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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财 政 学（第六版）Public Finance目录第一章 财政概念和财政职能2第二章 财政支出的基本理论6第三章 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分析9第四章 社会消费性支出 购买性支出之一12第五章 财政投资性支出购买性支出之二16第六章 转移性支出20第七章 财政收入规模与构成分析24第八章 税收原理31第九章 税收的经济效应38第十章 税收制度44第十一章 税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45第十二章 国债和国债市场46第十三章 国家预算和预算管理体制49第十四章 财政平衡和财政赤字53第十五章 财政政策60第一章 财政概念和财政职能2.什么是市场失灵？答：市场失灵是和市场效率对应的。由于市场效率是以完全的自由竞争作为严格假设条件的，而现实的市场并不具备这种充分条件，所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固有的缺陷，这里统称为“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1)垄断。当一个行业被一个企业或几个企业垄断时，垄断者可能通过限制产量来抬高价格，使价格高于其边际成本，获得额外利润，从而丧失市场效率。(2)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竞争性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求有充分的信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生产、销售、购买都属于个人行为，掌握信息本身也成为激烈竞争的对象，而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也是影响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3)外部效应与公共物品。完全竞争市场要求成本和效益内在化，产品生产者要负担全部成本，同时全部收益归生产者所有。外部效应则是指在市场活动中没有得到补偿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当出现正的外部效应时，生产者的成本大于收益，利益外溢，得不到应有的效益补偿；当出现负的外部效应时，生产者的成本小于收益，受损者得不到损失补偿，因而市场竞争就不可能形成理想的效率配置。(4)收入分配不公。市场机制效率是以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而激烈的竞争不可能自发地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效率和公平是矛盾的统一，效率是前提，首先是把“蛋糕”做大，没有效率，即使是公平的，也是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但公平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收入差距过大，严重不公，会带来社会不安定，反过来又会影响效率。(5)经济波动。市场机制是通过价格和产量的自发波动达到需求与供给的均衡，而过度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求大于供与供大于求的不断反复，这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弊端。4.试述政府干预手段，为什么会出现政府干预失效?答：政府干预手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立法和行政手段。这主要是指制定市场法规、规范市场行为、制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 经济政策、实行公共管制、规定垄断产品和公共物品价格等。（2）组织公共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生产是指由政府出资兴办的所有权归政府所有的工商企业和事业单位，主要是生产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也可以在垄断部门建立公共生产，并从效率或社会福利角度规定价格。政府组织公共生产，不仅是出于提供公共物品的目的，而且是出于有效调节市场供求和经济稳定的目的。（3）财政手段。应当指出，财政手段既不直接生产也不直接提供公共物品，而是通过征税和税费为政府各部门组织公共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筹集经费和资金。财政的目标是通过为政府各部门组织公共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筹集经费和资金，最终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同时又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财政政策等手段调控市场经济的运行。政府干预失效的原因和表现可能发生在：(1)政府决策失误。大的方面包括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失误，小的方面包括一个投资项目的选择或准公共物品提供方式选择不当等，而政府决策失误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2)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特征下，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由于滥用权力而发生的寻租行为，也就是公务员(特别是领导人员)凭借人民赋予的政治权力，谋取私利，权钱交易，化公为私，受贿索贿，为“小集体”谋福利，纵容亲属从事非法商业活动等等。(3)政府提供信息不及时甚至失真，也可视为政府干预失误。这里且不说政府提供的经济信息有可能失真或不及时，而政府应提供的信息是多方面的，一旦失误，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4)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这种政府干预失效，可能主要发生于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核心是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规范政府经济行为，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其中包括转变财政职能。5.试述区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基本标准。答：区分或辨别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通常应用两个基本标准：一是排他性和非排他性；二是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私人物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排他性是指个人可以被排除在消费某种物品和服务的利益之外，当消费者付钱购买私人产品之后，他人就不能享用此种商品和服务所带来的利益，排他性是私人物品的第一个特征；竞争性是指消费者的增加将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每多提供一件或一种私人物品，都要增加生产成本，因而竞争性是私人物品的第二个特征。非排他性则是公共物品的第一个特征，即一些人享用公共物品带来的利益而不能排除其他一些人同时从公共物品中获得利益。例如，每个公民都可以无差别地受益于国防所提供的安全保障，每个适龄儿童都有权力和义务接受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等等。有些公共物品虽然经过技术处理可以具有排他性，但有时排除成本太高，因而经济上不可行。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意味着可能形成“免费搭车”现象，即免费享用公共物品的利益。非竞争性是公共物品的第二个特征，即消费者的增加不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或者说，提供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此外，外部效应和效用的不可分割性，也是区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重要标准。7.如何理解财政的特殊性?答：财政是一种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行为。财政是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这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从起源上考察，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出现私有财产，社会分裂为阶级后才产生了国家。国家一旦产生，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实现其职能，于是才产生财政这种特殊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对财政与国家的关系都有明确的论证：“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被恩格斯誉为创建了财政学的亚当斯密所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其中专门论述财政问题的第五篇冠以“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的标题，另一本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约翰穆勒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其中专门论述财政问题的第五篇的标题是“政府的影响”。财政首先是作为经济范畴加以研究的，所以财政学是一门经济学科，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是，经济与政治本来就是不可分的，而财政这种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紧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财政是一种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行为，财政学则是一门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综观当今西方国家的财政学，也都是十分重视财政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甚至将财政学等同于“政府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们将政府经济活动视为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一个特殊的经济领域而加强了研究力度，特别是从政治角度研究政府经济活动的特殊规律性，从而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10.试述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的目标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和手段。答：资源配置从广义上理解可以是指社会总产品的配置，从狭义上理解可以是指生产要素的配置。资源配置的核心是效率问题，效率问题又是资源的使用方式和使用结构问题。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具备充分竞争条件下的市场，会通过价格与产量的均衡自发地形成一种资源配置最佳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标准”就是论证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但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市场自发形成的配置不可能实现最优的效率状态，因而需要政府介入和干预。财政的配置职能是由政府介入或干预所产生的，它的特点和作用是通过本身的收支活动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提供经费和资金，引导资源的流向，弥补市场的失灵和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状态。因此，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资源配置效率用什么指标来表示、如何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提高资源配置的总效率以及财政在配置资源中的特殊机制和手段。财政配置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1)在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经济职能的前提下，确定社会公共需要的基本范围，确定财政收支占GDP的合理比例，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总体效率。(2)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支出，压缩一般支出，提高资源配置的结构效率。(3)合理安排政府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政府投资规模主要是指预算内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表明政府集中的投资对社会总投资的调节力度。而预算内投资结构和保证重点建设，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4)通过政府投资、税收和补贴等手段，带动和促进民间投资、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提高经济增长率。(5)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本身的效率。对每项生产性投资的确定和考核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对于公用建筑和国防工程之类的属于不能回收的投资项目，财政拨款应视为这种工程的成本，力求以最少的耗费实现工程的高质量，甚至作为财政收入主要形式的税收，也存在税收收入与税收成本的对比问题。我国近年来编制部门预算、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实行集中收付制度、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以及加强税收征管等，都是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重大举措。11.试述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的目标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和手段。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GDP分配的起始阶段是由市场价格形成的要素分配为依据，即各种收入首先是以要素投入为依据，由市场价格决定，要素收入与要素投入相对称。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公平分配，因而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确定显示公平分配的标准和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特殊机制和手段。实际上，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传统的不同，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衡量公平分配的标准，当前各国几乎公认采取由洛伦兹曲线计算基尼系数来显示公平分配的程度。财政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1)划清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的界限和范围，原则上属于市场分配的范围，财政不能越俎代庖，凡属于财政分配的范围，财政应尽其职。(2)规范工资制度。这里是指由国家预算拨款的政府机关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和视同政府机关的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制度。凡应纳入工资范围的收入都应纳入工资总额，取消各种明补和暗补，提高工资的透明度；实现个人收入分配的货币化和商品化；适当提高工资水平，建立以工资收入为主、工资外收入为辅的收入分配制度。(3)加强税收调节。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通过间接税调节各类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调节各经济主体的要素分配；通过企业所得税调节公司的利润水平；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使之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差距范围内；通过资源税调节由于资源条件和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级差收入；通过遗产税、赠与税调节个人财产分布等等。(4)通过转移性支出，如社会保障支出、救济金、补贴等，使每个社会成员得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12.试述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含义及财政实现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的机制和手段。答：经济稳定包含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多重含义。充分就业并非指可就业人口的百分之百的就业。由于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就业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在任一时点上，总会有一部分人暂时脱离工作岗位而处于待业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因而充分就业是指一国可就业人口的就业率达到了该国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所能承受的最大比率。物价稳定也并不意味着物价冻结，上涨率为零。应当承认，即使在经济运行正常时期，物价的轻度上涨也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且有利于经济增长，相反，物价长时间低迷并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物价稳定是指物价上涨幅度维持在不至于影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范围内。国际收支平衡指的是一国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维持经常性项目收支(进出口收支、劳务收支和无偿转移收支)的大体平衡，因为国际收支与国内收支是密切联系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同时意味着国内收支不平衡。发展和增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增长是指一个国家产品和劳务的数量的增加，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人均水平来衡量。发展比增长的含义要广，不仅意味着产出的经济增长，还包括随着产出增长而带来的产出与收入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表现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比重相应下降，而制造业、公用事业、金融贸易、建筑业等的比重相应上升，随之劳动就业结构发生变化，教育程度和人才培训水平逐步提高。简而言之，发展是一个通过物质生产的不断增长来全面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基本需要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包括消除贫困、失业、文盲、疾病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发展的总目标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财政实现稳定和发展职能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1）经济稳定的目标集中体现为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大体平衡。如果社会总供求保持平衡，物价水平就是基本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也是适度的，而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也是不难实现的。财政政策是维系总供求大体平衡的重要手段。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财政可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或两者并举。一旦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情况，财政可以实行适度放松政策，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或两者并举，由此扩大总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收支发生不平衡是可能的而且是被允许的。针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而灵活地变动支出和税收，被称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2）在财政实践中，还可以通过一种制度性安排，发挥某种“自动稳定”作用。例如，累进税制度、失业救济金制度都明显具有这种作用。原则上说，凡是业已规定了的、当经济现象达到某一标准就必须安排的收入和支出，均具有一定的“自动稳定”作用。当然，这种“自动稳定”的机制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尚可存疑，更何况，在类似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机制本身就是欠缺的。（3）通过投资、补贴和税收等多方面安排，加快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公共设施的发展，消除经济增长中的“瓶颈”，并支持第三产业的兴起，加快产业结构的转换，保证国民经济稳定与高速发展的最优结合。（4）财政应切实保证非生产性的、社会的公共需要。例如，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和平与安定的环境，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加快文教的发展，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增长与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协调，避免出现某些发展中国家曾经出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现象。第二章 财政支出的基本理论1.试用曲线表示说明公共物品的市场均衡问题。答：关于资源最优配置的市场原则是否适用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的问题，是研究公共物品时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如果已知公共物品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可以根据供求分析法得出公共物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于是公共物品的生产问题就会像私人物品一样迎刃而解。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经济学的学习可知，个人需求的市场需求曲线是将同一市场的所有个人需求曲线水平相加得出，而公共物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则不同。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有个人对公共物品愿意支付的价格等于每个个人愿意支付的价格的总和，因此，公共物品的市场需求曲线不是像私人物品市场需求曲线那样通过水平相加求得，而是通过垂直相加求得，如图21所示，d1，d2，d3是公共物品的个人需求曲线，D是公共物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公共物品的市场供给曲线可以用生产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表示，如图21中的S曲线，公共物品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公共物品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图中的均衡产量Q是社会有限资源下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产量，价格P等于边际成本。图2-1 公共物品市场需求曲线和市场均衡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的市场均衡分析并没有实际应用意义。因为，公共物品的需求曲线是立足于许多不可能存在的假设条件，其中假设条件之一是消费者能够准确地说明其对公共物品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而这一假设显然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公共物品的消费者说不出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价格，而且都想免费搭车享用公共物品。因此，公共物品的市场均衡是一个特殊问题，不可能通过市场上的个人决策方式来决定，必须寻求决定公共物品提供的特殊方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提出了成本效益分析法，通过效益与成本的比较来选定和评估经济建设项目。特别是在公共物品占社会产品的比重明显升高之后，又提出公共选择理论，探索通过改进政治决策来优化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将在本章的第二、三节做专门的介绍。3.简述准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及其选择。答：准公共物品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类是具有非竞争性但同时具有排他性；另一类是由外部效应引起的。对于第一类准公共物品来说，一是通过征税弥补，免费使用，这是公共提供方式；二是由收费弥补，这是市场提供方式。最终选取哪种提供方式，取决于税收成本和税收效率损失同收费成本和收费效率损失的对比。对于第二类准公共物品来说，首先在于判断外部效应的大小。当外部效应很大时，可视为纯公共物品，采取公共提供方式。其实，大多数公共物品都具有较大的外部效应，不过为了提高公共物品的使用效率，并为了适当减轻政府负担，对多数混合物品采取混合提供方式是一种较佳的选择。当采取收费方式时，政府所要关心的问题是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同时严加管理，避免利用垄断地位滥收费，或提高收费标准，加重居民负担，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准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1)政府授权经营。对于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自然垄断行业，政府部门通过公开招标形式选择私人企业，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委托中标的私人企业去经营，但政府部门对这一领域实行政府规制，一方面禁止其他企业自由进入，另一方面又禁止中标企业制定垄断价格。(2)政府参股。对于那些初始投资量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由政府通过控股参与建设。(3)政府补助。对于那些提供教育服务、卫生服务的私人机构及从事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的私人企业，政府给予一定数量的补助。5.试述财政支出的配置效率。答：回答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首先需要选定一个更为可行的效率标准。这样的效率标准就是社会净效益(或净所得)最大化标准，即当改变资源配置时，社会的所得要大于社会的所失，其差额越大越好。财政支出所取得的各种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总计)应当大于聚集财政收入过程中对经济所形成的代价或成本，也就是要取得效益剩余或净效益。首先，财政支出的配置效率首先是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适度问题，也就是指政府的资源配置与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恰当结合问题，参见图22。我们用Z表示社会总资源，X表示民间部门配置的资源，Y表示财政部门配置的资源，则ZXY。从图可知，资源配置存在着各种比例的组合(X/Z%，Y/Z%)，如果公众期望的配合点在A，那么实际的资源配置组合点又恰好落在A点，此时便达成了一项社会均衡的资源配置，公众的个人需求与社会公共需求在A点上均可以获得满足。如果公众期望的组合点在A点，而实际的资源配置组合点在B点或C点上，则预示着公众的期望未能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处在非均衡点上。因此，若要财政决策符合公众意愿，必须选择在A点的社会资源配置组合。其次，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进行资源配置，就是要把居民的消费需求集合为“社会的”（或政府的）需求。也就是说，政府按照居民的意愿进行资源配置才是有效率的。这套有效率的政治制度就是“公共选择”制度。然而现实的困难是，公众的愿望并不完全一致，公众是一个集体的概念，每个人的选择在实际生活中存有差异，因而体现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决策机制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一般来说，为了提高公共支出的配制效率，财政部门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基本要求：（1）财政支出的来源是受严格立法的约束；（2）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都有制度的严格规定；（3）公共部门是非盈利性的部门，不以追求利润而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4）财政资金的安排是高度透明的，财政民主不仅是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要素，而且是政治民主的集中体现；（5）居民有财政支出的状况和公共物品提供状况的知情权，不仅政府要定期公告，而且居民有随时查询权。7.试述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对我国财政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借鉴意义。答：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关系、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避免政府干预的失效，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首先，该理论对合理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具有指导意义。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会失灵，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预或调节，然而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并非总能起到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市场不能解决好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得好；市场存在失灵，政府机制本身也不是完美无缺和无所不能的，也存在政府干预的失败。因此，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政府干预的限度、范围和内容。基本思路应是：政府干预是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机制，特别是要避免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手段来管理市场经济。其次，该理论对政治体制及行政体制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按公共选择理论的思路，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是相互联结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是不可分的，要求二者的改革进程相互协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将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财政体制的影响尤为明显。因此，政治及行政体制的改革是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的重要前提。再次，该理论对实现公共决策(政府决策)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公共选择理论强调立宪改革，注重宪法、法律、规则的建设（尤其是公共决策规则的改革）。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必须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注意公共决策的法制化，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优化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系统，完善决策体制和决策规则，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 最后，对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正视政府行为的“经济人”特征具有借鉴意义。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府工作人员应是人民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也不应回避或忽视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自身的利益追求，应该承认其合理的自利动机，把理想与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可调动其积极性，抑制寻租及腐败。同时，导致政府机构低效益的一方面原因是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因素，缺乏经济效益的审计。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我们可以用经济方法对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公共开支项目）进行损益分析，以此评价项目的净收益及政府及官员的政绩。8.试述“成本效益”分析法。答：成本效益分析法，也称为成本收入分析法，最早产生于美国1936年防洪法案，目前在许多国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得到了广泛应用。这种方法是将一定时期内项目的总成本与总效益进行对比分析，更多地用在公共支出决策程序中。它通过对多个预选方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根据边际社会效益和边际社会成本的对比，选择最优的支出方案。成本收益分析法通过项目的成本计算，由不可比转向可比，从而为决策部门提供了一个量化的评估结果。这一方法的要求是，必须将项目的收益（包括内部收益和外部收益）全部量化，同时也将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全部量化，然后再比较其效果。该分析法是将项目的受益收入与支出成本、经营成本相对比，用净收入和收入成本率来评价项目经济效益的一种方法，适用于项目发生的收益能用货币计量的情况。假设一个项目的寿命为n年，第i年的折现率为ri，第i年的效益和成本分别为Bi 和Ci，i=0，1，2，3，n，则第i年的净收益为Bi-Ci。那么该项目未来净效益的现值（NPV）为：式中，Bi为第i年的的收益；Ci为第i年的成本，ri为第i年的贴现率，n为该项目使用年限。根据上式计算出来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对某一项目的投资可行性做出判断：如果NPV0，该项目可行；如果NPV0，计算内部收益率(净现值等于零的贴现率)，如果内部收益率大于银行贷款利率，该项目可行；如果NPV0，该项目不可行。对于不同项目进行选择时，则比较它们的NPV取值大小，同等条件下选择NPV高的项目。第三章 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分析2.试述“瓦格纳法则”阐述的基本原理。答：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比较小的。那时，各国遵循亚当斯密学说，提倡经济自由化，主张“廉价政府”，政府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很少有所作为。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克服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同时，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政府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向广大群众和低收入阶层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由此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日益膨胀。另外，由于GDP的增长，筹措财政收入措施的加强，以及增发公债作为弥补支出的手段成为可能，也从财源方面支持了财政支出的膨胀。对于这种财政支出不断膨胀的趋势，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Wagner)最先提出财政支出扩张论，他的研究成果被后人称为“瓦格纳法则(WagnersLaw)”。但瓦格纳关于公共支出增长的含义究竟是指财政支出在GDP中的份额上升，还是指它的绝对增长，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清楚。按照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R.A.Musgrave)的解释，瓦格纳法则指的是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于是，瓦格纳法则可以表述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相应随之提高。根据这种解释，瓦格纳法则可以理解为图31所表示的财政支出与GDP之间的函数关系。图31瓦格纳法则的解释瓦格纳的结论是建立在经验分析基础之上的，他对19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加上日本和美国的公共部门的增长情况做了考察。他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会引起社会进步的要求，社会进步必然导致国家活动的扩张。他把导致政府支出增长的因素分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是指随着经济的工业化，正在扩张的市场与这些市场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复杂，市场关系的复杂化引起了对商业法律和契约的需要，并要求建立司法组织执行这些法律。因此，就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治安的和法律的设施。经济因素是指工业的发展推动了都市化的进程，人口的居住将密集化，由此将产生拥挤等外部性问题，从而也需要政府进行管理与调节工作。此外，瓦格纳把对于教育、娱乐、文化、保健与福利服务的公共支出的增长归因于需求的收入弹性，即随着实际收入的上升，这些项目的公共支出的增长将会快于GDP的增长。经济发达国家自18世纪末到如今100多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瓦格纳的法则符合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尽管由于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情有所不同，因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高低以及变化情况也有所不同，但却明显存在一种共同的趋势：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逐步上升；同时，历史数据也说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上升不可能是无止境的，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则呈相对稳定的趋势，即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上下有所波动，目前的经济发达国家已经达到这个阶段。4.试述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答：为探讨财政支出的合理规模，必须从分析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因素入手。参照前人的规范性分析并结合本国财政支出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寻求本国财政支出的最佳规模。归纳起来，经常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有经济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三个方面：（1）经济性因素。主要指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体制以及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当前经济政策等。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如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分析，说明了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对财政支出规模以及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财政支出规模的明显例证，是经济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我国长期内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仍处于转轨过程中。从经济性因素来看，我国在经济改革之初曾导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滑，这是财政为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经济稳定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加快了，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夯实基础设施等先导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保护生态环境、扩大就业领域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任务，却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而且需要同时并举。这就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适度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因而财政收入增长的可能性和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必要性，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运行的主要矛盾。（2）政治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稳定；二是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三是政府干预政策。关于政局稳定问题，皮科克与怀斯曼的分析已有所分析，当一国发生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时，财政支出的规模必然会超常规的扩大，而且事后一般难以降到原来的水平。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首先是和一国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模式有关。一般来说，倾向于集中的单一制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一些，倾向于分权的联邦制国家则相对低一些，北欧各国由于政府包办高福利而导致财政支出规模最高；行政效率则涉及政府机构的设置问题，若一国的行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经费开支必然增多，这是确定无疑的。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也是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显然，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通过财政等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具有不同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如通过政府管制和政府法令进行经济干预，并未发生政府的资源再配置或收入再分配活动，即财政支出规模不变。不同财政手段的干预效应也是不同的。比如，财政资金的全额投资可以带动社会的配套资金是无疑的，但如果采取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等手段投入，则可能以少量的财政资金诱发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并引导社会资金的使用方向，即发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效应。（3）社会性因素。如人口、就业、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社会保障以及城镇化等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相应的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失业和贫困救济、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城镇化等支出的增长压力便大。比如，我国在尚未实现工业化之前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来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增加迫切要求加快城镇化速度，加快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国有企业改革带来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等等，诸如此类的许多社会问题，会对财政支出不断提出新的需求，构成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5.试述“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借鉴意义。答：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最成熟也最具有代表性的。该理论将经济增长解释为生产要素（特别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认为只要投资超过重置的原有机器（或者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均资本下降），人均产出就会增加，经济就会增长。但是，资本积累存在收益递减趋势，当投资减少到只足以抵补折旧时，资本积累就会稳定下来，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则将停滞。尽管有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如果物质资本的载体在技术上更加先进，资本积累收益递减的趋势就会得以克服，即可实现人均产出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该理论没有构建起相关的模型，仍然是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外生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针对新古典模型的缺陷，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教育、培训及职工再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开发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生产性公共投资的增加也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因此，生产要素积累的收益率不会发生递减趋势，长期增长率将大于“0”。显然，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将原来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在要素内在化，人们据此将这种理论称为内生增长理论。这一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生产性公共资本、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活动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内在动力，而这些因素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外溢效应，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属性。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属于财政政策的变量范围之内，所以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特殊和重要的作用。财政支出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僵化的。从客观上说，它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使财政支出结构的发展变化带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从政府财政政策的角度看，则必须根据一定时期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目标以及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推动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内生增长理论为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了重要思路。第四章 社会消费性支出 购买性支出之一1.试述社会消费性支出的性质。答：社会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同属购买性支出，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生产的消耗性支出，它的使用并不形成任何资产。然而，两者又有共同之处，即在必要的限度内，它们都是为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另外，就其本质来说，社会消费性支出满足的是纯社会共同需要，正是这种支出构成了财政这一经济现象存在的主要依据。社会消费性支出既然是社会的，它所提供的服务就可为全体公民共同享受，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因此，满足这种公共需要以及所需资金的筹措，就要遵循与一般商品交换有所不同的另一种原则。在财政支出安排上，首先保证这些支出项目必要的支出，是财政工作的基本职责。社会消费性支出是国家执行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的保证，一国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提供国家防务和社会安定，还要通过法律、行政和社会管理处理和协调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维系正常的社会关系以及商务关系。此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政府还必须保证各项社会事业的相应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扩展社会发展空间，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3.试分析我国行政管理费的增长变化原因，并思考控制行政管理费的思路和措施。答：行政管理费的规模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而且具有历史延续性。直接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总体增长水平、财政收支规模、政府职能、机构设置、行政效率以及管理费本身的使用效率等，因而规范行政管理费的规模以及加强管理必须从多方面着手。从长期观察可知，前两个因素与行政管理费规模应呈现正相关和比较稳定的关系；否则，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我国行政管理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大体维持在1.5%上下，而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直到1997年才开始趋缓。在一般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弹性系数(行政管理费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理应维持在01之间，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年份在1以上。1980年财政支出是负增长，行政管理费却增长16.7%，1992年弹性系数高达2.24，1994年高达1.46。如果联系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30%左右下降到1995年的10%多一点来思考，那么行政管理费占GDP的比重仍然能维持在1.5%左右，则鲜明地凸现了行政管理费的膨胀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这意味着政府从GDP中集中的份额越来越少，而在集中越来越少的份额中用于行政管理费的份额却越来越大，从而必然挤占实现其他财政职能的财力，特别是相对减少了建设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的财力，削弱了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和收入分配职能。政府职能范围及其相应的机构设置与行政管理费的使用效率有直接关系。行政管理费是由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组成的，那么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机构设置的多少，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多少，自然是决定行政管理费规模的关键因素。我国在较长时间内政府机构和人员过分膨胀，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机构，然而实际情况却不能令人满意。例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有关的若干机构在扩大或者增设，而那些已与新体制运行不那么协调的机构却得不到有效的压缩，新旧叠加的结果，自然是行政支出的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政府机构先后进行了五次改革。19871988年的第二次改革后，国务院下属的永久性机构从过去的72个削减为66个，临时性机构从75个削减为49个。人员编制从过去的53 000人减到45 000人以下。1993年至1996年底进行的第三次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行政企分开，并重点加强政府的执法部门和行政监督部门，国务院直属的永久性政府机构从68个减为59个，临时性机构减至29个，人员编制从50 000人减至30 000人。地方政府裁员约两百万人。开始于1998年的第四次改革的目的包括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加强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公务员管理方面的能力；同时，再次对政府机构的数目和人员编制进行大规模裁减，专门负责经济工作管理的部、委已大部分取消，永久性部门从40个减至29个，政府机构的人员编制削减了47%。2003年进行的第五次改革，根据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组成部门减为28个，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计委改组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商务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撤销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但经过五次政府机构改革，机构和人员膨胀的势头依然没有解除，由于机构设置的上下对口，中央每设一个机构，全国县以上就要设3 000多个机构，还有庞大的乡镇一级政府机构，在削减政府机构的同时，各种仍然和政府机构尚未完全脱钩的事业单位、学会、协会和基金会等却有增无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在1978年时是2 015万人，至1997年初已增长到3 675万人，增长了82.4%，相当于中国总人口同期增幅的3倍；1978年时是50个人供养一个财政供养人口，至1997年则要30个人供养一个财政供养人口，财政供养人口的增加，直接增大了财政压力，也增大了人民的负担。此外，行政管理费理应向公用经费倾斜，但我国的公用经费缺乏明确的界定，预算约束软弱，且不说人员、车辆、会议、电话等开支的增幅过快，而且搀杂某些变相的私人消费，诸如公费旅游、公款招待、大吃大喝等不正之风屡禁不止。行政机构和人员队伍庞大，政企不分，经费增长过快，滋长了官僚主义，助长了铺张浪费，也是贪污腐败的温床。我国人口众多，行政事务繁杂，在传统体制下政府包揽过多，而当前又处于转轨过程中，所以行政管理费的控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究竟要有怎样的一些政府部门，设置哪些机构，行政管理费应当维持多大规模，最终还是要通过正常的政治程序来完善和解决。为此，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政治程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透明度，公民也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并实施有效的监督。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中央政府多次重申并强调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将为控制行政管理费的增长带来契机并提供前提条件，如从统计资料看，2001年已经显现明显的效果。参照各国的经验，可行的办法是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绝对规模或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规定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指标，并由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家审计部门对之施行严格的审计监督和立法监督。与此同时，财政部门本身必须对行政管理费加强管理和监督，主要是适应行政机构改革，规范行政管理费的供应范围，完善行政经费定额和考核办法，坚持支出程序，加强检查监督，走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5.分析教育支出的提供方式和我国目前教育支出的规模和结构。答：“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发达程度、教育投入水平常常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素质、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教育支出在各国财政支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各国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的战略目标。从经济性质看，教育服务一般被看作是一种混合物品。然而，教育是分初、中、高几个层次的，而多数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程度，通过宪法对初级教育规定若干年的义务教育。所谓义务教育，是保证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既是每个公民的一种权力，也是每个公民的一种义务，它带有强制性。既然是国家通过立法安排的义务教育，每个公民都可以无差别地享受这种教育，那么这种服务理所应当由政府来提供和保证，如果政府不能保证义务教育的足够经费，应视为政府的失职。从这个角度来看，义务教育并非混合物品，而是纯公共物品。至于义务教育以外的高层次教育，主要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高层次教育是提高公民素质的教育，可以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属于公共物品范畴。但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受教育者可以从高层次教育中获得更多更高的知识和技能，为将来找到一份较好的职业、获得较高的收入、拥有较多的晋升机会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个人从高级教育中得到的利益是内在化和私人化的，而且一个人接受高级教育，就会减少另一些人接受高级教育的机会。因此，按照公共物品理论，义务教育以外的高层次教育，不属于纯公共物品，而是属于混合物品。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教育不能像国防和国家安全一样，完全由政府免费提供，它可以向受教育者收费，也可以由私人举办。但从实践上看，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般在提供教育服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教育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当今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科技进步又来源于教育。二是避免因收入差距而形成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如果教育服务主要由私人部门提供，学费必然被抬高，则收入较低家庭的子女即使天资聪颖也会被拒之于校门之外。而主要由政府提供教育服务，就可以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从而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并避免流失优秀的人才资源。三是教育资本市场的不发达和不完善。对于家庭来说，用于教育的支出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如果低收入家庭暂时无力支付学费，照理可以向金融部门申请贷款。问题是人力资本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的资本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金融部门与借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人力资本投资究竟有没有回报或者回报率有多高，事先是难以确定的，因而金融部门不愿轻易发放贷款，由政府主办教育服务并为教育贷款提供担保，则有助于弥补教育资本市场的不足。我国教育经费来源构成的基本特征，仍以政府投入为主，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65%以上，占GDP的比重2001年已达3.19。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55%以上，每年均大幅增长，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4%左右。1998年以来，连续5年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重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仅此一项，中央财政从1998年到2000年增加教育经费183亿元。加上解决教师工资欠款、危房改造等其他专项转移支付，5年间中央共增加约700亿元的教育投入。除政府投入外，目前已经形成政府投入、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收取学费和杂费及其他经费等多种形式、多元化的教育资金来源。近年来，收取的学杂费和社会团体及个人办学经费的比重增长较快，参见表41和表42。目前我国的“普九”教育覆盖率已超过90，青壮年文盲率已下降到5%以下；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迅速，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不断扩大；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加快，5年间新增高等职业学校459所；高等学校从1999年扩大招生以来，在校学生超过1 600万人，毛入学率达15%。我国教育经费规模：虽然全部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已达到4.8%，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已达到3.2%，但同世界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比较，仍然存在差距。据1995年数据，世界平均水平为5.2%，高收入国家为5.5%，中等收入国家为4.5%，低收入国家为5.5%。若按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来比较，显然差距则更大。6.试述政府必须介入和干预卫生医疗事业的理由和范围。答：政府介入卫生医疗领域的理论依据：卫生领域中的市场提供存在着广泛的缺陷，为政府在这一领域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潜在的理论依据，其中公共卫生被认为是典型的事例。公共卫生领域是具有很大外部效应的纯公共物品，包括安全饮用水、传染病与寄生病的防范和病菌传播媒介的控制等。由于这些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即不能将不付费者从这种服务的利益中排除出去，因而私人根本不会提供或者不会充分提供。公共卫生支出还包括提供卫生防疫一类的活动，而卫生信息是一种具有外部效应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市场不可能充分提供卫生、免疫、营养以及计划生育等信息方面的免费服务。政府提供公共卫生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是以个人对劳动和资本贡献的大小来分配收入，而劳动的贡献是以个人的健康为前提的，卫生条件乃至疾病却是对健康和劳动能力的一种极大威胁。在市场规则下，疾病会使劳动者的收入减少甚至丧失劳动能力，而贫困者又难以抵御疾病风险的侵袭，这样就会陷入“贫困的循环”。现在，人们逐渐认为卫生保健是一种人人应有的权利，而不是一种基于经济基础上的特权。政府卫生政策的目标包括缓解和消除因收入差距对健康形成的不良影响。此外，疾病的风险是最难以确知的。在私人市场上，人们化解风险的方法是购买商业保险，但商业保险的趋利性必然产生“逆向选择”，即选择低风险的保险对象；而政府的公共卫生服务带有社会保险的性质，让疾病的社会风险在更大的范围内由政府承担，高风险者不受排斥，为劳动者提供了可靠的后盾。以下就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政府要对卫生事业进行干预的三条理由：“第一，减少贫困是在医疗卫生方面进行干预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第二，许多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服务是公共物品，其作用具有外部性；第三，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保险市场的缺陷是政府行为的第三个理论基础。”卫生医疗领域中的公共服务范围：政府不是包揽全部卫生医疗市场，而是选择政府应当介入的主要方面：一是提供卫生医疗领域的纯公共物品和部分准公共物品，保证这些共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和消费达到最优化。这些物品包括医疗服务本身、健康保护活动、帮助人们保持健康所利用的服务信息等。而是纠正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缺陷，使医疗保险兼顾效率和公平。三是补助穷人，使他们能够负担必要的保险，获得相应的基本医疗服务。基于此，政府需要和能够对卫生医疗领域提供的服务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公共卫生服务。（2）基本医疗服务。第五章 财政投资性支出购买性支出之二1.试述政府财政投资的特点和范围。答：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总投资都可以分为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两大部分。一般来说，财政投资即为政府投资，由于我国还有预算外资金的一部分用于投资，因而一般认为的财政投资是指预算内投资，有时称为“政府财政投资”。财政投资包括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按财政支出项目划分，包括基本建设支出、增拨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以及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基本建设支出也分为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两部分，生产性支出主要用于基础产业投资，非生产性支出主要用于国家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文教、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办公用房建设。财政投资的特点是：（1）政府投资是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个人从事的投资，作为商品生产者，它们的目标是追求盈利，而且它们的盈利是根据自身所能感受到的微观效益和微观成本计算的。也就是说，追求微观上的盈利性，是非政府投资的第一个特点；由于政府居于宏观调控主体的地位，它可以从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角度来评价和安排自己的投资，政府投资可以微利甚至不盈利，但是政府投资建成的项目，如社会基础设施等，可以极大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2）企业或个人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和社会筹资来为投资提供资金，自身积累规模和社会筹资都受到种种限制，一般难以承担规模宏大的建设项目，而且还要追求盈利，一般主要从事周转快、见效快的短期性投资；政府财力雄厚，而且资金来源多半是无偿的，可以投资于大型项目和长期项目。（3）企业囿于一行一业，投资不可能顾及非经济的社会效益，不难想像，如果一个经济社会完全依靠非政府投资，投资结构是很难优化的；政府由于在国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