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闾巷人物入传之因探微

史记闾巷人物入传之因探微摘要：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表现形式。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来自不同的阶层，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使闾巷人物入传，并刻画的栩栩如生，究其原因体现在社会、历史、政治以及司马迁个人遭遇及其思想等诸多方面，而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著作，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竖起一座巍峨的丰碑。关键词：司马迁；史记；闾巷人物；历史观；小人物正文：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说史记“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之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总是那些帝王将相，对这些“闾巷人物”往往熟视无睹。司马迁的笔端探入这些形形色色的“闾巷人物”，不论从历史或文学方面讲，都是一项创造。一、 何谓“闾巷人物”“闾巷”即乡里、民间的意思。“闾巷之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小人物”，司马迁笔下“闾巷之人”有刺客、游侠、医者、故吏、屠宰夫、滑稽人物等，但是这些“闾巷人物”是否就是真的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小人物”？并不尽然。他们虽然没有高贵的出身和职业，也没有特殊的才能和经历，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只是平凡而微不足道的陪衬。但是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些小人物以其个人生活中的一小步，成就了历史的一大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使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浩浩荡荡之势。中国的传统史传，一向是大人物专有。既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又是名士名流的行述，小人物是难得与史结缘的。但是正可谓“人物虽小，常有可观者焉”，司马迁专门为他们立传，仅用五十二万余言成就三千年历史、笔墨精炼的史记对形形色色、独具意蕴的“小人物”毫不吝惜，大泼笔墨，足见“小人物”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地位。司马迁把他们纳入神圣的历史殿堂，汇成巨大的历史人生洪流，这不只是写作技巧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到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司马迁本人的历史观、哲学观、开阔的视野等的问题。二、“闾巷人物”入传的原因1、家学渊源，父子传承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官。他有一篇重要的论文论六家要旨，其核心主旨讲“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他把重要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加以论述。在当时大力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流思想下极为难得。不仅如此，司马谈的学术思想同当时的统治思想存在着分歧，但他敢于在论文中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官方哲学面前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意见，这是有骨气的史官所为。司马谈的这种学术思想和独立的品格，给儿子极其深刻的影响。司马迁在进行个人知识储备的时候，不主一家为正，于各阶层一视同仁，在“整齐百家杂语”时，亦以其在历史发展中的贡献为标准，长有所短，短有所弃，亲近那些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此后，司马迁开始著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2、早年游历，视野开阔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迁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此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些实践活动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司马迁目睹了各地的风光民情，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为史记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民间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直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而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都是实有其人和实有其事的。在漫游和朝廷任职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这些交游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使入传的人物惟妙惟肖，富有生活气息。3、进步的历史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从事历史事业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他遵循“上明三五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扩展人物写作范围，但凡在人类活动中起过作用的人物都被纳入笔中。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也立场鲜明的表明自己的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在考量人物价值时，就有了较为可靠的价值标准，“闾巷人物”入传正是司马迁进步历史观的表现。唐代政治家魏征把君民的关系比喻为船和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主人。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需要必要的基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以及其呈现出的浩浩荡荡之势，离不开小人物的推动，正是依靠众多小人物的支持和努力以及他们的遭遇才促进了历史的发展。这些小人物个人生活中的一小步，成就了历史的一大步。司马迁描写“闾巷人物”突出普通百姓的生活，体现出作者的平民意识，彰显了其作品的人民性。有人说这是因为司马迁所代表的是下层人民的利益，这种说法显然不科学，由于受当时社会的局限性，且不说司马迁无法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所代表的阶级依旧是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是无法改变的，他的最终目的依旧是为统治阶层服务。但是他能够突破愚忠思想的束缚，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来立论，表现出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重视，这一点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他超越了阶级的局限性，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选材，这是其人民性的体现。4、表文采于后世司马迁本人“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报任安书），希望借助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在报任安书中，他明确的指出：“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指出自己写作史记的动机是“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在伯夷列传中写道：“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司马迁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他在游侠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为，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于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于是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5、以人反映社会图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例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用司马迁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如果说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说本纪是车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勾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始终，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因为正统史学家关注的往往是帝王将相，达官显贵，而市井细民、寒儒穷医、工匠艺人、村姑少妇之流，虽然在历史中的作用未必就小，却很难进入正史。因而人们要了解古代社会的民俗风情、社会心态、精神面貌、文化素质，必须从当时的野史入手。但是史记这样的纪传体通史著作，比较全面的反映出社会的总体风貌，以“闾巷人物”的命运来反映时代的变化。这些小人物的琐事中，能看到时代风云在普通人身上烙下的印记，看到社会造成的人性扭曲，人的异化。张耳、陈余因为利欲由早年的刎颈之交而反目成仇，荆轲刺秦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酷吏列传中叙酷吏十人，宁成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温舒事。全面的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吏群体。李将军列传借霸陵尉感慨英雄失势的窘态，直钩无耻小人的丑恶灵魂，苏秦列传通过苏秦之嫂讽刺薄纸人情，炎凉世态，嘲笑铜臭味下的百般丑态。通过这些小人物呈现出人生百态的曲折多变，整合串活了一幕幕斑斓多姿的人生画面，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6、普遍性格产生共鸣史记中的人物各有各的风貌，描述的“闾巷人物”身上带有许多普遍性的东西，容易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司马迁在为下层人物作传的时候，极力歌颂他们舍身救国、见义勇为、不畏强暴、守信然诺、舍生取义、立身扬名的优秀品德。例如游侠列传中的郭解是西汉著名的侠士。侠的特点是扶危济困、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侠维护的是弱者的利益，代表人民的心声，他们以强者、奸人为敌，故常常被官府通缉、遭强人迫害，成为统治者和正统文人眼里的异类。而司马迁却通过详细记叙三件事来表现郭解的优秀品质，分别表现出郭解不恃强凌弱的品行、具有自我批评精神和对别人宽容的气度、不沽名钓誉的风格。此外，司马迁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身上也突出了他们的奇光异彩，如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的李谈，地位卑贱，秦军围困邯郸时，李谈力劝平原君散财励士，并亲自率领三千人抗击秦军，保护了邯郸自己却壮烈牺牲。还有刺秦列传中慷慨悲歌、视死如归，敢于刺杀凶残的秦王的荆轲。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些小人物身上表现出了伟大的人格魅力。小人物意志之坚定、见识之高远、气魄之宏大、手腕之高超，使许多人物成为后来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7、自我形象的写真正当司马迁雄心勃勃，“绅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埋头“论次其文”的时候，却遭到了“李陵之祸”，被“幽于缧绁”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因而被处以最耻辱的腐刑，他曾想“引决自裁”。但史记“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于是他为了实现理想含辱忍垢，发愤图强，“偿前辱之债，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司马迁是为史记而生，为史记而活，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整个生命都融化到了史记之中，倾注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因此，一部史记，乃是作者生命的再现，深深打上了作者的个性特色。遭祸之后，司马迁自尊心严重受挫，对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偶然性难以理解，对天意开始怀疑，表现出一种深深地自卑感，从而探求不同的生死观。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从来的史书没有象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景，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司马迁明确宣称自己写作史书是为了寄托孤愤：“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一部“绝好的自传”，寓自我于他人他事中，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融汇在历史人物的评述上。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在某一方面也体现着作者的个性特色。司马迁富有正义感，敢说真话，才导致了罹刑受辱的惨祸，在史记中他赞扬张释之、冯唐的“守法不阿意”、“不偏不党”的周昌，弹劾杜周等酷吏“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等，在一方面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己的刚正不屈的高尚人格和坚强个性。管晏列传里的御者之妻劝谏丈夫的故事，也许如同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样，并无其事，但是司马迁却通过这样的生活琐事来获取一种寓言意味。御者之妻从丈夫内外离位、表里不一的不协调中发出自身价值的被否定感。在季布传赞中说：“季布以勇显於楚，身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假借他人之名自道心声，赞人自赞。突如其来的“李陵之祸”让司马迁深切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漠，也更让司马迁感受到那些急人于危难的侠义之士是多么的可贵，身份低贱的荆轲在秦国大兵压境、燕国危在旦夕之际，挺身而出为素昧平生的燕太子丹充当刺杀秦王的刺客。荆轲刺杀秦王意识为了报答田光的知遇之恩，另外就是出于以弱抗暴、急人之危的侠义本能。司马迁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己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盖亦有足多者焉。”他们以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忍辱负重的决心、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于是这些“闾巷人物”就被司马迁请进了史学殿堂。司马迁不是用笔在写史记，而是用热血和生命在写。借述著来抒发自己的憎爱之情，暗含自己的人生感慨，渗透着自己的本位意识，实现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意无意的把自己融化到了笔下的人事之中，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朱光潜先生说“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史记就是司马迁在遭遇不公之后的反抗书，在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敢于同自然、同命运、同现实抗争的英雄人物。8、众星拱月，对比衬托史记是我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典范之作，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比衬托是史记中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的常用手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小人物”来衬托大人物，把真实的人物加以类型化。 狱吏田甲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吏，却对坐法抵罪的韩安国肆意凌辱，韩安国以“死灰独不复燃乎”旁敲侧击，田甲回答“燃即溺之”，流露出小人物独有的自高自大、令人厌恶的丑态。而当韩安国拜官晋爵时，这位不可一世的小吏顿失方寸，畏惧潜逃，在韩安国的威胁下，又不得不负荆请罪，韩安国以胜利者的高姿态加以调侃，最后在出乎意料的结局中退幕。管晏列传中的御者，位卑意扬，洋洋自得，后在妻子的规劝下幡然醒悟，显现了特殊环境中极其可笑的小人物心态。苏秦之嫂更是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丑角。苏秦初游诸侯一无所获，一家人鄙视轻薄，无情嘲笑，一旦身挂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其嫂态度剧变。“委地蒲服，以面掩地”，恬不知耻的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两相对照，不禁令人哑然失笑。魏公子列传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信陵君的“仁而下仕”和他拥有千万门客以及为了正义的英勇不屈。而对于侯嬴、朱亥，司马迁并没有吝啬笔墨，他们两个虽算不上什么历史上的大人物，但从文章看来，没有这两个人的全力相助，我想信陵君也不会这么轻松的击退秦国，救出赵国。侯嬴的足智多谋，善于分析形势，朱亥的勇猛果敢在文章中也不难被发现。而侯嬴只是大梁夷门监者，当信陵君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他却表现很不屑，“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当公子“虚左”亲自执辔时，侯嬴却不领情，丝毫不为所动。故意久立市中与朱亥谈话。这样的描写不仅仅为了描述候嬴，更是在侧面衬托了魏公子的仁而下仕，更加突出了大人物的光辉形象。历史的车轮少不了大人物的作用，但真正推动历史的还是大众，还是那些千千万万可能被遗忘的小人物。没有人会否认一个大人物的功绩，也没有一个人会否认小人物的作用。这些人物言行举止前后大相径庭，判若两人，对比相撞，构成了喜剧效果。三、惶惶巨著，丰碑永存总览史记，让我们记住的不过是那些大人物、那些千古流芳的英雄形象，但是那不是史记的全部，更不是司马迁的主旨所在。正是那些活灵活现的小人物，那些“闾巷人物”使我们眼中的历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李长之先生说：“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亦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政府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学术力量。武帝时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史记无愧于一部“大历史”，它能够全面、客观的反映历史面貌，人们一直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虚美，不隐恶”。再现了历史人物，使之成为科学历史著作和优秀传记文学的巧妙结合。史记这部彪炳千古的煌煌巨著，犹如巍巍泰岱，雄峙与中华的文史天地，成为荟萃祖国悠久文明的丰碑大碣和典范标志，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参考文献：（1）史记，司马迁，远方出版社。（2）中国文学史，袁行儒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