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起因探究

乌台诗案起因探究姓名：梁世统学号：20095161216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摘要：因为文字而得祸的现象似乎在每一个统一王朝都存在，往往是因为不同的 政治因素而产生。乌台诗案则是在北宋时期发生在苏轼身上的一场文字狱，而引 起这场诗案的原因也很繁杂，本文主要是从诗案的兴办者台谏，苏轼个人以及幕 后主谋宋神宗三个方面来说明的。关键词：诗案 台谏 变法 苏轼 宋神宗Abstract: The phenomenon that become a scourge because of articles exist in every unified dynasty. And it always occurred because of different polictical factors, Wutai poem is a literary inquisition which happened on Sushi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reasons lead to the inquisition are also very complicated,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reasons for the incident from manufacture Taijian, mastermind emperor shenzong and Sushi himselm.Key words: poem case Taijian political reform Sushi emperor shenzong 前言：本文是对乌台诗案案发的专题研究。乌台诗案既是苏轼人生与创作的一个转 折点，又是一场著名的文字狱，对宋朝的文化和政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乌台 诗案的发生是由众多的原因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本文对此展开较 为全面的研究，力图多方位地客观公正地描述诗案发生的缘由，从而加深对苏轼 个人和宋朝政治的把握，并对文字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一、诗案始末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朝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栖息，所以汉代以来 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反对新法， 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就写了一些讽喻时政的诗。由于苏轼当时是 文坛的领袖，任由他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 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四个月，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 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这次事件是苏轼一生众多文祸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此案牵连了一大批官员 , 他们大多都遭贬或罚铜，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字狱，在我国历史上文明千古 ,而 诗案顾名思义是因诗得祸，所以一般称这场文字狱为“乌台诗案”。二、台谏的阴谋诡计北宋，御使台和谏院合一，称为台谏。北宋的台谏官员由君主亲除，直接受 制于君主，成为人主之耳目，和相权脱节，成为与政事堂并驾齐驱的一个权力中 心。作为一种监察制度，北宋台谏在巩固君主集权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 台谏有着与生俱来的封建专制的工具性质与功能，对政治和文化均产生过不可忽 视的负面效应。北宋后期官员的弹劾、党争的激化，就与台谏的参与密不可分， 而乌台诗案则是由台谏直接兴办的。（一）“新进”与“老生” 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 州谢上表，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李定等人抓住把柄，以为“生事”是针对熙宁变法，“新进”则针对因变法而被 擢用的官员，御史台官员又搬出苏轼以前所写“托事以讽”的诗文，群起攻击陷 害。“新进”一词在王安石时代表那些“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苏轼这句话使 那些当权的小人很受刺激，再加上苏轼以年龄大了的“前辈”自称，说不想生事， 这就更加触怒那些拥护新法的“新进们”。参加乌台诗案的台谏官员有李定、舒 亶、何正臣、李宜之、张璪等，他们各有自己的目的，尽显人性的阴暗。舒亶是 一个阴险小人，专好整治清官良臣，曾经先后弹劾过郑侠、苏轼、张尚英等人， 属于人性扭曲的家伙。李定善于阿谀奉承，总是报喜不报忧，是因为称赞王安石 新法而被破格提升的。苏轼因李定不服母丧而对他极为厌恶，曾经为士大夫赞美 朱寿昌寻母得母之诗作序，“讥激世人之不养母者，李定见序，大惋恨，会定为 中丞，劾轼尝作诗谤讪朝廷。事下御史府鞠劾，将致不测”。李定因此怀恨在心，现在机会到了，这一小人就竭力弹劾苏轼。再加上苏轼在地方任上， 政绩卓著。特别是徐州防洪，亲率军民，筑堤防洪，徐州得以保全，神宗通令嘉 奖：“汝亲率军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泊之 害”。群小害怕苏轼还朝重用，于是施展阴谋诡计，排挤这一所谓的“老生”并 欲置苏轼于死地。王安石变法期间，相当一部分元老重臣因政见分歧而纷纷离朝，王安石不得 不重用一批支持新法的“新进后生”，但其中大部分是奸诈小人，如吕惠卿、曾 布、李定以及后来的蔡京等人。这人推行新法的目的往往是迎合皇帝及扩大自己 的财富和权势，后来新法逐渐变质，开始由惠国变为惠奸方面转化。可见苏轼是 有先见之明的，是正确的，只可惜他因“新进”、“老生”二词使自己深陷泥潭， 更可恨这些品性卑劣的小人，为了排除异己而不惜制造文字狱，陷害苏轼。（二）“讥谤”新政一般认为“乌台诗案”是由于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但事实上并非 完全如此。首先要指出苏轼确实曾反对过新法，但他并不反对改革。苏轼在青少年时期 就有改革时政、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入仕之后，他渐渐地形成了系统的变革社 会的思想和主张。苏轼的主张可以概括为“课百官” “安万民” “厚财货” 和 “讯军旅”四点。细细看来他和王安石变法有相同之处，都是代表中小地主阶 级，打击的主要目标都是豪强势力，目的都是挽救北宋的统治危机，巩固北宋的 封建统治。但是他们又有分歧，表现为两点：一是王安石主张“富国强兵”，从“理财 整军”入手，增加国家收入，加强军事实力。如“均输市易法”，“青苗法”的目 的就是打击豪强富商，增加国家收入，同时也希望能缓和阶级矛盾；“保甲、保 马法”则是为了加强国家的军备力量和对人民的镇压、控制。苏轼则主张“国富 周克勤，乌台诗案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 姚复，乌台诗案”起因新探，南政法学院学报，1987年 宋魏泰，东坡笔录卷十，上海市，中华书局，1983第10月版，第114页 曾枣庄，东坡续集卷十二，转引自曾枣庄论眉山诗案，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第59页 姚复，苏东坡全集应诏集策别六，转引自姚复“乌台诗案”起因新探中国政法学院学报，第3 期民强”，“济世爱民”，通过“省禁廉取”，用节省开支的办法减轻人民负担，同时 又能增强国家财政和军事实力。他们的思想基础虽然都是儒家的正统思想，但王 安石也接受了法家立法思想，从巩固加强统治力量方面着眼多；苏轼则更多的是 儒家的“民本”思想，从“恤民”、“便民”、“民生”即“民安国治”方面考虑得 多。二是表现在他们对待改革的方式、步骤以及用人方面的分岐，这种分岐也就 表现为苏轼反对王安石的“新法”。王安石主张大刀阔斧变法；苏轼主张适应社 会发展形势，逐渐进行，反对剧烈的全面变革，认为有些制度可以保留，有些制 度可以改变，以免造成社会混乱，“急功好利”必会“祸国殃民”。对于变法用人 方面，神宗和王安石为了贯彻“新法”，任用了许多新人，其中也有一些是抱着 个人目的，投机讨好的政客小人，他们在实行“新法”时，不顾实际情况，一味 追求数字，最终造成扰民之举，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所以苏轼一再向神宗提 出，改革不能“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另外，苏轼确实有“指责”新法过失的诗文，如关于盐法的山村五绝（其 三）：“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而苏轼的供词是“意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虽老犹自采笋蕨充饥。时盐法峻急，僻 远之人，无盐食用，动经数月。若古之圣贤，则能闻韶忘味，山中小民岂能食淡 而乐乎？”这是讥盐法太急。宋朝自建国以来就实行食盐官榷，苏轼早就反对 朝廷的这种做法。王安石变法后进一步加强了盐禁，很多人因反对盐禁而坐牢。 身为地方官，眼见百姓无盐可食，铤而走险，聚众贩盐，以至身陷囹圄。其他还 有关于青苗法、助役法、水利法等方面的有益诗文，在此不一一列出。苏轼在诗 文中及时加以反应，本希望朝廷能够正视并改正，却不料被台谏官员拿来作为诬 陷新法的“罪证”。不管怎样，神宗和王安石觉得他违逆了要坚决贯彻的“新法”的主张，为了 减少阻力，神宗和王安石在一定程度上罢黜了反对派官员，任用积极支持变法的 人。熙宁四年，王安石“欲变科举”，神宗命两制三馆合议，苏轼的议论不合王 安石之意，便将他改摄开封府推官；又因上疏反对宫中购宫鉴灯扰民事，御史借 机诬奏苏轼过失，苏轼不得不自乞外任，被任为杭州通判，后又改知密州、徐州 等地，元丰二年三月移知湖州。这 10 年中，朝中政治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 王安石也已被排挤罢黜，“新法”也开始变质，朝政进一步为一些政客权臣所把 持，因苏轼所写湖州谢上表触犯了一些政客小人，被御史诬告弹劫，终致酿 成“乌台诗案”文字狱。（三）“讥谤”皇上 舒亶除了指控诗册中部分诗句讥讽新法外，更说他“包藏祸心，怨望其上， 汕薪慢（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其尤甚者至远引襄汉梁窦专 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 矣。”认为“轼怀怨天之心，造汕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 谢圣时，岂特在不收不有而已。伏望陛下体先王之义，用治世之重典，付轼有司。”李宜之进呈状子，因为苏轼灵壁张氏园亭亭记中有“古之君子，不必仕， 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的句子，就认为苏轼说“不必仕” 是教天下之人必无进之心，以乱取士之法;说“必不仕则忘其君”是教天下之人， 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废为臣之道。苏轼在此明明说的是“古之君子”仕与 宋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1962 年 周克勤，乌台诗案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不仕的问题，与现实并无关系。又如对（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的理解，更能说明台谏的望文生义 的阐释方法。原诗为:“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惟有蛰龙知。”这首诗只是描写了两株桧树凛然相对，直干凌云，根到九泉， 苏轼在此抒发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宰相王硅就利用此诗攻击苏轼有不臣之意， 将其与蔑视神宗联系起来，因为封建社会里，皇帝被认为是真龙天子，就紧紧抓 住“蛰龙”二字大做文章。石林诗话云:“元丰间，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 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 然于联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 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 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联事!时相语 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尝以语余，且以丑言低时相，曰 :人 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东坡在御使台狱时也曾对此诗作过说明，狱吏问他:“有无讥讽?”东坡答云: “王安石诗云:天下苍生望“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待）霖雨， 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为之一笑。王安石的龙泉寺石井二首（其 二）原诗为:“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 中蟠。”东坡的意思很明显，龙不一定指的就是皇帝。封建社会里，君臣之义至关重要，毁谤皇帝的罪名一旦成立，人头必然落地， 因此御使台官员绞尽脑汁要将这条罪名强加于苏轼。三、苏轼个人原因“乌台诗案”的主角是苏轼，所以不得不提一提苏轼个人的品性原因。 首先，苏轼作为一个国家官员，就算称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起码也 是尽职尽责。他在任徐州时治水防洪，修建了后人熟知的“苏堤”；在任杭州时 开浚茅山、盐桥二河，疏治西湖，赈济浙江水灾的灾民，规划完善吴中的水利设 施；在任颍州时赈济灾民、减免赋役，并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等等。作为地方官， 他关注民生，了解民生，同情民苦。但又不在朝中掌权，没有办法直接表达民意， 因此就写了一些讽谏的诗文，希望能引起皇上和一些正直官员的注意。可是由于 苏轼作为文坛领袖的影响力太大，以及当时印刷水平的提高和文化传播速度的加 快，使那些讽谏的诗文在社会上“泛滥”，最终一不小心，成为了卑鄙小人弹劾 的“把柄”。再次，苏轼既不属“新党”，又不属“旧党”，虽有明确的观点，却没有明确 的立场，在“新”、“旧”两党斗争中又没有真正地和任何一派站在一起，有时甚 至处于两面夹击状态。当“新法”颁布时，由于他激烈反对，就成了新党，首 先打击的目标，奏他的过失，苏轼不得不“自乞外任以避之”苏轼晚年，又因 反对“旧党”全部否定“新法”的做法，也遭到“旧党”的忌恨和打击;变了质 的“新党”也不放过他，竟又一贬再贬，贬到惠州还不够，又贬到更遥远艰苦的 澹州（今海南岛），直到元丰三年，宋徽宗继位，方被赦归，第二年在归途中，病 死常州，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周克勤，乌台诗案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 清 何文焕，历代诗话，上海市，中华书局，1981 年 !王文诰注，苏东坡全集应诏集，唐云志校，珠海市，珠海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姚复，乌台诗案”起因新探，南政法学院学报，1987年最后，其实引起他入狱、遭贬的诗歌创作，是由他忠君爱国思想所决定的， 而独立不惧、刚健不阿的秉性和从政风格也是重要原因。苏轼对君主是留恋和忠诚的。苏轼的政治主张不被接受，在远离朝廷之时， 又难以向君主表达意见，感觉仕途很不如意。但作为一个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成长 起来的封建士大夫，对君主在感情上的的依赖和留恋，并没有因其境遇的变化而 削弱，仍然深沉而浓郁。他在熙宁九年写下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就是证明。 其上阙是写对君主的感情，表示自己虽身在地方，但仍不忘“天上宫阙”，只是 由于不见容与朝廷，“高处不胜寒”而不得施展其政治抱负。苏轼非常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将其概括为“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 于是，苏轼就作了一些诗，其内容是表现新法实行不当给百姓带来的苦难,针对 新法用人弊端发表看法,或是因新法对官吏克扣等现象,抒发一些不满情绪,以及 对不满新法体恤民情的同道者的互相砥砺而已。按理而言,这些讥讽虽不怎么好 听,但毕竟是出于“委曲救时弊、卹斯民之心” （沈作寓简卷四）,源于“托事 以讽,庶有补于国”的写作目的（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而非出于一己之 私。当党争正激烈的时候，司马光“自熙宁四年退居洛阳十五年，亦以书局自随， 主编资治通鉴”，而苏轼却执意要力争观点，以明圣上。最后，李定、舒亶等 人利用主题先行,用索隐比附的方法,对诗义穿凿引申的技巧,主要是为了达到他 们政治上排除异己的目的。就中国的传统而言，利用诗歌讽谏当朝，是一种古老的方式。“国史明乎得 失之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语出诗大序。 朱熹也曾在伊川先生年普中说“程颐任学政殿说书曰以天下自任，议论褒 贬，无所顾避”可见议论时政在宋朝还是挺“流行”的，这只是儒家传统的 继承罢了，可偏偏要治苏轼的罪，其实这是有更深层的原因的，那就是下边要说 的皇上这一因素。四、诗案主谋宋神宗北宋是实行高度集权的，民政、军政、财政三权分立，互为牵制，皇帝总揽 一切大权。官吏的任免“自两府而下至侍从官，悉禀圣旨然后除授”。而对于刑 政，大宋王朝以“祖宗谨用重刑”自诩，可见台谏官员是不敢随意逮捕朝廷命官 的，必定是受到了皇帝的首肯。其实，宋神宗是一个胸怀大志而且颇有政治头脑的人，但他继承了一个积贫 积弱的政权，所以他极希望财丰兵强。其父“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气要改作神宗继之，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于是，他主持变法，多方变革，谋求“富 国强兵”。他深懂加强皇权的真谛，精通驾驭群臣的权术，利用两派斗争，实行 均势政策，使两派都为自己所用。神宗在起初放纵苏轼直言批评，是一种政治需 要，他需要有人能来遏制变法派的势力以防一派坐大。但是随着其后一系列事件 的发生，神宗渐渐不能再容忍苏轼的反对和批评。经过熙宁一番努力，神宗就急 于对外用兵，但却在对西夏战争中遭受了韩绛和李复圭的丧师；在辽的逼迫下又 刘学斌，对苏轼“乌台诗案”的政治文化解读，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4月第29卷2期 张习孔、田钰，中国大使历史编年，北京市，北京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308页 赵理直，揭示文豪的真面目一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扭曲和被误读，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年第26卷第 7期 朱熹，河南程氏遗书，附录，南宋朱熹著，上海市，商务印书馆，第343页 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市，中华书局，1991年3月版，第7455页 苏培安，北宋“乌台诗案”起因管见，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按辽的要求以分水岭为界，放弃了七百里的土地，这些对宋神宗打击太大。于是， 他在再次罢免了王安石后自己主持了“元丰改制”，并声称“八年于兹，度时之 宜，造为法令，布之四方，皆考合先王。无或习于故常，以违吾法，敢有不遵， 必罚而不赦。”并企图再次用兵西夏。苏轼窥破神宗意图，公然上书阻挠用兵， 并在司马君实独乐园诗中表示反变法派即将复出执政了。可宋神宗不愿承认 自己的错误，更不愿否定新法，不希望自己的宏伟抱负破灭。因此，他决定要对 反对派钳制其口，狠狠一击。他最终选择了苏轼，选择了一个在当时影响力最大 的人作为突破口，企图敲山震虎、杀一儆百。最后他就成功地导演了“乌台诗案”， 成为了诗案真正的主谋，酿制了宋朝最有杀伤力的文字狱。五、小结总而言之，“乌台诗案” 是北宋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封建专制主义 制度的必然产物，是以最高统治者为主某，以“党争”为旗帜，以投机小人为“刽 子手”，以苏轼个人为牺牲品的政治演变悲剧。张习孔、田钰，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市，北京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309页参考文献：1 周克勤乌台诗案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周克勤，2002年2 姚复.“乌台诗案”起因新探，J.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7(03)3 宋魏泰东坡笔录，卷十，M.上海市，中华书局，1983第10月版，第114 页,4 曾枣庄论眉山诗案，J.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第59页5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1962年6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上海市，中华书局，1981年7 清王文诰注唐云志校，苏东坡全集应诏集，M.珠海市，珠海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1版8 刘学斌对苏轼“乌台诗案”的政治文化解读，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4月第29卷2期9 张习孔、田钰.中国大使历史编年，M.北京市，北京出版社，1999年3月 版，第 308 页10 赵理直揭示文豪的真面目一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扭曲和被误读，J.中山 大学学报论丛， 2006 年第 26 卷第 7 期11 南宋朱熹.河南程氏遗书，附录，M.上海市，商务印书馆，第343页12 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市，中华书局，1991年3月版，第7455 页13 苏培安.北宋“乌台诗案”起因管见，J.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