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与华夏文化第四章.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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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与华夏文化,汉语语法与华夏文化,语法在语言系统中相对比较稳定,不容易变化,与文化的心理层次联系密切,因此,研究汉语语法的文化蕴涵,其实就是研究分析由汉语组织结构所反映出来的古代汉语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所形成的认识和观点。这种认识和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深层结构的核心地段,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所谓结构方式,是指按一定的方式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单位组合成一个新的语言单位。例如: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语词素组成一个汉语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语词组成一个汉语词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语词组组成一个汉语句子。这些组合的过程都属于结构方式讨论的范围。各民族由于文化的差异,在语言的结构方式上头相应表现出极大的差别,这一节,我们讨论汉语结构方式的特点,并通过它来探寻造成这些特点的汉民族文化的特征。,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一、汉语三级一贯结构体制体现了汉民族的思维特质 所谓汉语结构三级一贯制,指的是汉语从词到词组,从词组到句子,其结构是基本一致的。郭绍虞先生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中指出:“在汉语语法中,词、词组和句子基本相同这一点,是其他族语所不具备的。”,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地震 他哭 他哭了! 如果我们从文化角度来看,那么,这个词、词组和句子结构三级基本一致的汉语语法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首先,汉民族社会农业型的自然经济产生了崇尚简约实用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规定并制约着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宇宙进行思考,所提出的宇宙模式也往往异常简约。例如老子,他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宇宙模式,尽管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展示宇宙活动过程的整体性、运动性和和谐性规律,但就其结构方面而言,却是非常简约的。所以以简驭繁是古代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则,汉语结构的三级一贯制、便是这种尚简实用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表现。,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其次,由于农业生产而使古代汉人对季节变换十分敏感。也由于汉民族居住的是季风地带,四季轮转十分突出,所以汉民族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一种以月令为代表,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文化图式。这种文化图式逐步凝结为一种循环往复的程式,汉语结构的三级一贯制便是这种思维特质的体现。,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以上两条是产生汉语结构方式特征的文化因素,它具有规定和制约的功能。汉民族文化决定着汉语语法的产生和类型,决定着汉语语法的发展和变化。汉语结构的三级一贯制反映了汉文化尚简观念和轮转循环的文化思维模式便是一个例证。,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我们说汉语结构的一致性,其排列次序从词到词组,从词组到句子,这是从相对小的语言单位往相对大的语言单位反复类推,因此,整个汉语整体的结构便呈现出一个最大的句子层套住小点的词组层,再套住更小的词语层,造成一个以简驭繁的分层系统。这些分层系统以其结构方式的一致性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系统。从词到词组,从词组到句子三级一贯制的语法有利于表现汉民族这种文化特定的程式。,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如果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汉语的结构事实完全不是先有词语的复合方式,而后再推之词组,推之句子。上古汉语的词语以单音节的单纯词为主体,复合词只占小部分比例。而在甲骨文和上古古籍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句子层面上和词组层面上普遍使用的主谓宾结构、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和并列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固定为双音复合词,不少在古汉语中却是由单音词组合而成的。例如:,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学问在先秦两汉古籍中,“学问”是由单音词“学”和“问”组成的动词性联合词组,有学习和问难两重意义。孟子滕文公上:“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中古以后,“学问”凝结成一个词,当“知识”、“学识”讲。在现代汉语系统中,它是由词素“学”和“问”按联合方式组成的名词。,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牺牲在古代汉语中,“牺牲”是由单音词“牺”和“牲”组成的名词性联合词组,指称古代祭祀时所用的家畜。左传庄公十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近代由词组“牺牲”引申出捐弃义,名词性联合词组也逐渐凝固成动词。在现代汉语系统中,它是由词素“牺”与“牲”按联合方式组成的动词。,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中国在先秦的古籍中,“中国”是由单音词“中”与“国”组成的偏正词组,指京都或泛指中原地区。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中古以后,“中国”的指称范围慢慢固定为指历代王朝当时所辖的疆域。偏正词组也渐渐凝固为一个词。在现代汉语系统里,“中国”是由词素“中”与“国”按偏正方式组成的名词。,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北面在古代汉语中。“北面”是由单音词“北”与“面”组成的偏正词组,义为脸朝北。因为古代君主是脸朝南而坐,臣下便要脸朝北朝拜,所以,南面便会有君临天下的意思,北面便会有称臣归顺的意思。孟子万章上:“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朝之。”以后,从“脸朝北”渐渐引申出表示方位的北边儿的意思,偏正词组也逐步凝结成一个词。在现代汉语系统中,词素“面”与词素“东、西、南、北”按偏正方式组成方位词。,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宣言在古代汉语中,“宣言”是由单音词“宣”和“言”按动宾方式组合而成的动宾词组,有发表议论的意思。国语召公谏弭谤:“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在现代汉语系统中,“宣言”已凝固为一个词,由词素“宣”和“言”按偏正方式构成名词。,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地方在古代汉语中,“地方”是由单音词“地”和“方”组成的主谓词组,义为土地方圆。战国策齐策:“今齐地方千里。”在现代汉语系统中,“地方”凝固为名词。 复音词是在汉以后大量发展起来的,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里,复音词已经占了主要的位置。以上词组演变为词的例子可以说明:汉语以造句法和词组组合法作为自己的构词法,因此,汉语词语也特别地丰富。,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二、汉语意合准则反映了汉民族的认知方式 汉语的组合以达意为结构准则,即相关的语言单位按一定的顺序组织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偏重意会,略于形式。汉语的这个结构特点已为中外语言学者普遍接受。王力先生指出:“中国语法只以达意为主”。洪堡德说:“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里,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汉语的这个结构特点反映了汉民族区别于西方民族的独特的认知方式。,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由于汉民族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定、富庶的地理环境,所以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很早便出现了一种融洽、统一的文化心态,以后并逐步发展为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观把人与大自然看作一个整体,融通为一,这样,天是人化的自然,人是自然的人化。这种认知方式是一种简单的直观外推的模式,它逐步形成为依靠主体在其经验范围内体悟意会的传统思维方式。,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中国古代,这种思维方式对汉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艺术方面说,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讲意境,讲以神统形;从科学方面说,中国式的智慧相信经验的可靠性,不相信推理的可靠性,更注意结果,而不注意过程,讲得鱼忘筌,得意忘象。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的表征。汉语结构讲意合,讲达意为主,讲默想了悟、同样也是中国古代特殊的认知方式的一种表征。下面我们用实例具体说明汉语意合法如何以传统思维方式为基础来传递信息。,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意合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以“达意为主”,用语义因素作为语言单位相互联系的主要手段。只要语义相关,合乎汉民族的文化事实和认知习惯,就可以组词造句,产生一定的语言结构。请看吕叔湘先生在谈到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时所举的例子和分析:,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同一个“跑”字,“跑街、跑码头、跑江湖、跑天津”是说在哪些地方跑来跑去“跑买卖”是为什么目的而跑,“跑警报”是为什么原因而跑,“跑单帮、跑龙套”是以什么身分而跑,“跑马”是让马为自己跑,“跑腿”是自己为别人服务、“跑电、跑水”是拦不住某种东西跑掉,“跑肚”是拦不住肚子里的东西跑掉。,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动词和宾语的关系确实是说不完的,几个难于归类的例子:“报幕”、“谢幕”、“等门”、“叫门”、“跳伞”、“冲锋”、“闹贼”、“赖学”、“偷嘴”,这里的动作和事物之间是什么关系?您说! 比如“谢幕”,要把其中的意思说清楚还真不简单:“闭幕之后,观众鼓掌,幕又拉开,演员致谢”这不太罗唆点儿吗? 总的说来,汉语是比较经济的。尤其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意会”,不靠“言传”。,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动作与事物的关系是语言结构内在的一种语义关系,上述的语词就是以这种关系作为联系手段而实现组合的。在外部形式上,它们的组合不借助介词、连词的帮助而以意义支点来支撑整个结构,直接组合的语言单位之间有很大的跳跃性。作为信息的发送者,他必须以经验范围内的体悟为基础,把意义指派到各个支点上;作为信息的接受者,他也得依靠经验范围内的体悟作为基础,把各点上的意义贯串起来。这就是王力先生所说的“达意为主”。吕叔湘先生所说“全赖意会”,“不靠言传”,以及洪堡德所说的以纯粹的默想代替一部分语法。可见意合法之所以能够使用语义作为主要的联系手段,是因为这种结构方法是建立在汉民族特殊认知方式的基础之上。吕先生所举是词语和词组层面上一些例子,有关句子层面的例子下面我们还会讲到。,(l)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之八) (2)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 (3)御河,景山,白塔,大桥,虎妞,肚子,(老舍骆驼祥子) (4)老刘在家养病,每天练气功,晒太阳,中午家里没人做饭,只好吃食堂,吃晚饭才回家享受天伦之乐。(蒋子龙退休之后),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意合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用语境手段来控制语义,做到人详我略。按照汉民族的表达意识,语言形式与语境在表达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它们是对立统一的,但汉民族似乎更注意其统一平衡的一面,因此在意合法中把语境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依靠和条件,让信息接受者凭藉语境条件来体会意义支点负载的隐含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上述所说的把意义支点支撑的语词贯串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例如:,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语境条件-在行驶的市内公共汽车上,乘客拿着钱向售票员说。 语言形式一-“三张南京大学。” 在例的具体情景中,语言形式传达的信息是:我买三张到南京大学的车票。由于语境条件提供的信息是交际双方共知的,所以意合法只取接收者的未知信息:“票数三张”和“到达站南京大学”作为意义支点,语境控制着这个意义支点。因此,信息接受者可以通过语境与语言形式的结合来体悟话意。,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语境条件一-汉民族的节俗,除夕夜,一家人要在一起吃团园饭。闽南风俗,席上烧一旺旺的火炉,叫吃围炉饭,象征团圆、兴旺。 语言形式“围炉饭,我一定回去。”例的语境条件是以汉民族文化背景为内容的内隐性语境因素,这个特定的文化语境支配着语言形式的语义,使两个语言单位之间隐含着因果关系。联系文化语境来体悟,这个语言形式传达的信息是:因为是吃围炉饭,所以我一定赶回去。当然,如果出现的现实交际语境不同,现实语境与文化语境相配合,也会使这个语言形式隐含的语法关系改变为假设和推论。从语境和语言形式结合来体悟意合的意义,同样表现了汉民族特殊的认知方式。,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意合法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往往借助汉语的独特表现形式作为辅助意合的一种手段。例如: 1、苍山雪,洱海月,上关花,下关风。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他做起事来,钉是钉,卯是卯,一点不马虎。,第一节汉语结构方式的文化特征,汉语三级一致的结构体制以及意合准则一方面揭示了汉语语法简约的内涵,另一方面又为汉语语法灵活通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汉语的语言实践中,词、词组和句子因之而得以根据使用的需要而相互变化,语言单位也因此能够以其虚实相对、动静相依的语义联系而使语言组织呈现出流动、活泼的形态。因为具备这种通变的特殊功能,汉语凭着简约的组织方式却生动而有效地表达了复杂的思想。汉语语法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实质使它历经几千年而能始终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汉语语法的特点能使我们找到一个符合汉语语法实际的民族化的汉语语法体系。,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句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语言单位,然而,民族的语言实际不同,语言研究的目的不同,对句子的理解以及以这种理解为前提的句子常态描写也必然有所不同。印欧语系从他们的语言实际出发,讲句子自然离不开形态;以调查陌生语言为研究目的的结构主义学派讲句子也一定非讲结构成分不可。从深入一层来看,民族思维方式对句子格局的认识和描写也必然有其支配作用。那么,根据汉民族的语言实际,以一般阅读和写作需要为研究目的,汉语的句子概念应该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汉语句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它负载着什么样的心理文化。下面我们就讨论这些问题。,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一、中国古代的句子观 先秦,句叫言。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一言就是一句话。言,本义是讲话,引申为所讲的话。用“言”作为语言的单位名称,说明当时是以表达为事实依据来考虑语言单位的。到了汉朝,由于读经需要出现了训诂。当时的人面对的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古代典籍,要阅读这些典籍,第一步工作就是要体审经书的意思,把它离析为一个一个相互联系的章句,这就是所谓“说经必先审句读”。所谓句读,唐人所下的界定是: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可见“句”本来是读经训诂离析诵咏经文的一个停顿记号,随即被汉人用为分析语言的一个单位,所以宋人孙奕说:“秦汉以来,众儒各为训诂,乃有句。”用“句”作为语言单位的名称,说明汉人当时是以书面语的阅读为事实依据来考虑语言单位的。“句”的说法从秦汉一直沿用至今。,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古人凭借什么从文章中离析出句单位的呢?清人黄以周在群经说中指出:“古离经有二法,一曰句断,一曰句绝。句断者,其辞于此中断而意不断,句绝者则辞意俱绝也。”所谓句断,今天说法是标上逗号的地方,句绝则是划上句号的地方。黄以周归纳了古人析句的经验,他认为析句的凭籍有二:一是辞,指语言形式,凡语言形式可以绝止,单独成为一个表意单位的;二是意,指语言内容,凡语言内容完整,可以与其他相关内容离析而相对独立存在的。辞与意是相互联系又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析句凭藉的标准。这种以结构和意义相结合作为句子分析标准的看法,对现代语法研究仍有很大的影响。下而我们用具体例子来看看这种析句标准的运用:,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不谷之国家,蠡之国家也。(国语越语下)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宝玉)头刚着枕,便忽然睡去,一夜不知所之,直到天明方醒。(红楼梦廿一回),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古人析句的方法是建立在反复诵咏的基础上,通过“神而明之”的体悟来掌握句子的辞和意的。这种方法看起来很玄,但它贴近汉人的语感,切实可用。因为每一个说母语的人,在其语言习得和语言交际过程中(包括口头交际和阅读写作等书面交际),不管自觉或不自觉,都在大脑里贮存了非常丰富的本民族语言的句型和格式,那么,诵咏过程其实就是诵咏者根据面对的语料搜索大脑中贮存的语言格式,体会文意,再以文意统摄辞气的语言操作过程。由于汉语形态标志不丰富,而语气却特别突出,所以这种操作便选择了诵咏的表现方式。诵咏者如果碰到某个不熟悉的句式,便会出现误读,,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例如,论语为政:“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一句,伪古文尚书在把它采入君陈篇时竞将它断为:“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清代学者在考证后指出:“历览载籍所引诗书之文,从无此等句法,”他们举出黄帝素问“形乎形”,杨雄法言“习乎习”、“杂乎杂”、“辰乎辰”、“才乎才”等句式,证明上述引句当断为:“书云:孝乎惟乎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说明,“神而明之”并不是随心所欲,语言实际中的句式知识在句读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是汉文化过分强调经验,将知识限制在直观经验范围内,从而阻碍了形式演绎的理论的发展,所以有关句式在句读过程中的作用,便也只能被隐入“神而明之”的帷幕里去了。,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总之,古人更多的是从言语角度来理解句子的,在传统语文学者眼里的句子,既不脱离写作者意愿目的的支配,也不脱离具体语言环境的制约。这种句子观念虽然是受其产生背景的影响,但是更主要的还是汉文化重实用心理的反映。在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产生不出西方那种以假设的理想说话人作为前提的隔绝一切语境联系的抽象句子观念。古人用“以意统形”来处理语言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这种认识正是中国传统哲学“道”与“器”思想的一种表现,汉语组织的“形而上”的气质充分体现了汉语句法的丰富文化内涵。,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至于“神而明之”的文化性质,上面已经说明了,这里要补充的是,直观体悟是一种经验型的推论方式,古人的析句方法之所以采用这种经验范围内直观体验方法,是由他们的句子观念,析句标准的性质决定的,换句话说,古人的句子观念,析句标准和方法其性质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直觉体悟思维方法的表现。这些表现正是我们讨论的古人句子观的文化心理的内容。,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二、汉语句子格局的两大支柱 为了表现复杂的生活和思想,汉语句子有各种各样的构造类型,其中动句和名句是最主要的两大类,它们是汉语句子格局的两大支柱。在以下讨论中,我们所说的句子是指一个表达完整、独立意义的语言形式,它一般由主语和谓语两个句子成分构成,但是句子类型不同,主语和谓语的概念内涵便不同,并且,主语与谓语的组合性质也跟着不同。汉语句子构造类型的特点,正是汉民族特定的认识和表达方式的反映。,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一) 动句 所谓动句,即一般所说的叙述句。高名凯先生指出:“叙述句的主谓关系存在于表示动作的词和表示发出动作的主体的词之间的表述关系;以叙述主体的动作来表述主体。”例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表示发出动作的主体的词“刘姥姥”处在句子主语位置,“进了大观园”是表示主体发出的动作的词,它处于谓语的位置,对主语进行表述。汉语的这种叙述句型与西方语言的句子框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分析起来比较顺手,似乎汉语句子类型与西方语言没有什么不同。其实不然。,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下面的句例,仍然是陈述句,主谓的概念以及主谓间的关系仍然是叙述句的性质,但是句子的形式却与西方叙述句形式大不相同: 他抓起筷子夹了菜就吃。 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儿唠叼了一回,便往凤姐处来,穿过了夹道子,从李纨后窗下越过西花墙,出西角门,进凤姐院中。(红楼梦七回),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这种叙述句,以表示发出动作的主体的词打头,后面串起一列表示动作和事件过程的词,在表达关系的框架里,把复杂的思想和过程的动态具体而形象地表现出来,这充分体现了汉语简约灵活的精神。例是一个单段动句,句中连续出现三个动词,动作间有时间先后的关系。例是多段动句,后四段详细叙述第二段的“往凤姐处来”,一个段是一个句读,句读的连接,便大大增加了动句的容量。不管单段句中连续出现的动词和多段句中以句读为单位的表示动作的词组如何铺排扩展,在结构框架里它们都只是一个对主语作表述的组成成分。这种结构的简约性和结构内部铺排扩展的灵活性相互作用、使汉语具有最强的表现力。古代汉民族的认识方法,往往是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程式化过程,形成一个以简驭繁的分层系统。动句的造句方法正是这种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反映。,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二)名句 名句,有的叫表句,它是汉语特有的一种句子类型,因此,如果还使用主语、谓语的术语来分析它,那么主语和谓语的定义以及主谓语间的关系便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请看例句, 斗大的字不识一个。 一夜之间,伍子胥胡子全白了。 草地绿茵茵的。 早餐油条豆浆,中晚四菜一汤,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在主谓结构框架里,名句同样可以通过并列连接和句读的手段进行铺排以扩大句子的容量,例如: 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红楼梦十回) (我)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作针”了。(红楼梦十六回) 由于名句性质的规定,其扩展方法多采用并列组合的方式。与动句的扩展情况相同,名句的扩展同样限在结构框架里进行。,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三)动句与名句的有机结合 动句,以动词为重点,整个句子格局是一种动词为核心的聚合结构,它的功能在于叙述动态的事物或事件;名句以名词为重点,其句子格局是一种对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为表现形式的言谈对象进行说明的铺排结构,它的功能在于说明静态的事物或意念。这一动一静的句子类型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汉民族的思维习惯和交际要求。,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汉民族的传统思维重视辩证思维的方法,尤其注意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动与静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因此,在汉语的实际使用中,长于叙述行为事件的动句与长于说明主观意念的名句经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时用了动句叙述继以名句说明,或者反之,有时动句中包含有名句成分,或者名句中包含了动句。动句与名句在表达中的有机结合充分表现了汉语语法的灵活性和复杂性。,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例如: 贾珍命人将门关上,贾政先秉正看门,只见正门五间,上面筒瓦泥教脊;那门栏窗隔,俱是细雕时新花样,并无朱粉涂锦,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阶,凿成西番莲花样。红楼梦十七回) 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书,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红楼梦二十三回),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三、汉语独特的造句方式:词组堆迭 汉语造句,尤其是造长句,多用词组堆迭的方法。郭绍虞先生指出:“汉语的组织,好似儿童玩的积木,可以利用种种不同的词组,随心所欲,以组成不同的语句。”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已经可以见到词组堆迭的现象,下面再举几例说明: 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红楼梦六十五回),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郭先生以堆积木来比喻汉语语句的组织既形象又深刻。而之所以能以堆迭词组的方式来构成句子,其中既有汉语自身的条件,也有汉民族独持的思维方式的因素。因为有崇尚实用的汉文化,然后才有汉语意合的准则,汉语以词或词组堆迭成句的方法正是意合准则在造句上面的一种表现。,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词组堆迭又是依据什么来保持词组与词组之间的联系的?郭绍虞先生举了水浒传四十三回的一句话:“那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郭先生接着分析说: “那一阵风起处”是一个词组,这是先听到感到的情形。“星月光辉之下”是另一个词组,这是在听到和感到“风起”的情形之下,而接触到的当时的景色。这是为下文能看得清楚的重要条件。“大吼一声”,也是一个词组,这个词组说明了发现这件事的第一个过程,先听到虎的声音,然后再看到虎的形体,依次写来,有条不紊,这是汉语的叙事之妙。”,第二节汉语句子格局的文化底蕴,可见,连接词组与词组的是事态的过程和事实发生的先后次序。但是必须指出,这种顺序不但具有客观性,而且更具有主观性,也就是说,连接词组的这个顺序体现汉民族独特的认知方式和习惯,是主体对客观事物认知结果,词组之间既有紧密的一面,又有似连似断的一面,所以如果从一般的逻辑常理来说,水浒传这句话的开头三个词组的连接好象总有突兀和不容想象的地方,但按照汉民族思维方式去理解,它们一连串起来,“却能自然引起人们那时那地的印象”。,天净沙 秋思 作者 马致远(元)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总之,词组堆迭以成句,是汉语造句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汉民族文化特点的反映,我们谈汉语的灵活性和复杂性时都会接触到词组堆迭现象,深入分析这些现象所包含的心理文化涵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种语法现象的社会本质。,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所谓语法手段,是指把词组成词组,把词或词组组成句,把句组织成语段,把语段组织成篇的一整套办法。各民族语言所使用的语法手段,有相同的,也有各自不同的。采用什么作为民族语言的语法手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语言内部系统的要求和该民族语言所依附和承载的民族文化的特质、因此可以通过对民族语言语法手段的文化分析来探寻民族文化对民族语言语法规律的影响。 汉语有自己一整套的语法手段,常见的有以下几种:,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一语序 所谓语序,是指语言单位组合时的先后次序。在汉语里、语言单位相同,但其所处的次序位置不同,往往相应表现出不同的语义,因此,语序成了表示语义关系的手段之一。例如: a大学校 b学校大 a马车 b车马 a屡战屡败 b屡败屡战 a客上天然居 b居然天上客,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那么语序作为汉语的语法手段之一,它有多大的适用范围呢?绝大多数的语法学者在词和词组层面上认识比较一致,在句子层面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例如:“家庭作业他写完了。”与“他写完了家庭作业”语序不同,句义也不同,但有些语法学家却仍然认定“家庭作业”在两句中都是句子的宾语,只不过第一句是宾踞句首罢了。这实际上等于在句这个层面上,为了保证贯彻以动词为中心的施事受事框架而放弃语序的规律。我们认为,语序作为组织语言单位的一种办法,它对汉语三个层面,即词、词组和句子,都是一样有效的。文心雕龙章句早在一千多年前便把句层面上的语序作为规律来总结。刘勰指出:“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这里所谓“言”即“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词”。刘氏说安排词语有一定的位次,把词语安排在其所处的位次便成了句。古人凭着语言实践的体会很早就感到句子层面上语序规则的存在以及它在造句中的作用,这对我们如何正确地认识汉语的语言实际是很有启发作用的。我们看待语序在句子层面上的作用要根据汉语的实际,而不能根据西欧语言的心理”。,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世界各民族语言以语序为语法手段的甚多。但汉民族运用语序来组织语句有自己的规律。这种特殊的语法现象是汉民族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影响的结果,在汉语和不少民族语言里,都能看到。例如,“主语十谓语”、修饰语十中心词”这样的结构序列。但是,汉语的主谓序列不但表达施事发出动作的动态叙述性语义关系,而且表达对陈述对象的说明这种静态说明性的语义关系,两种对立的语义结构统一在同一个结构序列中,说明了汉民族对动静现象认识的辩证观点和偏重于在平衡体中来认识、分析两种相对对立的事物的特殊思维方式;汉语的“修中”序列不但表达描写、限制和领有的语义关系,而且表达整体与局部的语义关系,如: a美丽的诗篇 b古典诗篇 c李白的诗篇 花园的东区,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显然,在汉民族看来,整体局部的关系与领有关系有其相对应的地方,因为领有者常为整体而领有物常为它的一部分。同时,汉语把表示整体性的名词放在表示部分的名词前面的语序也说明了汉民族描绘客体用的是主体走向客体的认知角度,“由于客体位于更大的一个客体或若干个一个比一个大的客体之中,我们得先走进那较大的客体,然后接近那较小的。就是说,我们在经历部分之前先经历整体”。表示整体部分关系的偏正序列正是这种主体接触客体的先后次序在语言结构上的一种折射。,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在汉语中,还有“中心词十补语”的述补序列表示后偏正,即偏正结构的后补式。“动词十宾语”的述宾序列,同样反映了汉民族理解的特点。如:“喝醉了酒。”“醉”是动作“喝”的结果,它必然发生在动作之后;“字写得很漂亮。”“很漂亮”是对所写字的评价,按一般常理必产生于动作“写”之后。“施事动作受事”的格局更 是以动作为中心,按汉人习惯所理解的主次来排定次序。,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并列结构在句法层面上原没有什么地位高低和先后顺序,但在语用层面上,仍有按事件发生前后,按汉语习惯所理解的主次轻重来排列次序的限制。其中有的就反映了社会文化的观念。比如,父子、师生、男女、城乡、这些词都是以并列方式构成的,但在语言使用习惯上,都是先讲“父”,后讲“子”、从没见过先讲“子”后讲“父”的。并列结构语用层面上的这种语序实际上是汉民族的伦理观念以及男尊女卑等思想的反映。,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二虚词 虚词是相对实词而言,以表达语法意义为主的词语。由于汉语没有选择形态变化作为语法手段,所以虚词在汉语中起着更为重要的语法作用。例如: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 总经理把供销科长训了一顿。,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那么,汉语虚词具备哪些特点呢?这些特点与汉民族文化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首先,我们谈谈汉语虚词的转化演变以及它的性质。汉语虚词有一部分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有一部分是从极虚的表示语气的词语演变为较虚的既表示语气又表示语法关系的词语,请看几个实例,,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看本来,它是一个动词,表示一种动作行为,有实在的词汇意义。但是汉民族本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对虚与实从来就持着一种相对的观点,并且认为,虚实虽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因此,它们之间可以各自向对方转化。“看”在长期语言实践中,由表示动作“看”逐步虚化,转化为表示一种试探的语气,如“你先查查看”、“让我想一想看”,这个“看”已经是一个与动词“看”在意义上和形式上都完全不同的语气词。但是它是从动词“看”虚化来的,这从唐宋口语体的语料中可以找到证据。,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之一王力先生指出:“介词之和代词之字同出一源。”王力先生这里所说的介词,即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构助词,它连接定语与中心词。代词“之”,与名词、动词相比,它的意义相对较虚,它本身就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但是,由于指示代词“之”放在名词后面,最初是起一种复指作用,表示领有,如“麟之趾”的原始意义是麟它趾,公侯之事的原始意义是公侯他们事情”,复指的作用逐步虚化为表示连接定语与中心词的语法作用。,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故现在,它是一个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有其明显确定的语法意义。但是,在上古汉语中,“故”字只是作发语词用的。郭绍虞先生指出,郑玄的礼记注有“发句言故”的说法。并且认为书中这样用法很多,如墨子尚贤:“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之所以治天下,正诸侯者”。“故唯”,就是发语词。“故”从上古汉语中无意义的语气词演变为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这是汉语虚词从极虚向较虚演化的一个例证。,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汉语为什么能实现这种由实向虚、由极虚向较虚的转化呢?从思想上说,这是汉民族辩证思维支配、影响的结果;从语言基础上说,汉语的单音节和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特征为它提供了条件。因此,我们在认识汉语虚词特点的时候,不能忘记古人虚实相对,对立转化的心理文化因素的重要特征和作用。我们只有从形成汉语虚词系统的文化基础出发,才能正确认识汉语虚词作为汉语语法手段的性质。,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其次,让我们来看看汉语虚词的作用。现代语法研究把汉语词汇分为实词、虚词两大类,是一种近乎粗疏的分类。古人用虚实观来看汉语词汇,并且侧重于转化,现在把虚实确定下来,且进一步把它们截然分开,原有的相对观的灵活性便受到限制,研究结果也便未能很好地切合汉语的语言实际。因此,我们偏重于把虚词系统看作一个比较庞杂的类别。它在意义相对比较虚泛这一点上区别于实词,但是由于虚词系统中的各个部分是从不同方面(指虚与实的不同方面)转化来的,它们原来的意义不同,虚化程度也各不同,因此在汉语组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在汉语虚词系统中,联系语言单位使其构成各种语法关系是汉语虚词的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 。,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汉语虚词不但有介词(在、自、与、从、比等)、连词(和、或、并且、于是、只有)、表示关联作用的副词(又又,越越、虽然也、如果就)和起结构连接作用的助词(的、地、得),而且有叹词、语气助词和表示语气的副词。有些表示语法关系的虚词,有时兼表语气。副词“也”的基本作用是表示类同,但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由表类同的关联引申出表示强调或委婉语气,如“一个人也不认识”“你也太粗心了”。副词“还”表示行为继续进行,动作依然存在,这是基本的用法,与后面的动词或形容词结合,可以表示程度深,也可以表示程度浅。从这种基本用法出发引申出的“还”有时兼表委婉、加强反问、讥讽等语气,如“他的为人还好”、“他爸爸都不反对,你还能一直拦着不成”、“你还是个男人呢,这点勇气都没有”等。有些表语气的词也兼表语法关系,楚辞最常用的一个语气词“兮”,在语气延长停顿的各种不同情况下,有其各种不同的意义和作用。,第三节 汉语语法手段的文化因素,以上分析说明,所谓语法意义与语气,虽是两种不同的作用,但其实是相通的,可以互为转化的。这说明,汉语虚词其实就是汉语表达过程中语气表达的一种形式,汉语虚词的发展和不断丰富是对汉语说话语气作用的不断认识的产物。我们只有把汉语虚词放在汉语表达的真实背景之下来认识,才符合汉民族讲求实用的文化精神。,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马建忠受西洋语法学说影响,于1898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系统讲述汉语语法的专书马氏文通。但是,在中国上古典籍中,对古人的语法意识和语法研究早有明确记载。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上古传注书已经不只一处地出现有关汉语语句组织的阐述和研究,春秋诸子的著作也有很多关于汉语语法的资料。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比西方早,但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一般都是与其他方面的研究掺合在一起,缺少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明确的研究范围,资料的来源也很驳杂,“有的是讲语文的专著,有的是经籍传注,有的是文字训诂之书,有的是诗话文评之书,有的是笔记杂书”。,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从马建忠到现在,又过了将近一百年,经过反复的争论,以下的认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汉语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特殊的语法规律,中国的汉语语法知识和理论产生于中国文化背景下,值根于汉语的土壤里,因此,它的特点必然体现民族文化精神。本节以这种认识为出发点来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我们认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一、注重实际的务实精神 注重实际,实事求是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表现在汉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社会政治方面,务实精神表现为中国古代的治国原则往往把树立维系社会安定的道德准则与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联系在一起。管子牧民有一段关于牧民的经验,为历代有作为的封建筑治者一再引述,牧民篇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同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饱食而后知礼义的思想在论语子路篇边有记载,孔子到卫回去,随行的学生冉有向他请教治理办,孔子谈了“先富后教”的主张,儒家学者孟子、荀子对这个主张一再继续发挥。管子和儒家的治国之道正是体现了中华文化注重实际的务实精神。,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中华文化的这种务实精神反映在治学的目的要求上,表现为对古代中国学术活动影响至大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一切学术研究都要以能够治理世事,能够有用于国家社会为总体目的,这种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务实精神。,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六经”成为封建统治者法定的经典,经学成为古代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包括语法研究在内的古代中国语言文字学就是由于当时解释经书的需要才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语法研究与经学的这种密切关系也正是“经世致国”思想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把视点放到语法研究上,那么,便可看到汉民族的注重实际的务实精神对古代中国的汉语研究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首先,古代中国所确定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目的便是汉民族务实精神的典型体现。古人的语法观念,其实是从读经断句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有关语句组织的知识。春秋公羊传在训释春秋的经意时已经感觉到一般动词句与动宾形式包含着的处置语义的区别。如:“僖公元年夏六月,邢迁于夷仪。传曰:迁者何?其意也。迁之者何?非其意也。”又如:“僖公二十八年,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传曰:归之于者何?归于者何?归之于者,罪已定矣,归于者罪未定也。”“把”(或“将”)的处置式产生于唐代以后,唐以前,这种语义关系用一般的动宾形式来表现,先秦的古人能在阅读实践中体悟到这种语义关系的特点,确实是很不简单的。汉以后训释先秦古籍更成风气,当然在训释古籍中最主要的还是词汇的语义训诂,但为了读通古籍,在阅读中积累句法知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段玉裁有一段讨论古汉语句法规律的话,很能说明问题。,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其次,古人一般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语法,一是从语词入手,研究句子中不传达实际意义,只传达说话者神情声气的口吻之辞,继而研究汉语虚词的特点和语法功能;另一方面是从探讨句读入手,探讨汉语句法特点和各种特殊的表达格式。前者重在词,后者重在句,但它们又往往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研究路线从汉语的语言实际(尤其是古代书面语的实际)出发,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文化注重实际的精神。,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注重实际的务实精神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优秀传统。由于走的是求实的研究路线,所以汉语语法研究始终坚持从语言使用的状态中来研究汉语的形式结构,这就是许多汉语语法现象往往与修辞现象掺杂在一起,并且相互影响的文化原因。,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二、重视辩证的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语法研究的重要思想基础,汉民族重视辩证的思维方法,体现在汉语语法及其研究的各个方面。在这一小节,我们仅从古代汉语研究的虚实说来看辩证思维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古人虚实之分,并不重在词类的区分,象今人把汉语词分为虚实两大类那样。古人的虚实之分是以朴素的辩证逻辑为基础,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把词语传达的意义以及词语在使用状况下表现体用的不同情况概括为虚与实两种相对范畴,因此,古人的虚实说,其精神首先是相对性。,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清代谢鼎卿在说明实字虚字时指出:“实字求义理,虚字审精神。字之虚实有分而无分。本实字而止轻取其神,即为虚字;本虚字而特重按其理,即如实字”。就词语反映所指的意义而言,所谓实字指的是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而以名词为最实。所以有的语法书称名词为体词,动词、形容词为谓词。如果就词语使用的具体情况而言,那么,凡按词语所指的本体意义使用的,即为实字、按词语的致用意义(即临时意义)使用的,为虚字。虚实的转化,还包括动词名化,形容词名化,以及动词、形容词的相互转化等。至于虚词(我们现在所说的虚词),有的从实词中转化而来,有的从极虚的语气词转化而来,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古人用虚实转化的观点来解释汉语特殊的语法现象,反映了古人重视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辩证逻辑强调反映事物的内在矛盾,于是对词语有虚实、动静、死活的区别。虚实是从体用来分别的。动静则是从词语的读音来说的,静字指原来的本音,动字是词语在语义和语法发生变化时跟着的语音的改变,是变化了的读音,如,君王的“王”,渎本音平声,静字;“王天下”的“王”,语义和语法作用都变化了,读音也变为去声,是动字。死活则是从词语使用角度说的,所谓“从其体之静者,随分写之,则为实为死;从其用之动者,以意遗之,则为虚为活”,典型例子是“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韩愈原道的话,加点的词“人”、“火”、“庐”在词汇系统中,它们是死实字,但一经用在上述具体上下文中,它们便成了虚活字。,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古人讲虚实,非常重视这种活用,袁仁林指出:“耳目,体也,死实字也。视听,用也,半虚半实字也。耳而目之句,配以而字之字,则死者活,实者虚矣。口中耳目,而意已视听矣。盖直斥视听者,意尽言中,而索无余味,活用耳目者,体用俱来、而形神飞动,以此推之,知虚用活用之妙。”虚实、动静、死活,是不同范畴的三种不同概念,它们都很灵活,也很具体,相对的慨念反映了运用辩证逻辑思维方法观察汉语语法内部不同的矛盾关系。,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与此同时,辩证逻辑更着眼于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的相互联系及其相互转化。袁仁林指出:“虚用活用,亦非修辞者勉强杜撰如此,盖天地间虚实恒相倚,体用不相离,至静之中而有至动之理,凡物皆然。”正是事物内部矛盾的这种统一关系才促成了虚实转化的语法现象。古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能够用朴素的辩证方法来揭示汉语语法实词虚用,虚词实用的现象,确实很不简单。,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古人很早便对这种语法现象加以研究,宋代的孙奕、罗大经、王观国、洪迈、沈义文等都在他们的著作里谈到汉语语法的虚实问题,元、明、清有更多学者参加虚实理论的阐述。汉语语法的虚实转化也并不仅限于古代汉语,在现代汉语口语中这种活用现象也很活跃,例如:“铁了心”、“挺哥们的”、“富民政策”、“便民措施”等。分析古人的虚实说的文化影响,可以帮助我们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以创造切合汉语语法特点的分析方法。,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三、重视直观的经验 中国文化偏重直觉思维,必然把重视经验推到特别突出的位置。受中国传统文化支配的古代学者,他们认识事物,分析现象,往往以旧有经验为基础,参照类比,体验证悟出新的经验来。他们相信经验的可靠性,而不注重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思维方法,提倡得鱼忘筌,重视最终结果而不问过程,因此,许多经验性的理论只强调现象已然的状况,而不注意现象所以然的原因。中国文化这种经验型的思维方法对中国的哲学、数学、医学、文艺学等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先秦时期的墨家曾经对形式逻辑问题做过研究,他从语法与逻辑关系的角度,曾提出过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但是,秦汉以后墨衰儒盛,作为学派的墨家被排除出主流文化的范围,墨子语法观念的影响也就大大降低了。,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重视经验在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中表现为以下特点: 其一,古人在认识、分析语法现象时,往往以经验为依据,采用类比推导的方式。请看宋人王懋的一段分析: 论语:“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虽因脯而并言。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系辞:“润之以风雨”。左传:“牛马皆百匹”。王藻:“大夫不得造车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古人省言之体不可不知也。,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王氏从分析论语的一个具体句子谈起,凭自己长期积累的阅读经验,连举系辞等三书的类似句子,从中得出“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古人省言之体”的结论,整段分析便是从经验入手,以经验为参照,总之,离不开经验这个基础,因此,对“省文”这种特殊语法现象的认识和分析便带上明显的经验论的色彩。这种认知方法,从实际出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在实践经验的范围内,直观经验有其特定的可靠性。然而,它在排斥形式逻辑的推演的同时又使自己认知结果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因此,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带有即兴语感,随机发挥的特点。这种前科学层次的特点是汉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今天。在强调对语言进行文化研究的时候,必须正视这种传统认知方法的局限性,不能“敝帚干金”,硬要把需要改造的东西说得比什么都好。,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其二,古人在表述语法观念和见解时,喜欢采用描绘或比兴的表达方法,让读者从形象和意境之中自己加以体验。作者立意而后用比,读者释比最终达意,联系意义与语码、发话与受话的便是彼此的经验。影响时,对于违背科学精神的有责任指出来,引起大家注意,想出有效办法来改进。,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汉语在其几干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华文化辉煌灿烂的古代阶段竟然没有产生一部系统的语法书来。这其中有汉语自身的原因,也必然有文化的原因。先秦两汉的语法见解和知识不少都通过笺注的形式,附加到经典中去,这样就使得语法理论始终维系在经学的体系上,加上中国古代演绎逻辑不发达,过分强调经验,又将知识限制在直观经验的范围内,从而阻碍了系统理论科学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应该是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语法学专著的文化原因。,第四节汉文化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汉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它对汉语与汉语研究又有着明显的影响。我们在汉语文化研究中谈到汉语的人文性。目的在强调探寻汉语特殊语法现象及其规律的重要。近百年来,尤其是近四十年来汉语研究引进科学主义的方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化发展交流的必然。我们既不能因为科学主义的方法便否定、抹煞汉语的人文性,也不能以汉民族文化和汉语的人文性来否定、排斥科学主义的方法。如果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能使两者很好结合,和而互补,那么,对深刻认识汉语语法的特点,搞好汉语语法研究必定会大有裨b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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