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毕业论文-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考研

世界文学毕业论文|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考研 世界文学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科呢?相关的研究又有什么呢?世界文学毕业论文是xx为大家整理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摘要：“世界文学”自歌德提出发展百年以后，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认同莫莱蒂等人提倡的“世界文学体系”，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结合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权力关系的不平等组成了当今发展世界文学的阻力，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结合才是世界文学以后发展的道路。关键词：世界文学;歌德;达姆罗什;发展阻力;霸权歌德在1827年和艾克曼的一次对话中提出了世界文学的观念。她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对话和流通的平台，各民族文学能够经过进入这个平台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观念是种理想模式，实际上严重忽略东方文学，超经典霸权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充斥着整个西方文学界。直至20世纪7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起，世界文学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受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深刻影响，莫莱蒂等人利用此理论探讨了近代世界文学发展的若干规律和结构性问题。莫莱蒂于2021年发表了世界文学猜想一文。她把世界文学看做一个体系，同为一体但不平等：有中心，有边缘(和中间地带)在变动不居的关系中联结在一起。受进化论的影响，莫莱蒂借用历史学家分析世界文化时使用的两个基础的认知比方：树和波浪，来阐释世界文学扩散过程的两个基础规律。“树”沿用的是达尔文创造的系谱树形图，是指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不停分枝，向外延展，解释了怎样从统一到多样的过程;而“波浪”的比方则是来自流体运动的特征：连续性和吞噬性，描述整体性忽略最初的多样性。她认为文化历史是由树和波浪组成的，世界文化在这两种机制中不停摇摆，其结果必定是综合性的。即为詹姆逊所说的“妥协”。卡萨诺瓦在打破全球文学市场的“中心边缘”格局的努力中，和莫莱蒂是一致的。她在作为世界的文学(2021)一文中，认为存在一个扩展到世界规模的文学实体，即世界文学空间，它不是全球各个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而是一个经过文学生产和流通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巨大结构。世界文学的空间是不平等的，有中心和边缘的权力关系区分，而这个空间充满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竞争。艾米丽阿普特2021年发表的文学的世界体系能够说是声援莫莱蒂学派“世界文学体系”口号的文章。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出发，综合历史学、经济学、地形学、拓扑学、媒介学、认知科学等分别对世界体系理论和系统理论的应用、发展进行对比、阐释，论证了莫莱蒂在世界文学方法论时提出的“生态系统”的主张，公开认可文学研究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世界体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络。指出文学世界体系论的光明前景：能增强欧洲中心地域以外的比较文学研究，并能发明性地将时空体和基因类型、历史和进化论、地形学和拓扑学、地图和谱系、媒介理论和认知科学结合起来。分析了世界文学存在的巨大风险：认知混合和肤浅的全球主义。从以上世界文学观念的改变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是一个表现文化双向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并举的文学观念。而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更多关注的是世界文学体系内部中心和边缘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不是单一的文学模式，不是民族文学的简单叠加，而是不一样民族、不一样文明之间的融合，是一个历史性的展现。那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到底该怎样了解，大卫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对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在此值得引述：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受益的作品。3.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个阅读模式，是一个跨越时空和不一样世界交流的一个模式。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文学观念，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定义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意在说明民族文学在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上，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二者同为一体(即在一个椭圆)，但不受制于其中一方;民族文学不是简单、直接的“反射”而是“折射”，需要介质才能成为世界文学。民族文学需要介质才能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和其它时空的读者发生关键联络，民族和世界就会产生一个“担心”关系，这些就是组成世界文学发展的三大阻力。首先是本族中心主义，用自己的普遍标准抹杀她者的差异性，关键表现在外国文化的本土表现进程中。本土文化中的特定文化群体依据本身利益排斥或提升一些价值，形成服务于特定本土利益的典律。劳伦斯韦努蒂在文化身份的塑造中曾写到过当代日本小说的英译的事例。二战后，因为美国的出版商和评论家确定了日本文化的形象，形成了对日本小说英译的“典律”，即便“日本读者未必有同感”如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日本人对此反应有些不冷不热，甚至细雪在20世纪40年代被军人政权中被查禁。不过，细雪在英语文化中大受欢迎，因为这种典律表现了“美国式的伤感情绪”，塑造了一个和战前穷兵黩武的完全不一样的唯美化的国度，这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文化误读。通常，译入语文化的规范及需求在极大程度上饰演着世界文学“把关人”的角色，这关键是表现在翻译策略上，它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翻译、销售和阅读。尤其是弱势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时，几乎采取归化策略，私自操控文本，使得“有意曲解的文本难免沦为某个预先形成的历史性争论或理论体系的注脚。”其次是超经典。正如马利安高立克所说，“经典性”及“经典”问题和这一问题的兴衰是学界广泛探讨的话题。经典是了解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大卫达姆罗什在介绍“世界文学”时曾指出，以前世界文学仅仅被分成“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欧洲和北美作家依旧是诺顿选集的焦点所在。”这一情况在“伯恩海默汇报”发表后才有所改变。“现在的关键文选(比如由朗文、贝德福德和诺顿自己出版的文选)收录的作家多达500人，通常来自几十个不一样的国家。这几乎让人相信旧时代以欧洲为中心的经典已黯然消退。”不过经典作家“在各类文集中仍全部稳坐江山，无人能及。如同雷克萨斯汽车一样，高端作家经过后经典时尚取得了增值，巩固了她的市场份额。”这就是达姆罗什所说的“超经典”。“超经典”一直被老牌的“主流作家”占据，积累了雄厚的文化资本，地位不可动摇。而经典三层次中的“反经典”则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她们属于强势语言中的非主流文学。结合世界文学的教学实践，达姆罗什指出因为课时的限制，世界文学的课堂总被超经典霸占着。超经典独霸，使得有些作品只是昙花一现，而且因为其地位稳固，“反经典”无法进入超经典的行列，世界文学的阅读范围受到限制，成为当今世界文学发展的一大阻力。除了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外，阻碍世界文学发展的另一大阻力就是权力关系的不平等。道格拉斯罗宾逊在后殖民研究和翻译研究一文中提出“翻译和帝国”这一术语，帝国除了是指统意义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体，更主要的一个身份是文化霸权。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掩盖的是一个文化对另外一个文化的控制。比如，在现今的翻译作品中，将其它语言的文本翻译为英语文本的数量远低于英语文本翻译成其它语言的文本。在英美的出版物中，翻译作品所占份额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2%到4%，60年代为4%到7%。而中国在1892到19(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作品就占了2/3。这也就是劳伦斯韦努蒂所指的翻译“丑闻”(scandal)。英美文学占据权力关系的中心，对其它弱势文学进行支配。而处于权力关系边缘的文学则总是“西方形式和本土的折衷、适应的结果”。正如以上所举的例子一样，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权力关系不平等三者不是单一的，往往相互交错，世界文学的发展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条件限制。公平对待多种源语文化本是理论研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所谓的“世界文学”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欧列强的文学作品，现今全球化时代下又有很多阻力，那么我们该怎样应对这些困难，发展世界文学呢?从认识论角度来说，现在的世界文学的发展，需要我们逐步放眼全球，开阔学术视野。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公平对待多种源语文化，反对经典和霸权，“跨越世界文学超经典和反经典这一顽固鸿沟，并使之形成比较的新的连接线。”打破主和从、强和弱、殖民和被殖民的等级观念，让权力中心的国家地域真正感受到边缘地域文学中蕴含的思想、情感。从方法论角度来讲，能够采取翻译和比较研究。翻译不但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问题，同时也是两种价值取向间的交流、对话。巴西的“食人主义”、“贱民研究”、韦努蒂提倡的“抵御式翻译”全部是利用翻译的方法在反霸权过程中的有效尝试。因为一定的阻隔、距离，两种文本中必定存在差异，保留翻译中存在的差异，促进我们使用比较的方法异中求同、同中取异，“在这种同和异的复杂矛盾运动中，寻求表层和深层的联络性”，由此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