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人文解读-- 古代文人对于女性的审美观

何谓美从中国古诗词中看古代文人对女性的审美变迁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唐诗、宋词、 古往今来，描写女子容颜体态的诗词歌赋从来就不曾在历史长河中缺席过，最早的诗经卫风中就已经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记载，再到宋词中“腰肢只怕风吹倒”，从这些对女子赞美的词句中，不难看出古代文人对于女性的审美偏好在不断改变，而本文则旨在探讨在从先秦到宋代，在中国古诗词中展现出的对女子相貌的偏好和其或多或少折射出的古代文人如此审美背后一些更深层的历史原因。诗经若说诗经中展现出来的女性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第二高的，那再没有什么第一名了。从西周到春秋，诗经刻画的是华夏民族从原始走向文明的重要阶段。彼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死亡率极高，无论男女都唯有足够强壮健康才能从猛兽之口存活、生产更多的粮食、哺育更多的后代。因此这一时期诗经中的女性之美，精髓在一“硕”字。唐风椒聊中这样写道：“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椒聊之实，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硕大且笃。椒聊且，远条且。”虽说后代学者有人认为这是赞美男子的诗，但也有许多学者如闻一多倾向于这是一首赞扬妇人硕大丰腴、健康多子的诗歌。而国风卫风硕人中这样开篇就这样描写在当时看来高贵美丽的卫庄公之妻庄姜夫人：“硕人其颀，衣锦褧衣。” 她们的高大不是男性化的粗糙刚猛，而是富于女性特点，如初春的木棉花硕大鲜艳。她们的丰满也不是杨玉环式的体胖无力，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健美。 马凤华. 女性文学话语的自述论诗经女性审美特色J. 江西社会科学,2003,(02):86-89此外，诗经还更强调女子的自然美。硕人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便是“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仅仅两句便赋予了庄姜夫人富有生命力的神之美、动态之美。可谓“形美悦人目，神美动人心。”。周南桃之夭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鲜艳的桃花来比喻美人的容颜。这样的美是不施粉黛之美，天然去雕饰之美李春梅. 浅谈诗经与楚辞中女性形象之差异J. 南方论刊,2013,(02):97-98+90，与当时崇尚健康、开放的社会背景不谋而合。楚辞在诗经成型后不久，战国时期的南方则兴起了一种以清丽、华美为为特点的审美取向，在时人的笔下，这些美丽的女子,不仅有姣好的容貌、婀娜的体态,也有华丽的服饰,明艳的色彩，亦或是有让人惊艳的奇妆异饰的野性美逄金一. 身体理论视域中的秦汉女性美研究D.山东大学,2007.。战国策楚策便记有鼎鼎有名的“楚王好细腰”的史实。楚辞第一人屈原在他的大招中这样描写美丽的女子：“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丰肉微骨，体便娟只”意指楚国的女子体态轻盈而腰肢纤细、脖颈纤秀。山鬼中有“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这种美丽轻盈同时又兼具野性和神性的女性形象没有诞生于诗经中，而是在楚辞中绽放光华，与当时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仪平策先生曾这样分析楚文化的特点:“作为南方文化之主体的荆楚文化有三大特点:一是较少礼教法制的濡染,显出鲜明的蛮野剿悍、狂放不拘、酣畅自由之情采。二是信鬼神,重淫祀,巫风盛行,故表现出浓厚的奇幻色彩和神秘意味。三是由于和吴越文化相毗近,因而其狂放自由的前文化形态同吴越间阴柔型文化风尚揉合起来,就使荆楚文化在蛮野剿悍之外,又具有了舒展流畅的优美格调。”仪平策.中国审美文化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D.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9一10此外楚辞创作时间在战国时期，当时由于铁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飞跃，生活因为有了足够的粮食而有了最基本保障，这使得人们对于生殖的崇拜开始从文化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出于纯粹审美的需要。同时生产力的提高导致了社会分工的一次剧变，女性开始被迫踏上了成为男性附庸的漫漫长路。汉乐府唐诗唐诗中描写女子体态的，最出名的不过就是白居易的长歌行了吧。“温泉水滑洗凝脂”“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如面柳如眉”“回眸一笑百媚生”等等，丰肉微骨、肌理细腻，白净细腻，光滑滋润，媚态横生，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勾人心弦。李白清平调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将杨贵妃比作牡丹，雍容华贵，娇艳欲滴。作为盛唐时期的代表性女子，杨贵妃丰腴腻脂、风姿绰约的特点跃然纸上。我曾经去往龙门石窟，其中一尊卢舍那大佛据传是由女皇武则天为原型打造的，同史书上记载的一样“方额、广颐、凤颈“，面容丰润而富态，望之便令人心生好感。上述两位女子都曾得到来自帝王的厚爱，力压后宫三千粉黛，而统治者的审美往往会成为全社会的风向标，因此从中不难看出盛唐之时以胖为美的风潮，与“一搦掌中腰 ”的审美截然不同。历史总有相似，在中世纪的欧洲，肥胖意味着健康、富有和权力，是一时的风潮。而两者原因却有所不同。欧洲以胖为美是因为粮食贫乏，肥胖是上层阶级最直观的体现，因此为时人狂热追捧。但在大唐，生产力发达，食物充足，并不存在丰腴代表权力或财富的情况，以肥为美不如说纯粹是一种审美，一种由于盛唐时期开放包容的风气所致的审美。在儒家已非一家独大，佛教道教逐渐崛起的情况下，传统的对女性的礼教束缚得到一定解放，女子不再需要足不出户蜗居于家整日琴棋书画。再加上李氏王朝血脉中流传的“鲜卑血液”中流淌的对于健美身材的偏爱、盛唐时期空前绝后的繁荣昌盛，使得热烈放恣、丰肥浓丽更符合那个大气开阔的时代的特征，从而彻底区别于前朝对于女子含蓄内敛细腰金莲的偏爱，这不仅是审美的变迁，更是那个时代得以自豪的一个符号，对于女性的宽容，对于健美身材的偏爱恰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大气与安定，和那个时代男性的阳刚与开阔。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好景不长，就像盛唐的恢弘一样，以胖为美的审美没能持续多久就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中唐时，文人重又欣赏起纤瘦的身材来，白居易曾写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传唱至今，元稹也曾写过“腰身瘦小歌圆紧”。然而与其说是人们对于丰润腻脂的厌倦， 不如说是时代所迫的原因。那一场安史之乱带来的分离、衰败和死亡，是笼罩在所有人心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帝王在马嵬坡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妃子，普通的农妇更是在一场场战乱中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杜甫石壕吏“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字字泣血，句句诛心。在这样的乱世中，又哪里还能保持丽人行中“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姿态与气度呢，粮食的减少，安逸生活的失去，过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使纤瘦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同时这种趋势促成了审美观的深刻转变。到了晚唐，这种纤瘦之势愈演愈烈，晚唐国运衰弱，失去了盛唐的蓬勃，失去了中唐的求新，最后只剩下不胜罗绮，盈盈不堪一握的杨柳腰，仿佛在预示大唐王朝的最后一点气数将尽。士大夫们不再有驾驭盛唐时期热烈放恣媚态横生的女子的能力，面对将尽的王朝，面对无力回天的局势，他们能做的只有将对女子的审美不断推向柔弱、纤细的方向，仿佛这样，才能彻底控制住女子，才能给自己一点雄风依旧在，世间依旧太平，李氏王朝依旧鼎盛的错觉。宋词 经历五代十国的战乱之后赵匡胤一举黄袍加身，重又开启一段太平盛世，可女性反而受到了更多枷锁的限制。理学的兴盛彻底打压了宋初较为蓬勃宽容的环境，朱熹“存天理, 灭人欲” 的主张使原来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激情渐渐被老成持重的顾虑所取代。先前那种能动的对外在世界的探索开始渐渐转变为被动的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感受与体验，从而使男性审美中那种大刀阔斧、直率奔放的阳刚之气不得不让位于阴柔病态的审美之韵邓凌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中的沿袭与变革D.天津：天津工业大学，2008.。辛弃疾菩萨蛮中 “淡黄弓样鞋儿小，腰肢只怕风吹倒。 蓦地管弦吹，一团红雪飞。”将当时女性跳舞时弱不禁风的姿态描写的入骨三分，苏轼“冰肌自是生来瘦“都表现出当时男性对女性娇弱形象的审美追求。缠足的出现则展现了女性与男权对抗战地的又一步沦陷，展现了男性对于女性更强的控制欲望，展现了使得妇女成为男子玩弄、禁锢的对象。时至南宋，缠足几乎成为习俗，从宫廷贵妃到乡间农妇， “三寸金莲”比比皆是 ，如欧阳修南乡子“花下相逢，忙走怕人猜，遗下弓弓小绣鞋。 ”陈亮浣溪沙“缓步金莲移小小，持杯玉笋露纤纤，此时谁不醉厌厌。“从中可一窥男子对于三寸金莲之喜爱之情。那些一味对小脚青睐的男性，在当时的男权社会，无疑是逼着女性去践踏自己，用自己模糊的血肉来满足他们下作的欲望。于是在此不禁臆测，男子通常偏好比他们柔弱的女子的审美恰恰来源于男性对于现世无能为力的挫败与自卑，尤其到了南宋，偏安一隅的他们只敢把自己关在狭小的空间里把玩素肌纤弱时女子，将这种情感最终宣泄在被层层礼教束缚无力反抗的女子身上，指望涂抹出一派盛世太平。鲁迅先生曾写下过这样的文字：“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至此，先前唐代女性服饰体现出的欣欣向荣、雍容华美之气象，开始被保守拘谨和对人性的压抑所代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结束唐永霞. 中国古代男子的审美意识对妇女服饰的影响J.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3):78-81.。从对“有女妖且丽，裴回湘水湄“、“一枝红艳露凝香，巫山云雨枉断肠”的欣赏到对“满搦宫腰纤细，年纪方当笄岁”，“纤腰婉约步金莲”的偏好，从丰肥浓丽热烈放恣到弱不禁风不胜罗绮，这与其说是审美的改变，不如说是逐渐弱化的女性形象所对的阳刚之气沦丧的符号，是一场精神上的阉割。事实上，即便今天，乡村也更偏爱丰满健壮的女子。而高大要比纤小更符合生命规律，我们惊诧于诗经中的高女人惊讶于唐诗中的丰满女子，只因为我们久已沉埋在一种被男性对象化了的审美标准里。我们不应该感到 诗经怪异，而应该问后代女人竟会以柔弱为美，她们究竟怎么了？马凤华. 女性文学话语的自述论诗经女性审美特色J. 江西社会科学,2003,(02):86-89潘绥铭先生有一个论断:“农业社会使女性丧失了自己独立的性权利,但同时使她获得了丈夫保护与供养、直到仅仅由男性来承担发展性技巧与性活动质量的全部责任与工作。唯有近现代以来,女性才认为这一变化得不偿失,宁愿付出以往既得利益被供养与性懒惰来重新获取性权利。” 潘绥铭著:神秘的圣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20一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