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商鞅变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意义

浅析商鞅变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意义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不断，法家思想在此时期形成较系统的理论，而秦国的商鞅的变法，更是后人传承治世的先例，他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上的各种法治改革措施不仅在乱世中把秦国治理的井井有条，成为“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的安乐社会 ，更是掀起了各国争相变法图强的浪潮，直到现在，其中的一些举措仍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商鞅(约前395-前338)，战国时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行政的代表人物，是法家以严酷的政治原则行政的标本。因在与魏国的河西之战中功劳而获封商地十五邑，号为商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对平民与贵族平等适用刑法的思想家。商鞅在秦国执政二十年，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此后秦国被法家的思想所统治，秦也成为一个有法可依，依法治国的国家。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公孙鞅应秦孝公招贤令，曾三次进谏秦孝公。第一次公孙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也”，第二次进谏“吾说公以王道未入也”直到最后一次以“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可见公孙鞅本性并非是“天资刻薄人也”，而是在当时政治环境下，顺应秦孝公的理念，以霸道和重法治国。在这种理念下，商鞅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 ;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当然，我们讨论的重点不是商鞅的功绩，而是借鉴他的改革措施和学习他的改革精神。商鞅的改革大体分为以下三方面：一、政治上取信于民，将人民群众纳入改革的洪流中这是变法的必要前提。变法的成败跟民众的支持有莫大的关系。在变法之前，商鞅使用了一个很小的技巧，来获取民众对他、他的改革队伍以及秦国掌权者的信任，那就是“移木建信”。在商鞅打算变法的时候，唯恐老百姓不信任他们，于是命人在都城的一个城门前，放了一根高三丈长的木柱，并张贴告示：“谁能把城门前那根木头搬走，官府就赏他五十金。”老百姓看到告示后议论纷纷。大家怀疑这是骗人的举动，直到一个年轻人说：“让我试试看吧!”说罢来到城门前把那根木头搬走了。商鞅听到这一消息，马上命令赏给那人五十金。那位壮汉看到自己果真得到了五十金，不禁开怀大笑，一边炫耀那五十金，一边对围观的老百姓说：“看来官府还是讲信用的啊!”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不久就传遍了整个秦国，商鞅这才下令变法。这与我国一直倡导的群众路线是不谋而合的，并且从法治方面来说，我国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但是我们发现在新一届中央领导上台以来，在全党中，以中纪委为主导推进的“打老虎拍苍蝇”的措施，就在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做铺垫，造气氛，向民众表明，党和政府是在真正的推进法治，在为一系列的改革来取信于民，以便取得人民的支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的，在改革中应该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进来，促进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改革，在改革中相互促进，共商对策，避免改革的措施与实际情况脱节。二、经济上加强集权，严格什伍户籍制度在户籍管理 方面商鞅严格什伍户籍制度，保证了社会统治秩序，强化了对基层民众的管理和统治，同时也增强了人民的法律意识。这种思想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保制度和公积金制度来说，也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我国现阶段的社保制度和公积金制度是跟户籍制度是挂钩的，在我国的城乡分类的户籍制度下，逐渐形成了地方管理，中央统一指导的社会保障体系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加大地方财政开支、不利于社会保障金的管理和人口的流动。所以，为了保证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户籍改革和农村经济改革做好铺垫并做好提前的保证工作，成立统一的社保金管理中心，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信息网，统一管理全国的社会保障金，并聘请高级基金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是很有必要的，这能够有效保证社会保障金和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增值。在具体实施方面，在全国各个行政区设分中心，以利于社保金和住房公积金的征缴与发放工作，在此基础上应该实现对社会保障金和公积金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定期考核制度。但值得注意是过度追求高利润的问题，这样会使管理人员为了最求高利润而不顾投资的风险，容易造成社会保障金和公积金的损失，所以只要能够保证社保金和公积金的收支平衡或者略有盈余即可。三、重视文化建设朱熹曾经说，商鞅只是一心要急切地表达使秦国富强的目标，但是并不在教育和文化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商鞅的政策，只是片面追求国力的强盛，而放弃了执政者首先应当致力于文化建设的基本责任。再有韩非子和氏中记录，早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商鞅已经有烧毁史书的恶劣行为了，也就是说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商鞅已是先行者，在商鞅的实用主义文化色彩下，兴起了功利第一的文化精神，导致世情浇薄，家族间亲情纽带被实际利益之刃斩断。文化是作为国家的软实力，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在极其重法治轻文化的引导下，造成这种冰冷的社会状态是必然的。我国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始就提出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说法，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放弃或者轻视社会主义文化的倡导和发展;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的愿望，都是文化的弘扬和繁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单纯的强调法治，必然会产生商鞅时期的缺陷，所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非常必要的。四、总结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经说，商鞅用“三术”说服了秦孝公，即“王”、“霸”、“富国强兵”之术。直到公元338年太子驷即位，因旧贵族势力的反弹和与秦惠文王的私怨，商鞅被公子虔等人污蔑有谋反之心，最终被杀于彤，又处以车裂之刑，灭其全族。从这一点来说，这必然是与他缺少德治思想有关的，虽然他的举措利国利民，但是其法的本质还是在于约束人民，更是缺少了道德 、文化的协调作用。我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并把其作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也是基于长期推行的群众路线基础之上的。这正是弥补了商鞅法治思想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传统凡是祖先的传统都不能违背，凡是古来的制度都不能改变。我们更应该学习商鞅那种为了改革义无反顾的精神，同时，应该佩服秦孝公那种对商鞅的信任。商鞅的改革思想，用他最响亮的一句话为代表就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换做邓小平的一句话就是“胆子再大一些”。在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结合的现在，更需要我们有改革者的那种创新、进取精神和敢于破釜沉舟的勇气。成功的改革家“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把商鞅与历代居于高位，手握重权然而只会惺惺作态的政治侏儒们相比，这才是真正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