轼曾说：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元时期，福州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贸易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带动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主要体现在：一、崇宁藏;和毗卢藏;的雕造和外传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汉化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译、编辑、抄写、雕版、印造、收赎、供养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北宋末年朝廷放开印书之禁，民间与官府盛行印书。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来的三大刻书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福建除建阳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书中心。福州的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了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创始了民间自发雕造大藏经的活动，并对日本佛教有重大影响。从北宋神宗元丰年开始,东禅寺等觉禅院发起劝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寺院筹资雕造的大藏经。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03)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或东禅寺万寿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崇宁藏;经本流传于世界各地,以日本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宁藏;雕造初成，同县的开元寺也已经开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经，并命名为毗卢大藏经;，同样原因称之为福州开元寺大藏;，或合称为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今称毗卢藏;。毗卢藏;的全藏，国内已不存，海外亦闻无藏。根据叶恭绰先生探明东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的大藏经，以毗卢藏;为主，以崇宁藏;补缺，系日僧庆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财资助雕造，因得携归已经刻成的经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将其后遞刊的经本陆续买去，合为全藏。福州版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各种佛经开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几与原本雷同。二、佛教建筑的传播根据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福建地区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镰仓时期从中国南宋传过去的大佛样;建筑极为相像，证明‘大佛样’是传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样;。大佛样;旧称天竺样;，是日僧俊乘坊重源为重建1180年被毁的奈良东大寺大佛殿，从南宋引进的建筑式样，日本建筑史专家称之为大佛样;。他们根据大佛样;中大量使用丁头拱（日本称插拱）的特点，推测它可能属于福建建筑样式。此外，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的奈良县东大寺南大门、建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的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建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华林寺一样，具有大佛样;相同特点，而且风格、构架方法和细部装饰与当时日本传统的和样;建筑明显不同，是一种完全新的建筑式样。虽然在大佛样;遗构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传统做法，但从构架到细部都有浓厚的福建地方风格，建造这样的建筑恐不是简单的带回图纸所能做到，应是在请来的福建工匠指导下进行的。三、与佛教有关的黑釉瓷器的输出佛教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李肇国史补及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闽小记有关于鼓山半岩茶的记载，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福建的茶叶在唐代已成为贡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闻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货物中通过天龙寺船已经有茶叶输往日本。福州的许多寺院不仅是佛教传播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赴茶;条：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大众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国禅僧提出，并通过禅茶交融途径向日本、朝鲜等国传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鲜茶礼。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是名副其实，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福建是古代盛产陶瓷的产区。由于宋代盛行斗茶;，与之相适应的茶具-黑釉碗盏，应运而生。北宋末期，建阳水吉镇后井村的建窑因烧制出兔毫、油滴、鹧鸪、瓜皮、曜变等精美斑纹而称誉当世，并一度被指定为皇宋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引发福州（包括福清东张、连江、罗源、闽清）等地各窑竞相仿制，并且大量通过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日本、朝鲜。这些黑釉盏在日本被称为天目;，为日本朝野僧俗所珍爱17。在日本被判定属1314世纪的长胜寺遗址，出土大量的天目茶碗。在韩国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晚期的沉船，从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瓷117件，其中有建窑的黑釉天目碗和小罐。从出土实物的照片资料看，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碗无论釉色、造型与建阳水吉镇出土的碗毫无二致，应是水吉窑的产品。这个事实为建窑产品曾远销日本、朝鲜等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历史上，福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日本、朝鲜的文化交往，特别是佛教交流，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