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比较

新唐书与旧唐书比较三组旧唐书简介旧唐书简介 旧唐书为五代史学家，后晋政治家刘昫等撰。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及列传150卷。记载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的史事。旧唐书撰写始于后晋天福五年（940），成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历时四年多。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晋高祖石敬瑭命张昭远、贾纬等人撰唐史，由宰相赵莹监修。后晋开运二年（945年）书成，时因刘昫为相，故该书署名刘昫撰。原名唐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及南宋刻本均题为唐书，后为区别北宋欧阳修等人编的新唐书，改名旧唐书。新唐书简介新唐书简介 新唐书成书于北宋仁宗时期，是北宋时期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本书胜过旧唐书的地方。两书编成之后，时人即评价不一。旧唐书就被认为是“详前略后”，这是因为唐代国史、实录不齐全，尤其宣宗以后的资料太缺乏。到北宋初年，旧唐书被认为是“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晁公武称：“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繁略不均，校之实录，多所阙，又是非失实，甚至以韩愈文为大纰缪。”于是，重修唐史被提上议事日程。新唐书成书以后，曾公亮作为宰执高度评价了该书，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依据。”二、比较（一）体例方面 新唐书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新唐书体裁结构上胜过旧唐书，首先表现在新唐书的编订周密和统一，增加了大量的史料，真正做到了“事增于前”。对列传部分，新唐书增新传三百三十多篇，符合欧阳修“事增于前”的说法。其次，旧唐书对于宰相的死亡记载“书薨hong书卒不一”，钱大昕指出：“盖唐初侍中、中书令皆正三品书卒，而东宫三少则从二品也，宰相职虽贵显，犹以官未至二品不与书薨之例.新唐书唯宰相终于位者书薨，而余官皆不书，较之前史，简而当奏。”相对而言，新唐书体例比较一致，义例较为统一。列传体例上，钱大昕赞同新唐书，将一部分参加动乱的大臣列入叛臣传。旧唐书卷一二七中有姚令言、张光晟sheng、源休、乔琳、蒋镇、洪经纶、彭偃yan七人列传，他们皆参加了朱泚叛乱，但修史者没有将他们单列。新唐书以姚令言、源休、张光晟、彭偃四人附于朱泚传，而别立乔琳传，附以蒋镇与张涉，洪经纶仅于朱泚传一见而已，这样把上述七人全部归入叛臣之列。新唐书在体例上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人物编排先后失次。新唐书是纪传体史书，对时间的要求不像编年体那么严格，但总该有个大体上的时间顺序，否则会杂乱无章。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九，张易之、张宗昌为张行成族孙，与薛怀义辈合为一篇，把忠臣和奸臣放在同一传中，于体例、情理都不合适，还缺乏惩劝之目的。钱氏考新唐书在列传第一三三中，“有杜求仁、石仲览二人，石仲览初无事实，仅于高智周传、来济传略见其名，本非附传之体，不当列名目录。杜求仁事亦无多，又见徐敬业传，亦无庸列名目录。而将子慎及其子增，孙挺，曾孙例、涣，玄孙链、株俱附出智周篇中。若依仲览之例，一一书之，不几成点鬼簿乎！盖修史诸杜求仁、石仲览等人在附传中提及即可，不必在目录中出现。”（二）内容方面1、新旧两史相抵牾wu 唐代前期，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统治者重视国史、实录的编写。后期战争频策，社会动荡，宣宗以后的实录没有修成，使两唐书的史料来源出现了不少问题，史实产生矛盾就经常会发生。新唐书卷一昭宗纪载:“乾宁二年三月，户部侍郎、判户部王抟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旧唐书卷二昭宗纪记载，王抟拜相在景福二年十二月，乾宁元年十月出为湖南节度使，二年六月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新唐书只有乾宁二年人相事，不记罢而复相。又旧唐书称王抟六月复相，而新唐书的记载为三月，皆不相合。关于这一点，乾嘉学派的学者赵翼认为：“唐之实录、国史，本极详备，然中叶遭安禄山之乱，末造又遭黄巢、李茂贞、王行瑜、朱温等之乱，乃尽行散失。”2、新史改窜，失其本旨 新唐书在编撰时参考了旧唐书的内容，但出现了部分误改，致使史实上出现很多错误。新唐书记载刘思礼少学相术于张憬藏，憬藏谓思礼将历刺史，最后位至太师。钱大昕考旧唐书，认为:“思礼少尝学相术于张憬藏，相己必历刺史，位至太师。楼其文义，谓思礼自相当得太师，非憬藏之许也。新唐书改窜，失其本旨。太平广记卷七七方士二的记载与旧唐书相同，也是说刘思礼少时学相术于张憬藏，刘思礼相自己必历刺史，位至太师。可见新唐书改写旧唐书的内容后导致了史实错误。3、内容增略 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旧唐书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旧史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在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上，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旧唐书为了真实地反映唐代不同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时代风貌，在编撰上将“纂修须按于旧章”作为指导原则，即忠实于唐代遗留下来的原始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认识进行。也正是由于旧唐书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三）、史料来源 旧唐书大部内容来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也有一些取自墓志、律令、笔记文献。而新唐书除体用国史、实录等资料外.还常取材于小说笔识。明皇纪中称:“我朝开元之有天下，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此皆沿旧史臣之词,而未及改正者。又如，李德裕传记载:“史臣曰：臣总角时，闻省德言卫公故事妙。”而“臣总角时”自开运二年史成上溯会昌之末，唐人记载之词，而未于旧唐书中修正。由此看出，旧唐书中的一些具体记载，往往取自唐朝国史、实录。旧唐书资料还采用唐人的碑志、律令及其他一些文献。旧唐书卷二三孔颖达传记载:“十八年，图形成于凌烟阁。赞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yan辞飚起。”钱大昕认为:“颖达不在凌烟功臣之列，且凌烟功臣亦无赞词。此传所载者，当是褚亮所撰十八学士图赞语，误以为凌烟阁耳。”再如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中说:“甲部为经，其类十二:一曰易，以纪阴阳变化。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九曰图纬，以纪六经谶chen候。十曰经解，以纪六经谶候。十一曰训诂，以纪六经谶候。十二曰小学，以纪字体声韵。”唐六典中，此志全采其文。上述碑志、文献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旧唐书对其进行大量的采用。由于新唐书增删旧唐书的内容，因此它的史料与旧唐书并不完全一致。新唐书除来源于国史、实录、碑志、律令及各种文献外，还大量采用野史杂说之类。新唐书卷七七懿yi安皇后郭氏传中记载:“宣宗立，于后，诸子也，而母郑，故侍儿，有曩nang怨。帝奉养礼稍薄，后郁郁不聊，与一二侍人登勤政楼，将自陨，左右共持之。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而旧唐书卷五六懿安皇后郭氏传中载:“既而宣宗继统，即后之诸子也，恩礼愈异于前朝。大中年崩于兴庆宫，谥shi曰懿安皇太后，祔fu葬于景陵。”新史原本出于北宋宋敏求编修的唐宣宗实录，而实录又出自裴庭裕的东观奏记，这种小说的内容进了史书，因此未必可尽信也。现在新唐书用了这部分内容，当然是有所欠缺。从实际情况来看，新唐书采用笔记小说的地方的确不少，当代学者章群先生经过统计，新唐书史传部分引用小说的内容，涉及相关人物有一百零四人。由此可见，新唐书较旧唐书新增列传三百多篇，除了利用一般资料，还采用大量的笔记小说，从而扩大了资料范围。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同时欧阳修作为当时的金石大家，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更胜一筹。（四）文采编撰 新唐书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他们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五）写法上 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本纪、列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唐书则删削得索然无味。旧唐书的显著特点是前后记事详略不一，文字风格也差别较大，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旧唐书编修的时代离唐朝灭亡很近，所以能直接利用大量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但由于当时正是割据混战的时代，旧唐书在短期内仓促修成，所以对唐代史官的著述照抄照录多而加工少，缺乏必要的剪裁、整理和概括。所以后期大不如前，史著也比较粗糙。但是旧唐书仍具有不可抹杀的价值。新唐书写法上的一大特点是仿照春秋的笔法，通过用不同的字句来进行褒贬，这种做法对忠实地记载历史是不利的。王鸣盛对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时采用春秋一字褒贬的笔法多有垢病，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惟考其事实可耳”。若不顾事实，一意效法春秋笔法，难免弄巧成拙。“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却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且意主褒贬，将事实壹意删削，若非旧史复出，几叹无证”(十七史商榷卷九三)。当时的编修目的，一是为了吸取唐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一是为了通过修史，进行忠奸善恶的褒贬，因为旧唐书“褒贬或从于新意”，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新旧唐书本纪事同而时殊者凡约七百处。1、新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六月己卯，传檄诸郡，称义兵，开大将军府，置三 军。旧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六月癸巳，建大将军府，并置三军。大唐创业起居注、册府元龟帝王部创业、资治通鉴一八四俱同旧纪。按：是月庚辰朔，无己卯日，新纪误。2、新太宗纪武德九年八月申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旧太宗纪武德九年八月癸亥，高祖传位于皇太子，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册府元龟帝王部继统、帝王部赦宥、资治通鉴一九一并同新纪。按：诸书载太宗即位册文明言“八月丙辰朔九日甲子”，日月干支俱详；太宗即位大赦诏亦有“自武德九年八月九日昧爽以前”之语。两文皆与新纪合，旧纪误。补充：本纪干支比误3、新太宗纪贞观十一年七月乙未，诏百官言事。旧太宗纪贞观十一年秋七月庚寅，诏以灾命百官上封事，极言得失。资治通鉴一九五同新纪。按:旧五行志、唐会要四三俱云事在是月十三日，是月癸未朔，乙未十三日，与新纪合，旧纪误。4、新高宗纪显庆二年闰正月壬寅，如洛阳宫。庚戌，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以伐贺鲁。旧高宗纪显庆二年春正月庚寅，幸洛阳。古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等四将军为伊丽道将军，帅师以讨贺鲁。册府元龟帝王部巡幸、资治通鉴二同新纪；元龟帝王部选将云二月；唐将相大臣年表取旧纪。按:是年正月庚申朔，庚寅在闰月，旧纪误。5、新则天皇后纪光宅元年正月癸未，改元嗣圣。旧则天皇后纪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资治通鉴二三同旧纪。按：是年正月甲申朔，无癸未日，新纪误。新旧唐书是研究唐代史的重要文献，然而这两部书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不一致，例新唐书卷四，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的记载:久视元年正月戊午，贬吉项为Ix川尉。壬申，武三思罢。腊月辛匕，封皇太子之子重润为邵王。丁酉，狄仁杰为内史，乙匕，如嵩山。一月丁卯，如汝州温汤。九月辛丑，狄仁杰薨。再看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的记载:圣历三年正月戊寅，梁王三思为特进，天官侍郎吉顼配流岭表。腊月辛匕，封皇太子之子重润为邵王。狄仁杰为内史。戊寅，幸汝州之温汤。甲戌，至自温汤。造三阳宫于嵩山。九月，内史狄仁杰薨。这两段文字记载的事件大抵相同，但记载的时间明显不一致。首先，旧唐书中记载的是圣历三年，而新唐书中记载的时间为久视元年。经考证，圣历三年的五月癸丑，改元为久视，而新唐书里则把圣历三年的正月即称“久视元年正月”，因此，严格地说，新唐书里的这段文字记载应改为圣历三年正月，尽管圣历三年和久视元年指的都是同一年即公元700年，但是是在圣历三年的五月癸丑才改为久视，若把五月以前的正月即称之为久视，严格说来是错误的，同时还会使历史的记载显得混乱。其次，引文中云狄仁杰于圣历三年腊月授内史，却于九月内史卒，新旧唐书言此事人抵相同，这就让人十分生疑，既然在腊月授内史，却缘何在九月就卒了昵?经考证才发现: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水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这就是说神皇武则天在建立大周的载初元年，便实行周制，规定子月即十一月为正月，为一年的开始，一年的第二个月十二月为腊月，以前的正月为一月，十月为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周制的实行，从载初元年始(即公元689），到圣历三年(700年)结束。明白了周制的实行和周制实行的起始时间，在读这段历史时便要十分注意，因为史学家在编纂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常常忽略周制的实行，引起同一事件在不同的记载中时间有异，例如旧唐书则天本纪中云圣历三年正月戊寅，梁王三思为特进。而在旧唐书三思中则云圣历元年，检校内史。二年，进拜特进。武三思为特进这一史实在两处记载中的差异盖源于周制问题，在旧唐书则天本纪中的记载是正确的，而旧唐书三思中的记载则忽略了周制中以十一月为正月的制度，因此把三思为特进的时间误写成圣历二年。参考文献：钱大昕研究两的成就 -李相正 张剑光新旧本纪干支 -任爽新旧唐书时日考 -郭德静论王鸣盛考校两唐书的成就与得失 -王雪玲两唐书比较再论 -邹锦良 詹明珍谢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