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中日学术的差异

中日学术的差异陈尚君 教授今天和大家谈访问日本的感想，3月13号从日本回来，作为学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 访问学者，在日本三个月，因为学中文的，日语不会讲，对日本真正学术研究了解的不多。 据自己所知介绍一些情况，希望能给同学们了解日本学术研究一些情况有所帮助。主要是日 本中国学术方面。日本的一流大学从在图书资料、学术风气、教师修养、学生素养很多地方开了眼界。 我在那里主要是利用图书馆，就早稻田大学来说，他的图书馆分三处地方。一处是总馆，九 十年代初才开始启用的，无论从图书的管理、立架及出借利用方面，就我接触过的图书馆（如 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图书馆）来说是最方便的，他所有的书和期刊的书库全部都开放，可以 随意使用，复印很方便，只是价钱贵一点，无论什么书都可以，而且不用自己上架；有很多 书是前所谓见的，利用起来十分方便。早稻田大学另外两处图书馆，一个是高田早苗纪念图 书馆和文学部的富山图书馆，另外还有一个分馆。早稻田图书馆收藏的资料非常丰富，从图 书的格局来说，日文图书档是非常多的。在中国出版物，属于学术研究领域的基本上是全备 的，包括港台的出版物，其他语种的，如韩国的书籍，英文的书籍和非英文的书籍都有很大 的量。国外的一流大学图书资料全备对学术研究之重要是显而易见的。为了研究需要，我复 印了很多资料。对日本学术研究基本情况及图书出版情况作一下说明。日本的图书出版有明确的目标， 都是为读者考虑的，书价非常贵，日常应用之类的书印得非常漂亮。日本全民族有非常良好 的读书习惯，虽然书价很贵，但买书的人非常多。日本书店规模和品种之多和中国书店比起 来，要超过很多。而且各个书店比起来，图书品种有很大的差别。门面都很大，非常繁荣。 但是日本学术书的出版非常困难，和中国比起来，图书印刷费用非常高。与之连带的，日本的旧书店非常繁荣，旧书店非常多，规模都很大，品种非常齐全， 价钱都很贵。但日本的旧书店，品种不是包罗万象的，不像中国的旧书店。他们的分门别类， 有的专门卖西洋的美术书，有的专门卖日本的浮世绘方面的，有的专门卖音乐方面的，有的 专门卖电影方面的。它的就书店分类非常的明确。另一方面，学术性的著作品种非常的齐备， 定价虽然比原价贵很多，但是靠品种取胜。日本图书不仅印刷非常精美，而且，内容翻新和 叙述的准确性方面求深求细，这和我下面要讲到的日本学术研究的追求方面也是相近的。比 如说日本地图业。中国地图在近二十年来讲也有很大的发展，但和日本的来讲差距还是非常 之大。日本的地图出版的规模，从世界地图、全国地图、都、道、府、县地图，到每个县下 面的市、区、厅的地图，再往下面还分到住宅地图，一直做到每一家的住宅。把每一家的楼 都标志出来。另外在标志方面，比如说东京、大阪的地图，它都把整个城市非常细致的、逐 一的标志出来。到了每一幢建筑在地图上都有所表示，每一个路口的红绿灯的位置在哪里。 日本的学术也就是这样的求深求细，并且图书出版不断的求深求细。比如说日本的教科书， 到了什么程度呢？当时在位的首相都有照片出来，并且从明治时代开始，所有的首相的照片 都全部登出来，不断翻新。与旅游相联系的旅游书，比如说东京附近有多少个旅游点，东京 到每个旅游点有多少条路线，每一条路线路程是多少，起止站在哪，每个旅游点哪些点可以 看，从哪一点到哪一个点什么路线什么都标志出来。以此可以看出日本的一般的做学问的态 度。对于日本学术上，我们主要看看日本关于中国学方面。日本学科划分与中国相比有很 大的不同。中国习惯上是文史哲。日本关于中国学研究有两大学会，一个是日本中国学会， 它包括文学、语学（我们习惯称语言学）、书志学（我们称文献学），还有哲学，也包括儒家 的经学、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等；对于史学方面，日本有东洋史学会，从话语方面讲很模 糊。中国是称东洋学，另外还有韩国史、日本史方面也都称为东洋学。东洋学是从近代开始 出现的，相对于西洋学的一个提法，从明治初年开始提出的。我参加过日本的中国学会年会，日本的学会活动和中国比起来很不同。中国学会的组 织实际上是非常松散的，中国的学会有些一年到两年举办一次。一般的学会的主办方非常辛 苦，因为要安排会场、安排程序，还要安排参加会议的人员的住所、吃饭等等，要承担一部 分费用，所以对承办过会议的学校学者来讲，办会是一件花钱、受累、挨骂的事。日本学会的运作方式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它委托一个学校主办，只负责通知会期、 布置会场、安排程序，其他事情一概不管，而且，日本学会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参加学会 的人员，无论是著名学者还是一般学者都可以参加，本科生一般不参加，到了研究生以上都 可以参加。参加学会每年要缴纳会费，在有名的学者不缴纳会费当即予以除名，师生平等。 另一个就是，参加学会的大会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凡是学会的会员，每一位都通知到，告诉 在哪里，什么时间。去不去是自己的事，参加就要缴纳会费。主办方只提供一个会场，可以 坐下来。一个好处是使主办方比较轻松，另一个就是有志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机会广 泛接触来自全国各高校的著名教授。他们学会的举办方式，一个是全国性的学会，另外下面分属的许多小的学会利用全国 性学会的前一天，举办它的小的学会。会议全部集中在那两天里面，这样就是参加学会可以 接触许多的人，使得对全国的教授都能有所认识。另外日本的学会除了严肃的学术报告以外， 还有一常肯亲会，谁都可以参加，只是费用较贵，我参加了两次，其中一次是受邀请，不用 自己出钱。这种会上著名的学者和一般学生可以广泛交流，各方都可以有一定的了解。这种 学会方式是值得中国学术界参考。日本的学术活动又一个特殊的形式就是读书班，我参加过 两次，一次在大阪大学，十来个人都一本北宋僧人的文集释门文字禅；第二次是到东京 大学。日本读书班数量很多，而且只要两三个人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读书，慢慢就会有很多 学生参加，形成一个小圈子，然后在到大圈子，读书班逐渐就发展成为一个学会。这是一种 读书方式。日本的读书它不求广泛的读书，只是大家在那里读一两首诗，然后反复地在那里讨论。 先请一位讲解，然后所有的人对他讲解的逐字逐句的进行讨论，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样做的 好处是可以把一个人读书时容易忽略的问题揭示出来，提出不同意见；再就是经过讨论可以 形成一部专著。日本现在很多的专著和许多的研究报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也有人对 这种读书的方式提出不同意见，有一位老先生带领大家读陆游集，每两周读一次，那位 老先生自我调侃说，陆游总共有9000首诗，按这个速度，要读690多年。我认为这种方式 通过精读是参加读书的人提高读书的能力，虽然慢，但是还是会有提高的。成员来自不同的 地方，换地举行。这种读书班有好处，但在中国实行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日本文史哲的研究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先从文献上说起，大家都知道，人本文化和中国有密切的联系，日本七世纪以前的文 献非常之少。一些研究日本史的学者，比较多的利用中国的典籍研究日本先史的情况。日本 七世纪以后典籍的数量非常之多，而且日本文献的整理已经积累了相当长时间的经验。就日 本史的研究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日本书记，日本书记所记载的日本最早的二十来位天皇， 在日本史学界也是非常质疑的。日本近代以来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百鸟慧吉，提出一种著名的 论点，即尧舜禹的虚构说，这两种结合起来可以了解日本史学的求索精神。日本的史学之中 对上古的传说的东西，从日本史学界的一般来讲是不完全尊信的。中国史学界对日本学者提 出的尧舜虚构的看法在一段时间里面是非常反感的，确实有另外一种背景。但是对日本史学 界现代的研究来说，在日本的各种教科书之中，对日本神代时期的历史，对日本书记记载的 最早的一些天皇的历史基本上是不予尊信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从史学意义上来讲 的，历史的原貌的可信与否，第二个是从日本的皇统的角度来讲，日本的天皇是千年一脉的， 现在的天皇是日本的129代天皇，他是从日本最早的神武天皇一代一代的数下来的。现在册 立皇太子、天皇职位等等，有一个仪式是要到一世神或神武天皇陵等地举行，表示对诸祖的 追念。现代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是对日本书记所记载的最早的前二十几位天皇的记载是不予 采信的，因为它是神代的历史。日本教科书认为比较可信的一个是考古的发现，一个就是中国典籍中有关的记载。中 国典籍之中的最重要的就是三国志倭国传，这一篇是了解日本三世纪时状况的最重要 的一篇东西，当然也有很多的争论。那里面讲的薛马台国和日本女皇的状况，是引起很大讨 论的。就是薛马台国有九州说和大和说，它是在以前的九州和中国比较接近的地方还是在现 在的奈良一带又很大的争论。但是采用可信的历史而不用传说的历史，这是日本史学界明显 感觉到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当然日本先代史也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到现在为止，日本五世纪以前的记载非常 之少。日本的考古发掘，日本图书馆里面收集的日本考古学的各种著作和杂志数量非常之多。 但是很可惜的是日本的地下挖不出太多早期的有文字记载的东西，但是日本的考古挖掘非常 之勤，以至于有人把东西埋进去然后再挖出来的情况。在我看来，日本有很多的天皇陵，时 间非常早，日本存的天皇陵上百座的都有，为什么日本史学界在这里面不挖？日本学者说， 天皇陵是天皇的私产，是不能发掘的。我只觉得虽然说日本神代时期的天皇是虚构的，但是 每一位神代时期的天皇都有陵保存到现代的。而且天皇陵的时代非常早，我看到日本九世纪 末十世纪初的沿袭祠里面已经详细的记载了天皇陵的位置，和现在保存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 的。这里面可以看出日本的传统之中对于先代的遗物是非常之尊重珍惜的。我有机会到京都奈良去看过。奈良保存有很多很古老的寺庙，比如像东大寺、法轮寺， 都是奈良时期，相当于中国8世纪时的原物，一直保存到现在。而且有一些地方，比方说日 本最古老的神社春日大社，也是奈良很有名的地方，它的特点是历代进献的石灯笼，有 很多的石灯笼都是几百年甚至近千年以前的，都露天的摆在原位，到处都是，仔细看上面都 有年代，一点不损坏。这就感觉到日本对古物的尊重和保存有很长的传统。日本的一些寺庙、旧皇宫之中所保存的古文书的数量很多。到日本看他们的史学的著 作，比方说他们编大日本古文书、大日本古迹录，书的规模都是上百卷以上的份量，而且是 从奈良时代以前一点开始，是逐年逐月的编著，数量非常大。这里面可以提到，奈良东大寺 附属的震昌院所保存的文物到底有多少到现在都不知道，没有全部的发掘；但是震昌院实际 上是属于皇室的财产，因此每年只开放一次，但是每年展出的东西都有所不同。其中保存了 很多当时从中国唐代传到日本的和当时日本的很多的文物，很多是八世纪的东西。包括唐代 的面具以及丝织物的原件，唐代的乐器都非常完整的保存下来。保存的古物数量是非常之多 的。日本很多的寺院里面保存了大量的古文书，绝大部分都是日本古代的与日常生活有关的 文书，内容非常具体，和敦煌经济文书的内容很接近，从中国学来说价值不是很大，但就日 本古代史研究来说数量非常巨大。这里稍微要讲到一些日本所保存的中国的古籍。日本历史特别是日本的文化是受中国 影响很深的，近代以来当然是有一定的逆转。从七世纪初以后，日本的大化改新及一系列的 变革之中，日本早期时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认为唐的文化比日本更先进，日本对于从 唐文化中学习索取，从唐购买索取的图书数量极其巨大运回日本，现在存下来的日本僧人带 回去的古籍目录，就有十几种之多。日本皇家的相当于唐末的图书目录叫日本国现代书目 录，非常完整地可以看到唐代时传到日本去的简书的数量非常之多；而且这些典籍在日本 历代非常好地保存着，流传下来。中国直到清代中期以后，知道日本有许多的中学，但是到 现在为止，日本保存有多少中国的古文书，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数目。近年来日本学者也作了 不少的工作。我在那边看到一个阿沛农业遗稿，日本古抄本的一个种类。日本文部省从1999 年印了的日本国宝可分为建筑、雕塑、典籍、文书等等许多的方面。日本保留了许多中国典籍著作，有许多对于中国研究是很有用的，其中保留最多的是白 居易的文集。日本学习唐诗主要就是学习白居易的诗。中国研究白居易的有两位先生，一位 是上海，一位是北京的，但是两位先生对日本的资料的研究还不够。有许多在中国认为已经 失传的著作，在日本却还有。比如千字文中所保存的关于南朝的著本在日本就有留存， 在中国只有敦煌遗书有一些残片。日本所保存的唐人的诗歌，就有许多宋刻本。日本有许多好的做法，这里稍微说一点。日本存下来的以汉文化为主的书籍叫万叶集， 即用汉字纪录日文发音，日本有许多书架都是研究万业集的。后来，日本流行假名，但 是汉文的写作依然保持着。日本对关于是否是用汉文曾经有过讨论，其中有几派的看法，一 派认为完全用汉文，一派认为完全用假名，还有一派认为完全用字母，后来日本还是采用了 现在的做法。在日本的历史研究上，受中国文化研究影响还是很深的，从现在很多的研究中国汉学史 的著作看，有两本书。一本是日本中国学史，另一本是曾经在复旦古籍所工作的李庆泉 教授的日本汉学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研究始终与现实的政治密切相关。中国的经史子集对日本的影响很大。虽然宋学的东西在日本的传入已经是在宋代以后， 大约是在十五世纪左右才开始弘扬宋学的精神，日本的汉学家对中国宋学的弘扬讲究，使得 中国的忠孝礼仪一般为日本的民众所接受。中国汉学主要讲的就是春秋大义，尊王攘夷，日 本的汉学家要研究中国的文化、学问，也应该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碰到这样的问题，中国 人讲华夷之分很容易明白它的意思，但是日本学者讲就有一个自己的定位问题。最初在日本 在中国称为东夷，这与当时的南蛮，北荻还是有区别的。东夷的夷字中间有个人字，而北荻 的荻字却是个犬字，南蛮的中间包含一个虫字，所以东夷还是比他们高一等的。但后来有学 者进一步研究指出华夷之分的主要区别就是讲礼仪。讲礼仪就为中华，不讲礼仪就为蛮夷。因此，日本的汉学家就受中国文化影响研究礼仪。于是也是华的范围。因此，中国文化 对日本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厚的。日本有许多学者论证儒学如何与神道教一致的。日本的忠皇与中国的孝道礼仪是十分密 切的关系，还有的学者认为日本的大东亚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有很多相同之处。日 本的明治维新就属于中国的儒学的一个派别，弘扬中国的儒学的尊王攘夷思想，因此明治维 新的成功就在于幕府的交权，使天皇处于集权状态，所以日本的这一点是在中国的儒学起了 很大影响。在日本很明显的感受到日本的礼仪、日本的修饰、人与人间的尊重以及日常生活的状况， 我感觉中国的许多都在日本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中国学者写过几本书论述由低坐到高坐的 发展，我觉得从魏晋到南北朝，中国的士大夫采取的是一种低坐的方针，保持身体笔直的。 因为士大夫和贵族必须在礼节方面保持一种经传的态度。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因此，在魏晋 南北朝以前，有地位、有身份的人都十分讲究坐的姿势，前几天看张艺谋的英雄，里面 坐的都不是很规范。所以庄子讲的箕踞而坐，即两腿叉开的做法其实十分的不礼貌。这样一 种低坐的方式在宋代中国已经基本消亡了，在唐代的胡坐已经基本属于高坐了，但是在日本 还依然保留着这种做法，但是近来的年轻一代坐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然而日本是很重 视礼的，比如正式场合吃饭时筷子必须横着摆的，但是一激动就不讲究这些了，这也是很正 常的。但是作为一些礼节性的东西在日本还是得到比较好的保存。我总觉得日本的汉学的发展 到近代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日本维新之后主流的部分西化了。日本民族初年许多思 想家都强调日本的发展主要要向西方文明学习。我开始的时候讲到日本清明大学的创始人叫佛德玉吉。佛德玉吉一系列的论著之中强调 一点，就是他讲到当时世界有三个文明区，一个是开化区，他认为欧美是属于文明的开化区； 第二个是半开化区，日本和中国都属于半开化区；其他就是野蛮区，这个说法当然不科学。 但是他认为，日本的发展应该全部向欧美学习，因此当时日本一系列的议论就是认为日本的 文化应该抛弃中国文化的影响，应该抛弃汉学，全部向西方学习。当然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一种标志；另一方面讲也就是日本近来以来逐渐引向对中国文化的 抵制。但从日本近来以来的学术发展之中，从文史哲的研究来看，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传统。日 本近代以来重要的学派是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在他们的一系列研究之中比方说历史学，最 重要的就是日本的学者从很早就开始注重中国新的文献的发现。比较突出的就是，甲骨文发 现以后，日本学者从事接触研究甲骨文的时间很早。当然了，因为王国维和罗增玉等比较长 时间地在日本的居住，日本的很多学者跟他们交流很广，很多的研究都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 另一个方面，就是日本对敦煌学的研究，敦煌学由于敦煌藏经洞及许多遗书的发现导致了从 南北朝到唐代文化各方面研究的变化。日本学者在最初发现敦煌遗书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一 系列很好的研究，当时比方说，对于一些新发现的经典都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比方说，中 国方面近几年注意比较多的，一个新罗人，叫慧操，到印度取经的里面的东西。但是在日本 学界，大概是在1910年日本已经有人就完成了叫慧操传鉴测，利用这个来研究中西的交 通史。日本近代来以来史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了很好的传统，大概从那时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四 五代人，日本史学研究之深之广值得中国学者学习。日本文史哲研究之中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从基本文献的鉴测入手，从基 本的资料工作入手，注意研究方法的科学严密。日本的学者是很早注意编撰索引的，而且认 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应该从完全占有史料入手。我到这里我才知道哲学系的同学主办这 个讲座，因此我对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带很多，但是我有一些印象就是日本的佛教研究，道教 研究，如果说从文史哲的研究方面和中国的研究相比日本处于更大的优势话，我相信是佛教 研究，其次是道教研究，再次是儒学历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个原因在于，日本学者这方面的 研究，比方说日本的国教研究方面与中国学者的研究相比，深入很多，而且涉及到的面非常 之广。这里有个原因，中国比如说从大学到研究机关，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多数不是佛教徒， 或者说他不是哪一宗的教徒。日本则不是这种情况，日本许多大学它本身就是佛教某一宗派 的大学。我到日本大沽大学，那位老先生带我去图书馆看。那位老先生在日本也是非常有个性的 一位。到了京都以后，他拉我们去看日本以前红灯区集中的地方，老先生很高兴。他说，他 带你们去看博物馆，我带你们去看窑子。那个地方已经不是红灯区了，但是它是保持了日本 京都旧的特色。看到那个房子，就感觉到看水浒，看到潘金莲挑帘子掉下来砸到西门庆那一 节就是那个地方那个感觉。那个老先生带我去看大沽大学的图书馆，可以看到它对佛教的藏 书为两大类，一个叫本宗图书，另外一个叫他宗图书。大沽大学对于佛教本宗图书和本宗图 书的研究我感到我们是不可企及的。他们的研究不像是中国的研究，研究佛教的时候，不是 从佛教本身的角度，而往往从俗人批判的立场上来研究佛学。他们的讨论是从佛教本宗的角 度来研究的。像日本的花园大学等几所学校，我总感觉他们有很深的佛学背景，究竟是哪宗 的佛学，我现在说不准，因为我还不完全了解。但是后来我看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里花园大 学等学校的学刊，我看他们是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很有趣，在日本，我 发现他们大学的很多学者都很严肃，讨论问题的时候都很严肃，但是讨论完之后却会讲各种 各样的游戏话。一讲完之后，就要请我吃饭，吃饭时他就跟我调侃。日本的佛教研究、道教 研究我以前了解的很少，但是到了日本看了一些他们做的道教研究，我看的比较多的是一些 最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的论著，复印了不少资料，我到现在回来以后还没很好处理。但是感 觉他们著作之中，实际上是把道教研究纳入科学的轨道。这样的研究之中，有一个很长时间 的积累，但是他们做的这样的工作，是在中国的道藏书之中最难懂的。因为中国的道藏之中 每种书的出书的年代、所属的宗派和确定的教理是不明确的，而日本的学者在很多工作之中 他是把道藏的典籍作详细的索引，使这种研究能够进行下来。我是把那些书都复印了，虽然我不是做道教方面的研究的，但是我觉得涉及到这些方面 典籍的应用会有一个很大的方便的。道藏的研究方面他们有关的论著也有很多；文学研究方 面，涉及到古代方面，最大的特点日本学者把一个问题涉及的方面探讨得非常之广非常之深， 而且在很多论著之中可以看到一个学者对于各方面史料的驾驭能力。我手上拿着的这篇，是 日本京都大学一位学者的一篇论文，这个是研究中日研究典籍中的一个资料。这里可以看出 他们研究的视点。在这篇论文中，从中国典籍到日本典籍，从一个较大的跨度来研究一首诗， 然后展开分析。我觉得在这样的研究之中，体现日本学者的研究特点，就是从小处入手，把问题挖的很 深，而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从很大的跨度来解决。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是很有特点的。我 觉得在日本学者很多的研究之中都能表现出和中国学者研究视点的不同。比方说京都大学的学者，现在已退休的石穿浪，日本中日中国协会的会长，他七十年代 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初三浪记学与文心雕龙研究什么呢？研究刘勰早年曾经是一个 和尚，曾经帮助僧友编过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佛教目录书初三浪记学，。但是，把这两部书 放在一起，内容并没有多少相同点，文心雕龙中几乎没有用到什么佛学词语。但是，刘 勰的这种经历对他今后的创作有什么影响。石穿浪先生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说明这两部看似没 有联系的两本书的内在联系，这说明佛教典籍的思维之严密。那篇文章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比方说日本现代京都大学的古代文学的教授，叫川和刚三，他现在在近年来发表的一本 书，叫中国近现代文学。他研究什么呢？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人是如何表述自己的一生的。 他是从最早的司马光的史记自序一直延续到近代，他是从自传这方面来考虑。我觉得在 日本学者这许多的研究之中都能表现出和中国学者在研究视点方面的不同。今天在这里，有 关的问题还不能完全的展开，只点到地讲一些。日本的学术研究情况我这里只是一般的介绍。当然，我也感觉日本的学术研究之中近年来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由于日本各个学校之 中符合日本纵向结构的规模，就是说学校之间的竞争不是很激烈，对教师的论著要求不是很 高。我就觉得，日本教师的一般的论著并不是很多。一般来说一年有一两篇文章也已经很好 了，没有说不过去的。因此呢，日本现在也有一个情况，就是学术发展的不平衡。我觉得和中国比较，中国从 事学术研究的人太多有许多同学也开始做学术研究了，在这里少作这方面的微词。中国 现在学校的层次差别很大。而且一般的学校都有科研方面的任务，有的学校讲起来我觉得非 常有趣。前几天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有个学校汇报他们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成绩。他说， 我们进行了人文素质的教育，一个学校的学生写了 6000篇论文。我就感觉中国有一个问题， 水平线以下的东西太多。许多日本的学者都有很多批评。但是日本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除 了编各种索引之外，日本的学者基本典籍之校勘、一些珍贵版本的影印、一些基本古籍的每 字索引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很好。当然，因为电脑科技的发展，古籍检索越来越方便。但是日 本学者在几十年之前就已开始做中国基本古籍的每字索引，而且这种工作是延续到他们学术 研究之中的，他们的工作都做的非常尖锐。但是也有一个问题，现在日本的有些学者现在用 索引做学问，而且索引做法的话常常不知所云。比如一位年轻的学者做了一个题目“前启书 中的霞”，大讲了霞的用法。这个以前做的话，还有些积累，但是现在做的话就有一些问题。 现在用电脑检索的话非常方便，而且我不清楚前启书中的霞与其他人书中的霞用法有什么区 别，我认为区别是不大的，但是这样的工作日本还有不少人人在做。这会存在一些问题。最后，我想讲几句看到的日本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日本的几个大学，我感觉它们的研究 生数量不是很多，一般一个学校二三十名，不是很多。大概与日本的传统习惯有关，日本很 重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职分。就是说一个人的职业要守本分。因此，日本学生做论文一定要 把这个研究，这个本位保持的很好。他做这个专题的研究一定要做的很好。我看到日本国内 最好的几个学校，国立的学校就是那几个帝国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大阪 大学、北海大学、北海道大学。这些所谓“帝国大学”，一一现在不叫“帝国大学” 了。我看了一下，有一种感觉，就是学校里面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资料准备得很好。日本比方 说早稻田大学，它分文学部，文学部又分第一文学部，第二文学部。第一文学部分中国文学 和东洋文学是在一起。但是，它的中国文学占有专门的研究室，研究室主要是给研究生利用 的。我感觉日本对研究生的资料准备确实很完备。当然，这与日本的新生的基本素养有关。 它的研究室基本上是开放的。日本学生的进出我感觉好像并没有专门的人员管理，它的书籍 保存得非常好，绝对不会有哪个同学把哪本书轻易带走。在京都大学我看到它文学部的研究 室那里面许多基本的东西都有，包括老师需要用到的、学生讨论的以及与中国学术有关的大 陆、台湾、日本的基本刊物，成套的都有。因此来讲，在这样一个范围内研究问题有许多便 利的方面。因此，日本的老师培养研究生，很讲究从基本的规范入手。凡是研究问题，应该 做首先基本的文献调查，然后有一个学术史的轮廓，然后展开论述。许多日本的研究生所做 的第一步工作，是你怎么做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已发表的论著详细编一个目录出来，然后再 进行学术的评判。从这方面讲，日本在这个方面的培养，是有一个独到的地方。今天是随便拉扯了一些，主要介绍了一些我所感到的日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