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根源：刑法对经济犯罪的控制

困境与根源：刑法对经济犯罪的控制 伴随刑法成本增长的是经济犯罪浪潮的高涨，经济犯罪的巨大破坏性要求刑法加强对经济秩序的维护，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又要求刑法为经济自由而保持谦抑的价值取向。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刑法的扩张具有现实的基础，即加速市场规范的建立和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另一方面，刑法效益的实现又存在制约因素，即刑法威慑力对经济犯罪的局限性以及刑法所面临的道德基础性危机。因此，在刑事立法上应采取重重轻轻的政策，在刑事司法上要加强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当前的经济犯罪既不同于传统的财产犯罪、贪利性职务犯罪，其本质是一种在市场经济财产流转过程中，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1。因此，正如当前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我国经济犯罪的范围就是新刑法典分则第三章及相关特别刑法所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2（1-4页）。纵观近20年我国经济犯罪的态势，我们发现一个值得探究的事实：一边是不断扩大的犯罪圈和增加的刑罚量，另一边却是日益高涨的经济犯罪浪潮。可以说，刑法在对经济犯罪的控制上正面临着一个内外交困的境地。一我国刑法所面临的内外困境1.刑法成本的增长与犯罪数量的增长这里所说的刑法成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刑事法律中设立的某类犯罪的数量与刑罚量，即犯罪圈的大小与刑罚的强度。就中国经济犯罪而言，犯罪圈的扩大与刑罚强度的增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具体来说，新刑法典分则第三章与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两部法律文件共规定了95个罪名，相对于刑法修订前，其数量已大大增加，对经济活动的调整范围也更加广阔，已初步建立起了较严密的惩治经济犯罪的刑事法网，刑法的触角更广泛地伸入到经济领域。从刑罚强度来看，上述95个罪名中，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58个，占总量的60%，其中还有16个可处死刑的罪名，而法定最高刑在三年以下的仅为13个。对经济犯罪设置如此严厉的重刑结构，无论是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是与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相比，都是十分罕见的。以美国为例，同样是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在美国则属于轻罪，可判处6个月监禁并科10万美元罚金3（719页）。又如，同样是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而俄罗斯刑法典第183条则规定其法定最高刑仅为“处三年以下剥夺自由”4（93页）。虽然我国刑法在控制经济犯罪方面不断增加对刑法成本的投入，但经济犯罪持续上升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其犯罪数量与危害程度呈日趋上升的趋势。1994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案件12220件，比1993年上升32.88%；1995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此类案件13452件，比1994年上升10.3%；1996年判处经济犯罪分子17473人，比1995个上升17.66%（注：参见1995、1996、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9年，虽然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击走私犯罪的活动，遏制了前一段时间的走私狂潮，但是，同年10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犯罪侦查工作会议也传达出另一个信息，即全国范围内的经济犯罪活动依然十分猖獗，尤其是在金融、财税、商贸等领域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注：资料源自新华社北京1999年10月8日电。）。显然，从刑事司法的现状来看，犯罪圈的扩大与重刑结构并未达到刑事立法活动的预期目的控制并减少犯罪。相反，不断上升的犯罪数量给刑法造成更大压力的同时，现有的重刑结构却使刑法在控制犯罪方面面临更小的回旋余地，因为从立法上增加刑罚强度的空间已经很小。2.刑法在对经济秩序的维护与对经济自由的保障中的困境经济犯罪本质上是一种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其危害的特殊性在于，它所侵害的甚至根本就不是特定个体的合法财产，而是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经济秩序，是法律保护中超个人的客体。就我国而言，经济犯罪给市场秩序带来的危害性已日渐显露。1996年的“琼民源”事件与1998年的成都“红光事件”，不仅使广大股民的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更使中国的股市剧烈波动，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而金融诈骗活动、非法集资活动、逃税、骗税活动更是层出不穷。出于维护市场活动正常秩序的目的，要求通过刑法严惩经济犯罪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刑法面临着要求扩大经济犯罪圈与增加刑罚量的巨大外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