仡佬与竹 族源流长

仡佬与竹 族源流长桐梓县人大副主任 黄光荣 夜郎国是2200年前贵州高原上一个昌盛繁荣的少数民族王国，然而在公元前25年，它仿佛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关夜郎的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数量非常少，不重复的文字加起来只有近千字，描述了不很清楚的夜郎轮廓。有关夜郎的文字记载主要包括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晋常璩华阳国志等史书之中。记载了夜郎有盘发髻，畲山为田，邑取胜，兵力强大，绶了王印等特点。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唐蒙出使夜郎，与夜郎王多同达成协议“约为置史，使其子为令”，随之夜郎旁小邑纷纷内附，并成立犍为郡治理。成帝河平年间（公元25年），夜郎，鉤町，漏卧相攻击，夜郎王兴持强跋扈，不听汉使调解，并“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为太守陈立诛杀。兴岳父翁指又拥兴子邪务“挟旁二十二邑反”，不久被镇压，夜郎遂亡，不载入史册。这是史书上记载夜郎兴、亡相隔110年的两次重大历史事件。夜郎解体，时过境迁，政区更改，山河易名，民族流陡，时代久远，夜郎之迹作为历史悬案，已有二千多年了！夜郎古国由那个民族先民所创建，如今遗民又在何方？带着这个问题，进行初浅探索。拙文就教方家，学者。（一） 夜郎的创建民族是谁？司马迁在其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夜郎与滇“皆推髻，耕田有邑聚”，仅极简略地概述其生产、生活之特征：有村落和城市的农耕民族。晋常璩为蜀人，后在汉政权任散骑常待，司掌著作，得以接触大量有关西南地区的档案资料及方便调查，且多有见闻。古书尚书禹贡谓梁州在秦岭以南。辞海释为辖境为今四川青川、江油、重庆、遂宁、壁山、綦江和贵州正安、道真、桐梓、务川、遵义等县，秦时属巴郡。他对蜀、巴及西南的历史掌故颇为熟悉。所著华阳国志颇受唐代史家刘知几称赞。刘在史通杂述中曾如是评价：“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常璩首次对夜郎的族属作出了具体记载，说浣于水滨从浮竹中得出的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濮”，竹王被官司府斩杀后，“夷濮阴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为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缓。”两书所载为同一传说，然异同有差。合而观之，得之夷濮的部落首领是竹王，传承到西汉为夜郎侯。竹王与夜郎侯是一脉相承。（二）目前，全国仡佬族人口已接近58万，分布在以贵州为主的川、鄂、桂、滇几个省的广大地区。遵义市内有两个以仡佬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县务川、道真。他们的仡佬总人口近70%。仡佬族没有自身文字，仅靠口耳传承。如今遵义县仡佬语称“竹或者篾条”为“格老”；贞丰县皎贯乡仡佬族人称“竹筒”为“母舀”（音蔑条）；而仡佬先民僚人呼“竹”为“盖脑”。“格老”“盖脑”都是仡佬的异写、谐音，或者说“记者”。仡佬族人奉竹王为祖先，这是史书记述夜郎王多同系竹筒所生都是一脉相承，“多同”是“竹筒”记音，或称谐音，异写。仡佬族人传说竹王爱民如子，拥有精兵百万，战将万千，使用以竹竿削尖，火炙而硬的九节枪，打起仗来锐不可档。国王得知竹王兵强粮足地广，心中甚惧，便派臣召他入朝受封。竹王聪慧过人，对众将说：“国王召我入朝受封是假，诱杀谋害是真，切莫上当。”数年后，不见竹王至都，复派使臣传旨，命竹王南下出征。竹王知为损兵折将之计，撕碎了圣旨。国王大怒，决意御驾亲讨伐竹王。行七七四十九天抵城。竹王令众兵帅进入林中隐藏，大呼：“竹生！竹大！竹茂！”只见竹子随音越长越高越密，雀鸟难进。国王无可奈何，命官司兵砍掉竹子，直砍到九九八十一天。时值正月初三，天降大雪，竹王以逸待劳，领兵东出，大喊：“竹兵竹将，时机已到，英勇杀敌，保我夜郎”语音未落，竹林炸声震天，竹节泥兵见骤长，化为人身，准备为竹王助战，然而终因天寒地并冻，泥兵未炼成火候，一个个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竹王由于寡不敌众，兵败身亡，传说竹王是正月初四生，也是正月初四死。仡佬族后生每逢正月初四，备下九头酒醴、香烛、纸钱，到竹林敬献竹王，上一次竹王钱。请一道士在茂竹林中祭奠，道士边敲铰子边唱念。大意是：奉请竹王群饮珍珠宝马，今有口意，谨当宣读：“竹王老祖发善心，十万大军去出征，保佑安宁人人敬，子孙祭祖到如今。风调雨顺家家乐，国仄民安处处春。”夜郎故地桐梓如今还遗有竹王祠，竹王坟和竹王城。贞丰县咬贯乡的仡佬族人家在祭祖时，必于神龛上放置竹筒一只以示祖宗灵位。仡佬语称此竹筒为“母舀”。他们视竹为有灵气之物。每年除夕要砍竹一根，每节割一道口子，放入一种种籽，再逐节灌以清水，等正月十五将竹剖开观察，看那类种籽发胀得好，当年就多种该种作物，往往能获得丰收。粮食作物是农耕仡佬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特条件，农作物的丰歉关系到一个全家老幼生活的饱与饥，他们将如此关系重大成败寄托于竹管的预卜上，足见对竹的崇敬超过一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畲山为田（田多在山坡上）显然以旱地农作为主的。农耕仡佬族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时时处处离不开竹制品：挑背运农作物有竹萝筐，竹背篼，竹篓：晾晒粮食有竹席、竹簸篓；储存粮食有竹围席、竹筐；生活中，联竹成壁、竹梯、竹楼板，用竹筷、竹筷筒、竹碗、竹桶、竹甑、竹凳、竹杖、竹笠，夜间赶山路用干竹杆或竹蔑条扎成火把来照明；竹油篓、竹麻草鞋、笋壳纳鞋底等数不胜数。几乎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它，其社会生活和民族群体自下而上环境都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崇拜自然之物的基础。黔北仡佬族有一种集健身性，娱乐性兼观赏性于一体的传统体育活动打蔑鸡蛋。蔑鸡蛋就是用嫩竹细蔑条经反复蒸煮使用柔软后，精心编织如鸡蛋状的竹球，内装石子、响铃和金属片等物，直径一般为15厘米，重约50克。据传，打蔑鸡蛋是由仡佬族的一种练兵形式后经演变而成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传说。相传古时候有一个叫竹青的仡佬族姑娘，心灵手巧，美丽善良，聪慧过人，深得小伙子们的喜爱。竹青向求爱者们提出，谁的蔑球编得好，打得好，就嫁给谁。众小伙子金铆足劲练技艺，结果一名叫竹平的青年以精湛的编球和玩球技术，赢得姑娘的芳心。从此蔑绣球便成为仡佬人爱情的象征。如今不少仡佬年轻人，以送蔑球互表爱意。目前，世界已有记载的竹类80属1000多种，中国有40属400多种。云贵高原是竹的起源中心，世界首例竹化石于2003年在云南龙陵县被发现。处在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带的东北西南向化夏构造的大娄山脉崇山峻岭，地势起伏垂直差异大，日照少，湿度大，有100多种竹类生长繁衍，遍布高山深谷。特别是在高寒山区常阔叶林中成片的方竹、刺竹、水竹、班竹、迟竹林，能很好发挥水土保持作用，是条条涓涓细流的发源地，为农耕民族群体生存繁衍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生活中又处处离不开它，竹杆可制成兵器、弓箭，就地取材；捆竹成舟，渡江渡水十分方便。竹子在世居民族生活中扮演不可缺的重要角色，积淀了大量的人文信息，形成鲜明的历史文化。这对于交通闭塞的农耕民族对它的崇拜是区别其他少数民族的独特之处。朱俊明在夜郎史稿中解读“夜郎”二字是以农业为业的种田人。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李锦芳、阿炳合作的“夜郎”语源语义考中认为“夜”是夜郎主体民族的自称，而“夜郎”是以竹为图腾“夜人”。由此可见，竹图腾是仡佬文化的核心，并逐渐伴随夜郎国的门诞生而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政治象征；竹王就是夜郎人心中的根，生命的源，生活的力，竹子承载他们精神观念。而随夜郎国的消失而成为物化纪念物，被他的民族遗民永远怀念。仡佬族爱情的信物，竹的新陈代谢为民间传承奠定了物质基础。仡佬文化的永久流传是历史、自然、文化积淀的必然结果。（三）逸周书王会载：“方人以孔鸟，濮人以丹砂”。它指周武王伐纣时，仡佬先民濮人向周王朝进贡丹砂。后汉书郡国志载：“夜郎出雌黄”。丹砂，又叫朱砂或辰砂，化学名是硫化汞，加热后可以分解出水银。古人把丹砂用作颜料，皇帝以御笔朱批来显示严肃和重要；美女用来点“美人痣”更显妩媚；道教炼丹术士用它来炼制仙丹。丹砂自古以来就是朝庭贡品。“仰韶文化“中的陶器已经用朱砂上彩；甲骨文中也有“涂朱”记载；秦始皇为求长生广招方土炼制不老仙丹，陵墓中也有水银设置江川河流。夜郎也出产与丹砂伴生的雄黄、雌黄而驰名九州，直到近代务川县由丹砂、雄雌黄提练的水银，仍是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著名的产品。如今有专家学者从考古应证，务川境内有开采二千多年历史的“大箐洞”，洞内留存有古代开采丹砂的摇船，认为武王伐纣，收野誓盟濮人所献丹砂是务川所产。务川祖祖辈又至今流传“宝王菩萨”有关丹砂的传说：它讲的仡佬老民濮人，在罕无人迹的山沟里，偶然发现闪耀着血红色光泽的砂粒，实在逗人喜爱，便把它带回家中，人们争相观看，感到稀奇，后来商人知道了便买了去，这就是丹砂。从此，濮人就寻取丹砂到市场交易，换回生活用品。后来，便将此物向周武王进贡，周武王得之，视为至宝，遂封濮人头领为“宝王”。宝王死后，濮人在盛产丹砂、雄雌黄的三坑金鸡山建起一座“宝王庙”，世代供奉祭祀，终年香烟缭绕。如今在三坑，官坝岩脚，大坪龙潭等地，仍有多处“宝王庙”。以丹砂为媒的物资贸易开始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如今在产丹砂的务川，其洪渡河中游江边的汉墓中出土提梁壶，蒜头壶，钢鍪，青铜箭族，铜残片，双面铜印，古钱币，绳纹陶片，汉砖，据有关资料断代其上限春秋中期，下限西汉。提梁壶在中原地区至今尚未发现。青铜箭族的大量出土与面世，无言地诉说一段战争的历史。青铜时代，仡佬族先民便大量使用青铜箭族，也是春秋时期，不能不说明，这片土地与中原沟通之早。江边汉墓群主要颁在江边、官学、龙潭三个村，其分布地带约有3平方公里。离江边村15公里的务川县和10公里的下游，也发现大量的汉砖，如假定以江边村为中心是一个城池，建筑规模是3平方公里范围，按理，这样的城池，应载入史册，可是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记载。城池的毁灭是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消弥于不见史册事件记载中，难道与今天史学界苦苦追寻的古夜郎之谜无关吗？古夜郎之都，是否就在这里？很值得进一步探索。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赫章可乐出现大量汉墓，青铜器可能是夜郎中心，而此处却多了战争的痕迹，值得深思！（四）贵州不少地方特别是遵义各地流传着：“蛮王仡佬，开荒辟草”，的民谣，它提示我们，开发遵义的民族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古遵义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纯系一片荒无人迹的不毛之地，恰恰相反，它处在世界上神秘的北纬30纬度带的南侧，是喜马拉雅山隆起后受惠最佳地带。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自古有人烟，人类活动频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以勤劳、勇敢、智慧的双手同大自然和谐相处，创造文明，创造了古文化、竹文化。遵义是我国古人类和古文化遗址、遗存建国后发现较多的地方。1972年在桐梓县九坝岩灰洞发现距今21万年以上直立人“桐梓人”化石和大熊猫剑齿象哺乳动物群化石25种，以及烧骨和刮削器为主的打制石器12件；1996年9月又在桐梓城南马鞍山发掘而距今16万年的文化遗存两处，有火塘火坑，近2000件石器，敲骨吸髓后遗存的上万件动物化石，以及用于捕猎用的骨族，用于祭事的刻纹骨棒，骨针、骨制饰品近百件；光绪年间桐梓赵彝凭编著的桐梓县志杂论记载，县城附近的“龙会场”、“白家坡”、“娄里”和“溱里”等地挖出铜盆铜洗、铜垒等一批汉代青铜器，其中白家坡挖出的两个铜洗内篆阳文“富贵昌宜候王”大字。“富贵昌宜候王”是汉武帝时的军功封爵名称。娄里出土的铜盆内“半两，五株万余枚”；1985年5月在遵义城面马家湾粮站地下三米深处出土一座用木炭防潮的西汉土坑墓。用木炭防潮是西汉初期王、侯墓葬的一个特点；1994年4月，在仁怀县城东门的云仙洞发掘出仡佬先民濮人使用的石器、陶器数十件，还有草籽等洞穴遗物，确认在商周时代当时的土著民族在这里生存繁衍。以丹砂、雌黄为媒，仡佬先民濮人在殷商时期就与中原文化进行了交流。尚书禹贡中谓梁州在秦岭以南，秦时属巴郡。秦岭南北的交流源远流长，无疑对大娄山脉主峰地区主山脊两侧的土著农耕民族带来了中原地区即秦岭以北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尤其是先进的铸铜冶炼技术，促进这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丹砂的垂青，使开发夜郎提上重要日程，派常颇开辟“五尺道”促进物资交流。为戍守和开发，曾多次遣发内地人口到夜郎居住，遣内地成年女子前去婚配戍丁，也有多数戍丁与当地土著民族女子成婚，这种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土著民族的发展与进步。经过两周时期近千年的本地繁衍，战国，秦汉时期异族人的不断迁入，秦汉时期的不断开发，到西汉中叶，这里出现了平坝河谷，山坡已辟为田，种植谷物，兴建城市和村落，呈现“耕田，有邑聚”的繁荣景象，“架木为阁，联竹为壁，捕鱼打猎，畲山耕田种植”的农忙耕种，农闲练习兵的生活情景。年复一年稳定的农耕文明发展，建起了少数民族王国夜郎国。汉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夜郎，闻说夜郎拥有精兵十万，转奏朝庭而天下才知有夜郎，从此夜郎浮出世面，世人知晓，流传至今。亿佬族的形成，经历了最古老土著民族“开荒辟草”开发期；多民族融合建立夜郎国濮人期；夜郎国灭亡后，历代王朝歧视驱遂僚人期；隋唐以后，漫长的恢复发展仡佬期，大部分仡佬族人日渐退居边远山区，以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自报是仡佬族者仅三万余人。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仡佬族先民在生产、生活、生存繁衍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创造了丰富的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支绚丽的奇葩。- 夜郎与古代贵州改土归流的焦点 摘要：史记、汉书中称的“南夷”中的夜郎是古代贵州的代名词。夜郎是17个方国联盟拥戴的中心。它们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发展，与今日世居的17个少数民族群体有内在联系。从贵州有文字记载的2560年历史中，这里由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崇山阻隔入主流社会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统治管理，政权建设，始终围绕了“改土归流”这个焦点，演绎了血与火的历史。（一）在祖国的大西南，四川盆地与广西丘陵地带之间，以横亘的苗岭山脉为分水岭，北有乌江流域流入长江，南有南、北生盘江流域流向珠江，江河沟壑纵横密布，群峰连绵不断的高原山地。它低纬度、高海拔，近江、近海、近边，是大西南的咽喉地带。这里气候和土壤多样，雨水丰沛，物产丰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相对稳定；这里就是今日贵州的主体区域，世居着17个少数民族的特殊群体；这里也是古贵州的主体。史记、汉书中称的“南夷”，其中夜郎很久以来就一直是古贵州的代名词。“夜郎自大”这家喻户晓的成语把贵州与夜郎紧密连在一起，至今依然流传全国。这一典故虽然讲秦汉时夜郎人被大山封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知外部世界有多大，但它从另一侧面说明夜郎创造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它的影响经沧桑而长存！史学家朱俊明在夜郎史稿是这样解读秦汉时期的夜郎：“夜郎”二字其意是种田人。它们结成的社会是耕作骆田（不懂中耕除草的田）为主的农业社会。他们生存的地区是野兽出没的林莽芒野，简陋的生产工具，只能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依靠集体力量与大自然进行有效的斗争，财产公有制，有人口聚居的村落和城镇雏形，故史记里称“邑聚而居，能耕田”。按他们显露“风俗”“五常之性”“民族成分”，在这地区秦设黔中郡，汉改为牂柯象征祖先牡器加以崇拜的图腾，反映了他们是父权奴隶制大家族社会，是封建领主制形成基础的。到元明清演变为大小土司，画地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属的若干封建壁垒，割据分离局面使社会经济长期停滞，发展缓慢。夜郎在两周时代产生若干小国并在相互间形成初步联盟后，到西汉中期达到兴盛阶段，这群体方国发展到17个，汉王朝因其内部存在的联盟联系，将他们所在区域设牂柯郡，这区域是乌江流域，南、北盘江流域中上游地区。唐蒙上书汉武帝称：“窃闻夜郎精兵可得十余万。”说明夜郎国具有相当雄厚的军事实力而成为盟主。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一句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史记、汉书中还记载，汉王朝诏封为王国者为夜郎，鉤町，进桑；确认且兰，漏卧，同并为候国。这三王，三候封号存在时间较长，有的竟延续了四个世纪。世居贵州的17个少数民族群体虽“俗无文字，刻木为契”缺乏文献述说源远流长历史，但世代口碑、传说、风俗，反映了与17个方国繁衍发展有内在联系。（二）所谓改土归流，狭义讲是指形成于元，发展于明，结束于清的贵州土司制度管理，变为中央王朝派流官来管理；广义讲，贵州的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一旦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管理，统治者采用族政策，虽各个时代尽管有差异，但都离不开派流官来管理，或者利用当地土官来管理。中央王权如政权更迭不休，或巩固困难，无力顾及，则土官会发展坐大，长期割据，影响中央王朝统一，必定对流官造成巨大威胁，争斗不可避免。中央王朝战略眼光一旦看到这里重要政治和军事战略价值，必定对这地区加强开发，派军队镇压土官，加强流官管理，获取战略物资需求，或者借道去征服边远少数民族割据，自雄称霸一方封建领主。从有文字记载2560年贵州史中，我们领略了这个争斗焦点，也演绎了一部血与火的历史。在秦汉版图中，中央王朝四周有四夷（夷是当时对当数民族的称呼）：匈奴，西羌、百濮、西南夷。西南夷中的“南夷”有“耕田，有邑聚”的人口村落和城镇的定居农耕社会。百濮（东南沿海少数民族）是移秆的半农半牧经济，匈奴、西羌是“随畜迁徒“的半农半牧经济，南夷定居农耕经济稳定，也带来人口稳定发展，是“四夷”中人口最多的，因而在政治上是显赫的群体，在中央王朝眼光中是有地位的。 秦统一六国后，曾经把眼光略微看到古夜郎，这便是派常安页 修五尺道。五尺道从今川南宜宾，入滇东北进黔西北，过赫章、威宁，复云南曲靖，支线由汉阳县通鄨县到遵义贵阳一线，即今合江县、赤水、习水到桐梓去遵义贵阳。秦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古贵州设为黔中郡。以掌兵权的“尉”为一郡的最高长官，设郡临耒“察事”，皆有县令。黔中郡各县受制于握有重兵的最高长官。这是“流官”管理，为戎守和开发南夷，曾多次遣发中原人士和成年女子前去婚配，日久他们都融进当地少数民族群体中。汉王朝建立到汉武帝的70年间是修养生息换耒国力富强时期，南夷各地均处于自葆状态。汉武帝时期，北方匈奴威胁排除，为结束南越的割据，实现统一，开发和管理南夷提到议事日程，制定了“和平内属”“以其故俗治”政策，即不强迫当地少数民族改变世代相袭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意识信仰，不按内地制度强行改变世社会形态，土流并治。史记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提到的吴霸、陈立、万年、周钦、谢暹等，便是汉中央委任的“流官”，而对于夜郎各部的“君长”“邑君”等大、小首领，汉中央仍加以承认，任随他们按原有习惯掌握本部事务，保持他们独立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不服“流官”管理，或者少数首领以武力破坏统一，制造骚乱，则用重兵镇压或者诛杀其君长、首领。如治南夷时用兵镇压了夜郎中一些顽固势力，诛且兰国君，陈立太守诛夜郎国君王兴。不料，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除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由于叛乱规模较大，陈立奏请招募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与都尉万年等分头攻击叛乱者，“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夜郎王国此后不复见于记载，其政权在此时绝灭。夜郎王国的灭亡导致了夜联盟因失去中心而瓦解，此后原联盟成员多散而不聚。陈立太守诛杀夜郎王兴及斩翁指的消息传开，鉤町王禹，漏臣候愈震恐，“入栗千斛，牛羊劳吏士”，他们怕恐不安地表示继续臣服于汉王朝。鉤町王国未能取代夜郎王国而成为新联盟盟主。但它国的势力向牂柯、益州、郁林三郡交接地带扩展，成为“三边蛮夷”的核心。新莽时期王莽改变汉制，施行错误民族政策，王莽令五威将军王奇等12人，带着符命，印绶给“四夷”更名，“皆受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五威将帅出，改鉤町为候”引起当时鉤町王邯怨恨，王莽乃命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为兄报仇又攻杀周钦，王莽令所有州郡出兵攻击鉤町未能奏效。在王莽歧视和掠夺少数民族政策施行下，三边蛮夷愁怨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王莽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犍为诸郡吏民兵者10万人，20万人运送辎重，前去征讨，后更换廉丹，遗派复位大司马郭兴，庸部牧李晔、周师和仲曹助部兴出击鉤町。这样，在整个新莽时期的十几年中，鉤町及其影响下的“三边蛮夷”一直被大规模征讨，但他们没被镇压下去。总之，两汉期间采取“和平内附”按“故俗”治理政策，在南夷各少数民族群体的配合下，基本上做到夷、汉相安，同时还推行了“募豪民田南夷”移民屯田政策，配合郡县设置及军队驻防，使这里的局势长期保持稳定状态。三国时，刘备在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包托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贵州大部份及广西北部沿边地区，古为“夷越之地”的南中，成为蜀国的后方。南中的稳定对蜀国是命运攸关的。蜀国采取了“西和诸戎，南扶夷越”的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方针，采取了政治招徕政策，派“流官”李恢任降都督，坐镇平夷（贵州毕节）管理南中。然而不能奏效，南中大姓，夷师乘蜀国与孙吴搞衡，无暇顾及南中之机，据地称雄，纷纷起兵反蜀。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作了南征准备，出征南征胜利后，对南中郡县设置增多，派出“流官”增强，加强了统治与开发，各少数民族群体“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进一步发展定居农业。魏晋南北朝，中原丧乱，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不休，中原王朝无力顾及古贵州。西晋“永嘉之变”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据地称雄，盘距在贵州的南中大姓“龙、傅、尹、董、谢”等，加剧割据地盘，无力开发经济，时间长达250多年。隋朝流官权势不大，主要由土著首领治理。唐王朝沿袭秦汉旧制，实行内附性质的羁縻政策，即愿意归附的土蓍首领，赐以疆土，封予官职，充许世袭，“以夷治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土官入京朝贡，带去了大型民族歌舞入京表演并取得轰动效应。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贡，往往赏以将军、大将军、王等官衔爵。通过朝贡，既密切了贵州少数民族群体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属关系，又促进了贵州民族文化与京都文化的交流。但逢唐与南诏的战争不断，贵州处于中间地带，不可能进行开发。宋承唐制，凡少数民族首领献地归附，即以其地置州县长官司，“皆以番夷酋长之长”的土官治理。宋太祖下诏说：“惟尔贵州，远在耍荒”。从此才出现贵州之名。宋太祖这道诏书便是安排贵州少数民族首领的。并且封他为官，让他服从中央王朝管辖。元代设“站赤”（驿道）与全国各地沟通，但将贵州地域纳入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中央王朝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实行“汉夷兼治”之策。参用少量流官，土职“以番夷酋长为之者实多”，大小土司百多林立。至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对土司领地采取“土流兼治，军政分管”的方针，设卫囤兵对土司进行交错控制，逐渐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但三省都把这里当作边地任由大小百余土司以领主制世袭统治。从战国、秦汉到元末，长达1780年，贵州就有上千年处于中央王朝开发圈之处，长期处于主流社会之外，分合无定。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是很难与发达地区及政治文化中心密切联系，加上自然条件处于劣势，八山一水，又有落后的社会结构及生产关系，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发展缓慢，相对封闭保守。明王朝建立，朱元璋认识到：“那个三不管地带，恰恰是头等经营大西南军事战略要地。”稳定西南，才能巩固全国统一大局。他的著名军师刘基（号伯温）认为：“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为明代千秋基业着想，他们施行了“改土归流”的民族政策，1382年初，征南胜局在握，朱元璋下旨：成立贵州都指挥司，分兵沿干线建立卫和所。都使司相当省军区，我们贵州，迈出了建省第一部。他派他内弟马烨驻镇今天贵阳为首任都使司，代以流官统治寻借口，与水西土司首领著香过招，但奢香为民族利益忍辱负重，千里迢迢，赴南京告御状。在土官与流官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朱元璋作了智者选择：“奢香归附，胜过十万雄兵”处斩了马烨，流官的人头成了贵州初开省级建制的祭品。但明王朝改土归流政策必定还要施行。1413年3月3日永乐皇帝诏诰天下：“今设贵州布政使，列为第13个省。”贵州以一省的名分列入中央王朝视野。永乐帝以流官组建了布政司省政府，同时派出五万虎狼之师严阵以待，借思州、思南两个宣慰使的之争，采取斩首行动，两个宣慰使被斩首，两个宣慰使被斩首，两个宣慰使被废除，地盘设八个府，府机关全由流官组成。土官掌权被废除，由流官当政。这是改土归流的突破，也是开端，在此基础上，建贵州布政司省机关，按朝制设左、右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全由流官组成。次年，司法监察机构按察使司配置完毕，省一级建制基本完备。1600年明末平播之役是继永十一年平定两思土司之争建立贵州布政司之后，明代调动八省24万兵力分八路围剿播州土司杨应龙而进行重大的改土归流事件。是官、土两方矛盾已达白炽化程度，非大战不足以平息的唯一选择，是流官制与土司制的大决战。决战的结果显而易见，这是一场非均衡的战争。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明王朝是正统，战争的政治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割据和分裂，以利于人民安居乐业，顺应民心，政治上处于绝于优势。杨应龙举旗反叛，破坏社会稳定，造成国家动乱，人心背向，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平播之役的胜利，为改土归流的政治变革扫清障碍。仅仅两年，贵州全面进行了“改土归流”政治变革。 清代改土归流，重点是治理“苗疆”（即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在区），将过去尚未设流官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统一行政建制。结合“改土归流”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划归贵州，从此确定了现今贵州的境域。“改土归流”打破了一个个土司割据的壁垒，建立起如同内地一样的府州县，将长期盛行的封建领土制推毁，把土地和人民纳入国家“户籍”使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融入社会主流圈内，从而使贵州社会经济向内地靠拢，加快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改土归流”顺应历史潮流，具有社会进步意义，是一场极其重要的历史变革，但姗姗来迟，它革除了人身依附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它的土地受人民承种，极大地促进农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的发展，它使文化教育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出现了“三千举人，七百进士”盛况，清代还出现了“三状元一探花”打破了二千多年来贵州无状元的零纪录，对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结果，“改土归流”是贵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李白夜郎遗址 唐代谪仙人李白是否到达长流地桐梓县的“夜郎坝”，是宋、元、明、清四朝代及近代争论不休的课题，扑朔迷离的千古之迷，无穷魅力、猎奇揽胜、引人寻访。千余年来，夜郎坝太白遗迹或者物化纪念物，引发文人雅士，达官显贵，学者、旅游者瞻仰凭吊。如今夜郎坝有关诗仙的物化纪念遗址有：太白故宅、谪仙楼、百碑台、太白观月台、太白观月台、太白闻莺处、太白泉、太白坟、太白寺、太白李、太白桥等，是名符其实的李白夜郎遗址。 古夜郎四周皆山，其峰其峦，错落连环，忽远忽近，环守海拔600多米的山间盆地。盆地南老人顶大山雄距，北花坝大山高峙，西铧尖山护卫，五龙汇集逶迤相连，顺盆地向东延伸，千顷田畴环山抱拥。夜郎溪枕坝而行，河床清澈见夜，多有园滑石蛋散落于水，可知自然之力不可悖。溪水自西向东，从盆地中央蜿蜓而去，桃李竹柳扶疏夹岸，县志、府志称其为狮子碣。史载：“城迹方圆里许，中有狮子碣，古树蓊蔚，人不敢伐”。相传这狮子碣就是夜郎县城，亦为竹王城。这里离如今的桐梓县城娄山关镇48公里，东距210国道的新站镇18公里，太白火车站16公里。在新站镇有匝道可上崇遵高速公路，下重庆、上遵义、贵阳，通江达海，拟建的302省道，可直达习水、赤水、去观赏丹霞地貌习赤生态风光。交通便捷！夜郎坝是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设置珍州并管辖夜郎、丽皋、乐源三县。珍州治所和夜郎县治所均在夜郎坝。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称做夜郎县的行政建制。夜郎县历经唐、五代，至北宋末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废止，存在478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夜郎县，最后的一个夜郎县。夜郎坝名称沿用1300多年。现是夜郎镇政府所在地。唐代独选夜郎坝设置夜郎县治兼珍州州治，必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唐代夜郎坝北邻巴蜀，南界牂牁。地域优势和“穷深雄阔，难攻易守”之地理特征，自古以来是交通孔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夜郎坝在先秦时期，是联结巴蜀与黔交通的重要食宿点。早在西周初叶，崛起于川东南的巴国（国都在今重庆）在今合江县境建立稽查商旅的关口，史称巴符关。巴蜀国与黔、滇各国的交往，必经此关，然后渡巴符水（今称赤水河，赤水河在今合江县城流入长江），到赤水、习水、温水而达到夜郎坝。商贾旅者，行者在此食宿休整，集转货物，南进黔、滇、湘、桂、北出巴、蜀。据华阳国志载：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将司马错迂攻夺楚黔中地，率大军由此路线经过。其后楚庒硚入滇前，亦由此线路出巴符关攻秦属巴、蜀地区。由巴符关至古鳖国都（今遵义），夜郎坝是其中间点，商旅、行军可在此地集结休整。汉武帝派中郎将唐蒙通南夷与夜郎国建立友好和睦关系。唐蒙过了巴符关进入赤习之境就等于进入古夜郎的势力范围，到今夜郎坝折蒙渡河去新站，上滴泪三坡越凉风垭梁子，娄山关至遵义。在桐梓境内留下了蒙渡、蒙山之物化纪念性地名。唐、五代、宋、元等朝代，因珍州、夜郎郡、夜郎县治所均设置于夜郎坝，数百年间古道交通干线，驿道自然要经夜郎坝而穿越今桐梓县境而进入黔中腹地。贵州考古专家曾撰文指出，夜郎坝有与唐代中原文化相类似的岩墓和多处宋墓群，可以间接证明夜郎坝的过去。直至明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改驿道从綦江至松坎跨蒙渡越蒙山线路后，在县境内设松坎、桐梓、夜郎、播川四驿，巴符至夜郎折蒙渡的驿道才渐趋冷落荒废。汉河平二年（公元前127年）牂柯太守陈立捕杀夜郎王王兴而导致夜郎国消亡。夜郎人仍在夜郎故地生息。但在梁元帝承圣年间（公元522554年）东爨乌蛮强占夜郎地，武力驱逐夜郎族人，导致夜郎族人大规范迁离故土。其中一支曾迂于黔东湘西地区，梁陈两朝代在湖南辰阳地区建夜郎侨郡，以招逃来的夜郎人。后因土著民族发生摩擦，无法定居，第二大迁徒鳖邑北部（今桐梓蒙山以北）的崇山箐林中，散布在蒙山以北，松坎以南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范围内。这一地区，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地广人稀，生产力极为落后，自然易于落足定居，繁衍生息。夜郎族人在近百年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颇有影响的居民部落，从政治、经济、文化、居民各方面为其后的建置准备了较充分条件，使盛唐不能无视夜郎部落在该地的存在。唐代总结了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流并治”政策教训，调整施行“以土官治民”政策，设置夜郎县。它的疆域，约为今桐梓县境的三分之一，人口一千人左右，每平方公里不足一人。夜郎坝能够沿用至今，也许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唐代诗人李白长流夜郎，这样李白与夜郎就发生了难分难解的关系。李白晚年的最后五年，即58岁被谪长流夜郎三载，返回寻阳（今江西九江）旧地二载，64岁病故。这五年中遗留下的诗作，“夜郎”之词出现频率是最高的。说明长流夜郎在李白印象是刻骨铭心的。诗才的敬佩和诗中流露晚年的不幸，情感的凄凉，悲怆，深深地感动以后各朝代诗人及人民群众。他们敬仰他、爱戴他、痛惜他。邑人为他竖诗碑、建祠宇、护故宅、创书院、筑衣冠冢，建起多种形式的物化纪念物。南宋以来政治腐败，抗金名将岳飞等被害后，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感到报国无望，纷纷从江浙等地流向西南地区，借游山玩水和寻访先贤遗迹来消磨意志。来夜郎寻访李白行迹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热潮。文人墨客，达官显贵，途经桐梓驿站，必驻足，企慕谪仙，前往夜郎坝瞻仰凭吊。无意中为历史上留下了千载不变的夜郎名。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李白是否到达桐梓夜郎坝实地，历来各执一说。未到之说始于北宋曾巩搜集整理李白诗编为三十卷，在李白诗集后序说：“乾元元年，（李白）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逐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他偶失检点，后人漫不经心，沿袭流传，宋代的薛仲邕、明代的杨慎，都沿用此说。而注李的专家清人王琦，更承袭此说而加以发挥。以至近代大学者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一文中说：“李白以乾元二年春在长流夜郎的途中巫峡遇赦，东下江陵，在江夏，潇湘等地还流连了一年多。”不但因沿陈说，还随便说了在江夏等地流连一年多，均是不经细考之失，与李白“早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归心似箭心情不相符。但是，在众喙一辞中也有不同声音。明清时代一些贵州籍学者和过贵州的学者，他们则认为李白到过夜郎。见之清人程恩泽程待郎遗稿，黎庶昌拙尊园从稿，张澍续黔书李白至夜郎辨，还有赵尊律、陈怀仁两位学者从李白年谱、诗作、旁证、详加辨证、言之凿凿。近代黔中宿儒史学家李独清、王燕玉从李白诗正集为内证，杜甫及当时李白诗友诗作为外证，唐代法律、礼典、风俗及地名辨证，各地李白遗址作旁证，贵州古夜郎国到唐代夜郎县发史与变史佐证等多方探讨，重加厘正，考定引辨后指出李白实实到过夜郎。21世纪80年代一些专家学者纷纷著文，从不同角度诸多方面重申并发挥前人“确至”之说，甚至考定李白在夜郎住了两个春天。从唐代的律令而言，流放罪分为三等，又有“常流”与“加役流”之分。流二千里居作一年，流二千五百进而居作二年，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常流”可以铜相赎，“加役流”则不可。李白从永王东巡，犯了“十恶不赦”中的首恶“谋反罪”，本应“斩立决”或“杀无赦”，改为死罪降流，即仅次于死刑的“加役流”，也就是“流三千，居役三年”。他流夜郎起点是今日江西的九江，九江取道长江经重庆地区南下夜郎，全程正是三千以上。李白许多诗，都反复地提到他流放的时间是三年。田园言怀：“贾谊三年谪”赠别郑判官说：“三年吟泽畔，憔翠几时回”；放后遇恩不沾说：“独弃长沙园，三年未许问”；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说：“三载夜郎回，于兹炼金骨”；江上赠长史说：“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沙风”。这些都与唐伟相吻合。李白许多诗中都反反复复地提他流放到达过夜郎。如流夜郎闻酺不预：“北阙圣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窜遐荒；汉酺闻奏钧天乐，愿得风吹到夜郎。”案历代王朝赐酺并非大典，间常举行。既明言愿得风吹到夜郎，即是身居夜郎所写。流夜郎题葵叶：“渐君能卫足，叹我远移根；白日如分照，还归守故园”。这种细小的体物诗，是到达夜郎住下来后，在百无聊奈中仔细观察感慨身世而吟。“移根”用词更见居留含义“还归”反映“守故园”的晚年处世心境。还有“独弃长沙客，三年未许回”。“窜逐勿复衰，渐君问寒灰！三年吟洋畔，顦顇几时回？”“三载夜郎还，于滋炼金骨。”“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万里南迁夜郎道，三年归及长风沙”，“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扫荡六台清，仍为负霜草；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空名实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上述引诗句，经再三思考，都出自李白的正集，无一在拾遗，附录内，本身既然可靠，又都直接关联夜郎，都说明李白实实在在到过夜郎。李白长流夜郎的经过是：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二、三年间，李白因永王璘称兵连坐，被逮下寻阳狱，山东的家室闻讯起来营救。七月宣慰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到后，为他清雪，宋若思释其囚，使暂寓左右，并上表荐其才可用，皇帝不纳，李白返家。十二月，朝庭有司对其论罪量刑，皇帝准许免死，降一等定处。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春季，诏李白长流夜郎。那年李白58岁，在家奉到判决的诏令，从寻阳（今江西九江）出发，其妻弟宗璟相伴，别亲朋上路。夏初至江夏（今武昌）、沔州（今汉阳），有不少当官的熟人宴饯停留久（曾任翰林官职唐代法典允许的）。十二月中下旬自江夏向西南行入洞庭洞。乾元二年春，与岳州巴陵（今湖南岳阳）晤谪居的友人贾至、裴隐、从叔李晔，盘恒游览，并曾往长沙、衡阳、零陵诸地。冬初行溯沅水，经武陵（今湖南常德）、辰州（今湖南沅陵），穿锦、思、费、夷、播（今贵州东北部）各州地，约年底达珍州夜郎县（今贵州桐梓夜郎坝），其妻弟宗璟返回与李白别于乌江（今遵义市境内）。上元元初，听到去年三月因旱而颁的减降罪人令自己元无份，六、七间，奉到本年润四月改元大赦的诏令，获得释放。于是北上巴州（今重庆直辖市巴南区），折东循长江返回，经瞿塘峡至巫山赋诗，复经江夏回抵寻阳。乾元元年春季定刑奉诏首途，沿途停留久暂不等，乾元二年冬到达贬所，迄于上元元年润四月大赦，赦书下达夜郎，六、七间返回，共两年七个月，时间三个年头。在贬所夜郎县治居住约半年左右。遵义学者禹明先考证指出：李白被流放至巫山后，改道渡江南进，翻越南陵山一百零八盘，然后经施州、黔州到达夜郎。这是唐代的一条重要交通路线。李白于乾元元年九十月间到达夜郎，上元二年正月遇赦，前后在夜郎服刑两年零四个月。故李白诗称其是：“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筑于夜郎坝的唐夜郎古城，为黔北地区第一座考证确凿的古县城，历史悠久，地位重要对黔北历史影响深远。1984年编纂出版的遵义地区文物志立夜郎为唯一古城遗址，由于李白曾长流夜郎，夜郎与李白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在夜郎古城附近，围绕李白的纪念文物颇多。还有众多古迹，“宋墓群”、“岩墓”，“夜郎寺”夜郎城，“夜郎古钟”，“文昌阁”等。“夜郎宋墓”经1962、1982年两次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夜郎文明的传承唐宋夜郎县与桐梓唐代设置的夜郎县，在今贵州省桐梓县境内。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六年（公元624年）开山洞、置珍州、置夜郎、丽皋、乐源三县。“元和郡县志（公元813年成书）载：“珍州管县三：夜郎、丽皋、乐源。”据史籍分析，夜郎县辖地为今凉风垭梁子以北至松坎南，东临正安、绥阳县境，西邻习水县境；丽皋县在夜郎县西北与习水县接壤处；乐源县在夜郎县西北与綦江县西南部一带。州治、县治同置今夜郎坝。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废夜郎县，隶于南平军。夜郎县历唐、五代、北宋、存在478年。夜郎县治所在地夜郎坝地名沿用至今。今为夜郎镇政府所在地。明洪武六 年（公元1374年）县治迁到夜郎坝东20里地的桐梓坡，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县治再次搬迁到虎峰山麓的冬青坪，即今日的桐梓县城娄山关镇。建置千多年的史实，证明了今桐梓与古夜郎有极为深厚的不解之缘。清代学者顾祖禹、田雯、臧励酥、蒋攸钻认为古代夜郎国在桐梓。唐、宋两代史学家见到史记和汉书均称“唐蒙从巴属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均认为汉初的夜郎国在桐梓。西汉中叶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至西汉末年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公元前25年）夜郎国首领多同臣服汉朝，予受封县令可世袭，传王兴，邪务110年后，王兴，邪务被汉朝诛除，夜郎国解体，不入史册。而此次历史事件670年后，唐代独选桐梓县境的夜郎县治兼珍州治，这里必有深刻内在历史原因及夜郎文明、文化的传承与继续。 一、秦、汉时期的夜郎并不大夜郎国名称出现在汉初史迹中。从历史延续性看，古夜郎国之名必然与秦建置郡有关，与开发西、南夷有关。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秦灭诸侯，惟楚苗裔尚有滇王”“秦时常安页略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按此论述，秦统一全国时，只有滇尚在控制版图之外，秦为开发西南夷开凿五尺道，并置吏管理西南夷。汉王朝建立到汉武帝的70年间，是修养生息换来国力富强时期，西南夷各郡县均处于自葆状态。汉武帝时期，北方匈奴威胁排除，为结束南越割据，实现统一，开发西南夷提到议事日程，制定了奉行和平内属政策。召豫章郡番阳县令唐蒙，拜为郎中将，出使西南夷。唐蒙入夜郎，对夜郎及其它地区的首领们劝说归附。“将千人”“食重万余人”押运送物资，对其首领“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即以大量物资馈赠，陈述利害关系，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协议将其地置为汉县。夜郎首领“多同”归服，封为“夜郎侯，其子为县令。”“夜郎侯”多同“食邑夜郎国”。夜郎“旁小邑”的邑君们受其影响，均归服。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论述：“列侯所食县，曰国。”故史记中称“多同所食为夜郎国”，即是夜郎县。汉代封爵为王、侯两级。王比侯大，侯又分“县侯”，“乡侯”“亭侯”三种。“夜郎侯”当属“县侯”一级最大封爵。其封地是很小的。华阳国志记载：“夜郎郡，夜郎国也，属县二户千。”（华阳国志卷四，11页）即每县只有五千人。“夜郎自大”这个典故，从汉代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滇王讲了“汉孰与我大？”，没成典故，而夜郎王跟着照原话问汉使者提问倒反而成了千古历史文化的典故。反过来可以证明夜郎地盘比滇王小很多。历史上的王朝官吏，会从实际地盘来观察，考虑问题，他们以锐利眼光批评夜郎王的自大言论。因为当时的实际夜郎国仅仅是一县的地域。由此可见，秦、汉夜郎并不大。 二、汉初夜郎国应临近川黔边境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长聊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駀、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隘拆，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司马相如相蜀父老一文中说：“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消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群鳞集爷流，愿得受号者以万计。故乃关沫若，徼牂柯，镂灵山。”沫若今考证为四川大渡河和雅砻江。古语“镂”与“娄”、“灵”与“岭”相通，“镂灵山”即“娄岭山”，即今娄山。那么“南至牂柯为徼”则可推之为娄山山脉南侧的乌江为牂柯的边界了。汉王朝将其内臣疆域扩至“南夷”的今黔北地区。但由于南越反叛不断，北面匈奴不断侵扰，故暂时放弃对西南夷的开发和经营，于是“上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史记和汉书都说：“贾人曰：独蜀出蒟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因关卡关闭，所以才有窃出市夜郎之举。由此可知，夜郎必与蜀近。又据史记、汉书：“唐蒙从巴蜀笮关（汉书说是巴符关）人，遂见夜郎侯多同。”笮关即今四川汉源县，巴符关是在今四川合江县的南边，据此可以推断，夜郎国与这一带相距不会太远。秦时的“五尺道”，主道是由蜀入滇的道路，这条路经过南盘江上游，但不经过夜郎。所以唐蒙没走“五尺道”，而是取道巴符关，直达夜郎。由此可知，汉夜郎国应临近川黔边境。贵州经过两周时期在本地繁衍，战国、秦汉间异地族人不断迁入，秦汉时期又进行开发，到汉中叶这些群体发展为17个方国。方国瑜先生经过对西南古史的长期研究后明确指出：“在未设郡县前，夜郎各部君长间只是联盟关系，即设郡县后，则以其势力大小任命王、侯，邑长，以相统率。由联盟关系到统率关系，即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始庙牂柯郡起，汉王朝先后在贵州高原各联盟州封了王、侯、邑长，将他们原来存在按势力大小联盟关系确立为“法定”的统率关系。各部先后在且兰国、夜郎国等汉王朝册封的侯，王国统率下增强聚合。且兰国首领因自大而无视中央，杀了武帝“使者”及郡太守，常隔滇国而障碍统一。故不仅未被封王，其政权反为汉中央击灭，“斩首数万”。而夜郎国正发展壮大，且有亲汉考虑，“夜郎遂入朝，上（武帝）以为夜郎王”。这样夜郎国不仅取得原属且兰的盟主位置，而且是经汉王朝认可的“法定”统率地位。所以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说：“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但110年后，夜郎王兴又步且兰国后尘，被汉诛灭而亡不载入史册。汉王朝自唐蒙进入夜郎国后，也一直把其地置为夜郎县。东汉应劭明确地说，此县为“故夜郎侯邑”，其范围只能置一县。这些情况说明今贵州及其周边当年均属夜郎国一国辖地为不确切。在这片地区中好些处留有“夜郎”名称，则因此一大范围内曾包括夜郎王国在内的夜郎联盟群体及其他分散的夜郎人群生息之所，史上并无跨州连郡或相当于今贵州全省辖境的单一“大夜郎国”疆域。夜郎王国灭亡后，这一群体便随之解体。原夜郎王统率的大多数方国，还延续一段时期才消亡。汉王朝对夜郎国统率的地区的开发，主要有筑路，设置邮亭传舍和徒内地人口来垦殖。鉴于夜郎国统率的地区交通不便而迫切需要改善，汉王朝责令唐蒙全权负责开道，那是唐蒙出使南夷，夜郎臣服后五年“发率治道，”费用、人力出自巴蜀。治道二年得知出了问题，派司马相如视察后作出这样决定：费用从由巴蜀全部负担改变为迁豪民垦田入杰就地解决。动工三年未达预期而暂停修建。唐蒙初次出使夜郎路线，必然走的自古商旅往来的通道，也就是蜀贾“持窃出市”的道路。以情推之，唐蒙发率治道的路线必然基本按照他初次入使的线路来修筑。即从巴符关入赤水、过习水、到桐梓，去遵义达到夜郎腹地。由于唐蒙拜郎中将出使夜郎和发卒治道到过夜郎，在桐梓夜郎溪边渡河，凉风垭梁子扎营住宿。故此两地有“蒙渡”“蒙山”之名。晚清遵义大学儒黎庶昌专门在蒙渡留下摩岩石刻：“蒙渡汉元光五年武帝遣郎中将唐蒙通南夷道此得名。”石刻至今犹存。综上所述，汉夜郎国是一个起统率作用的夜郎县，此县秦、汉初期邻近川黔边境。唐代独选坝设置州治、县治，显然是历史的传承与继续。 三、和睦的家园，川黔交通要道的重要住宿点夜郎坝自古有人烟。距夜郎坝不远九坝岩灰洞，距今21万年前，“桐梓直立人（俗称猿人）”就能使用火和石器，狩猎，顽强地生存发展下来；距夜郎坝30公里处的马鞍山南、北两洞，发掘出距今6万年至1万年前的上千件旧石器，数百件骨器（有骨针、骨铲、骨叉、骨饰品、骨镞，祭祀用的刻骨纹棒），敲骨吸髓后遗弃的上万件食草类动物碎骨化石。表明了人类在此繁衍栖息。这里为大娄山脉主山脊主峰地带，层峦叠嶂，山高谷深，箐深林密，连绵不断。山间坝子水草丰富，溪河横溢，动植物资源丰沛。土著先民在这里自生自灭，人烟极其衡少，史称“蛮荒之地”。春秋战国，秦、汉王朝的“巴蜀罪人”被发配此地，秦修“五尺道”，汉筑“南夷道”的士兵，运输队伍中逃役者流落此地者，中原派来“屯田”驻军及官司吏家属，奴仆定居者，形成了多民族的交融。大山的封锁，交通的闭塞，物资交换的艰辛，朝廷管理鞭长莫及，崇山峻岭的“围城”，因封闭而造成的“心态的禁锢”，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耕田，有邑聚”定居的农业经济，自食其力，繁衍生殖，因此养成了他们善良、勤劳、纯朴、憨厚的习俗，相互间和睦相处，与世无争。夜郎坝的农家这种习俗随处可见。这里是和睦的家园，农耕文化仍保持着古朴风味。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进入文明社会，桐梓地域内自下而上的先民自应有交通往来。夜郎坝在先秦时期是连结川黔交通的重要住宿点。早在西周初叶，崛起于川东南的巴国在今合江县南关建立稽查商旅的关口，史称巴符关。蜀、巴与黔交往，必经此关，然后渡巴符水（今赤水河）过赤水、习水的土城、东皇、良村、温水、李村坝到达夜郎坝，行者、商贾者在此住宿休整集转货物，南进黔、滇、东去铜仁到楚，或北出巴、蜀。由巴符关至古鳖国中心地今遵义，夜郎坝是其中点，商旅、行军皆可在此集结、整体。这里千顷田畴的山间盆地，临溪台地为原始交通聚落之地。从巴符经夜郎的巴黔古道交通干线经唐、五代、宋、元等朝代，直至明初洪武六年（公元1374年），改驿道由重庆至綦江、经松坎、过新站、到达桐梓，再至黔中腹地，巴符至夜郎的巴黔古道才渐冷落衰灭。夜郎坝夜郎溪北岸一段红色沙页岩上有连成横排的七口岩墓，因此地名叫“七孔石”。1984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对仅存一座保存完好的岩墓进行正式清理。张定福，万云光两同志根据清理实物分析，推断为明代岩墓。贵州省考古队1956年4月配合川黔铁路修建调查时，在桐梓县元田坝冷村附近山上荆棘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