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斗转星移-山川不再——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重心的北移

六、斗转星移，山川不再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重心的北移宋元明清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农业基本经济区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论述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指出，秦汉时期是以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为基本经济区，三国、晋和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至元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迅速地充足地发展，获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同步大运河也得到迅速的发展，从而将首都与基本经济区连接起来。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在西汉时但是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到唐开元时期也只占百分之四十，而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已经占到全国人口的半数。如果再加上上游的四川，就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宋人袁褧枫窗小牍记载，北宋初，承办后周幅员，全国总户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五十三，至太祖开宝末年并吞南唐、南汉、荆湖、后蜀后来，增至二百五十万八千六十五户，太宗并吞吴越、北汉时，又增至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户。此后逐年递增，至徽宗时有一千八百七十八万之多。及南宋渡江后来，江淮以北悉入虏廷，高宗时户数仍有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余，生息之蕃较徽宗宣和此前仅减七百万户，阐明两宋时期的人口始终以南方为重心。在郡县建置上，北宋神宗时全国共二十三路，南方有十五路。全国人口超过二十万的大郡共四十四个，南方有三十三个，其中江浙就占二十三个，而北方只有十一种。汉代全国的县数南方不超过十分之二，这时却大大超过北方，阐明南方已比北方稠密。在农耕方面，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山地区用畬田、梯田的形式开垦了大量山田，用龙骨翻车和高转筒车汲水灌溉，使山顶上也可以种稻。江浙地区河渠、湖泊、港汊遍及，就采用圩田（围田）的形式，沿湖修筑堤坝，将水逼退，与水争田。堤坝上修有斗门，可以开闸引水灌溉。每一圩方圆数十里，仅从宣州到池州就有一千以上的圩田。在太湖周边，直到沿海，到处也均有圩田（沿海则称为涂田）。在兴修水利方面也十分明显，出名的如江北捍海堰、江南海塘、钱塘江堤、西湖苏公堤，既可防制水患，又可增垦良田。宋人郏亶说：仅苏州一地，“古人治水之迹，纵则有浦，横则有塘，亶能言者总二百六十余所。”抗旱早熟的水稻品种占城稻也由越南引进江淮流域。在两浙、吴中，水稻可种两季，每亩产量可达二至三石，以至“田值浸贵，故多田讼”。宋代江南种桑养蚕已极普遍，同步新兴的棉花也已引进到闽广一带。李觏描述当时的盛况：“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茧萡山立，縔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以渔倍息。”因此，还在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来，已有“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兵食所资在东南”，“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等许多说法。唐人梁肃说唐后期的常州：“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杜牧说三吴是：“国用半在焉。”说越州是：“机杼耕稼衣食半天下。”到了南宋，就又有了“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等民谚。唐后期每年漕运到长安的粟米有一百多万石，其中相称一部分来自江南。 宋代时，“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她财赋供餽，不可胜数”。“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千万，多余于东南”。宋代的手工业和商业，在茶叶、纺织、制瓷、酿酒、采矿、造纸、印刷、造船等方面，南方也都超过了北方。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城内，坊巷只是住宅区，商业活动集中在市里，傍晚后坊门锁闭，严禁夜行。宋代的各大都市已经浮现了夜市，商铺邸店遍及街巷，打破了坊和市、白天和夜晚的界线。浮现了纸币和行会。对外贸易也十分繁华。因此宋史食货志说：“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浮现了大量的“富商大贾之家”，资产达百万的诸多，十万左右的比比皆是。她们“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侈繁巨丽，甲于天下”。富人的奢华是南方繁华景象的突出显露。而在此同步，北方由于长年战乱，涉及河北、河东直到北宋都城汴京周边地区在内的经济状况明显衰落，人口流失，土地荒废，天灾流行，浮现了严重的经济逆转。宋太宗至道年间陈靖上书述说当时的状况是：“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才十二三，税之入者十无五六。”宋史食货志说北宋末年：“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北宋中叶欧阳修出使河北，回来后描述本地的情景说：“河北之地，缘边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卫、德、博、滨、沧、通利、大名之界，东与南岁岁河灾，民不得耕者十五六。沧、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与北咸卤大小盐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至监马棚牧，与夫贫乏亡逃而荒弃者，不可胜数。”欧阳修还指出：“历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此时北方的经济是处在遭受破坏和试图恢复的状态，已谈不上发展。北宋时的情形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宋室南迁后来辽金元占据时的残破了。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步浮现的，就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已是人所习知，而对于政治中心的北移及其对北方文化的影响，以往论述尚不充足。如前所述，河北平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在盛唐天宝时期达到高潮，成为全国农业基本经济区的一部分，与齐鲁中原连成一片。安禄山因此敢于在河北起兵，未尝不是依仗着河北经济区的农业作为她粮源兵源的基本。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来，长安的粮食供应才完全依托南方，安史之乱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与政治中心北移的一种转折点。一方面，在唐朝都城长安失陷后来，唐玄宗虽然逃避到了蜀郡，但是唐朝的规复却是靠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来实现的。灵武是朔方节度使的治所，唐肃宗在灵武即位阐明当时的政治重心已偏向北方。稍后，唐德宗曾经一度避居到终南山以南汉水上游的兴元府（梁州，今陕西汉中），在淮路不通的时候，江南的漕米也由汉水水路和山西陆路北运，但这只是临时性的，当时的政治重心仍未离开关洛一线。另一方面，唐后期的一百五十年间始终处在长期藩镇割据之中，节度使的建置一度几乎遍及全国。“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而藩镇割据的核心正是“河朔三镇”，其中兵马最强大的是幽州节度使。唐玄宗时，设十节度使，安禄山一人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治所在营州（今辽宁朝阳），肃宗时南迁青州（今山东益州），号淄青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又称幽州节度使，后兼领卢龙。代宗时，为收抚安史余众，于恒州（今河北正定）设成德节度使，又名镇冀节度使；于魏州（今河北大名）设魏博节度使。幽州、成德、魏博三节度合称“河朔三镇”。其中幽州更三姓，传五世；依附后再叛，传十二世；有九州。成德更二姓，传五世；依附后再叛，传六世；有四州。魏博传五世；依附后再叛，更四姓，传十世；有七州。节度使的职位皆出其自身拥举，不由王命，实同世袭。唐文宗时，杜牧论当时局势，说河北之地的藩镇“王者不得不为王，霸者不得不为霸，猾贼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王朝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不是农耕方式与游牧方式间的华夷之争。河朔三镇等节度使独立行使地方军权、政权、财权，土地民赋非天子所有，号令征伐非天子所出，事实上处在地方割据的状态。新唐书藩镇传说魏博：“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新唐书兵志说各藩镇与中央的关系：“故兵骄而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在这种状况下，河朔三镇的一举一动都足以引起中央乃至全国的震动。在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中，藩镇实居于积极地位，中央则反居于被动地位，政治上军事上的压力以河朔三镇为核心向长安辐射。因此，在唐朝后半期，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事实上已经移到河朔三镇所控制的北方。最足以阐明这一点的是在唐朝后期，不少考取进士的士人在长安得不到任用，纷纷转投河北藩镇。韩愈送董邵南序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足见在政治上与文化上，河朔三镇影响之大。即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指出的：“当时大唐帝国幅员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长安天子与河北镇将为对立不同之二集团首领，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后来演成了五代十国的局面。五代十国有一种十分巧合的现象：十国中除北汉外都居于南方，其中大部分是各自割据一地，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平行发展，只有吴和南唐、前蜀和后蜀二例是取而代之的承办关系。各国在统治时期，又颇能注意发展经济，如吴和南唐鼓励农桑，吴越发展水利，楚国注重贸易，闽国“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故此南方虽然处在分裂割据之中，农业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奠定了宋代南方经济超过北方的基本。而五代则居于北方，其间的关系却是前后承办，前者依次被后者所取代。无论其中哪一朝代又都是疾于征战，对经济的破坏极为严重。并且在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兴替中，几乎全都是从太原起兵，而到洛阳或者汴梁（今河南开封）定都。洛阳有黄河、虎牢之险，汴梁则全然是一种经济都会。北宋时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论建都事，明白表达：“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汴梁位于南北大运河的中枢，便于沟通和控制南方，唐李勉重修汴梁城时曾说：“汴州水陆一都会。”后晋石敬瑭也说：“大梁天下之要会也”，“舟车所会，便于漕运”。后唐虽都洛阳，而郭崇韬也曾表达：“汴州关东冲要，地富人繁。”汴梁处在洛阳的东面，虽不甚远，却具有比洛阳更重要的经济地位。但是它的军事地位却无从谈起。五代虽建都汴梁，并因此而获得了经济上的便利，但其政治军事优势却也因此损失极大。而在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上居于积极地位的，正是北方的军镇太原。但凡先行南下定都汴梁或者洛阳的王朝，都避免不了在不长的时间内遭到被继之而起的太原军事势力攻灭的命运。早先在唐末时，沙陀人李克用即曾占据晋阳（太原）多次助唐平乱，中原之兵难与争锋，因此在公元895年被唐昭宗封为晋王。公元9，黄巢部下朱全忠（朱温）灭唐自立，建都汴梁，并因此定国号为梁，十六年后就被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攻灭。公元923年，李存勖建立后唐，定都洛阳，十三年后被河东节度使（治所在太原）石敬瑭攻灭。公元936年，石敬瑭灭唐自立，定都汴梁，建立后晋，十一年后被契丹攻灭。公元947年，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后定都汴梁，三年后即被后周攻灭。刘知远之弟刘崇原为太原留守，此时自立为帝，建立北汉。北汉至二十六年后来，才被宋太宗灭亡。在短短五十余年中，就有前后四支军事力量在太原兴起，建立政权，麾军南下，多次控制中原大局，主宰汴洛的政权归属。五代十国时期政治重心的北移，于此显见无疑。两宋时期中国的政治格局实际处在三足鼎立的状态，先是北宋与辽、西夏的并立，后是南宋与金、蒙古的并立。虽然两宋的都城是在汴京和临安，但就全国而论，最有力的政治影响仍来自北方。两宋与辽、西夏、金的关系，始终是辽、金等北方政权居于积极。公元1141年南宋初绍兴和议南宋称臣于金“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时固然已是如此，公元10北宋初澶渊之盟北宋与辽国“相约为兄弟”时也是如此，公元10和10北宋册封西夏皇帝德明为西平王、册封元昊为夏国王时还是如此，兄弟之约与册封的形式都局限性以掩盖辽与西夏居于积极，北宋居于被动的事实。辽国以今北京为南京析津府，金国以之为燕京，阐明当时的政治重心已从唐后期的河朔三镇、灵武、五代时的太原，重新转移至北京以及北京以北一带。两宋与辽、金、西夏虽为敌国，但从当时的外交和征战中仍可清晰看出全国经济与政治重心南北分置的倾向。其中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两宋对辽、金、西夏的纳贡关系。澶渊之盟后来，北宋每年向辽国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四年（1044）和议后来，北宋每年向西夏纳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绍兴和议后来，南宋每年向金国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北宋方勺青溪寇轨中又说当时“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千万，多余于东南”。仅辽与西夏每年接受纳贡就有银绢七十二万到一百万两匹，再加上金国就达到一百万两匹以上，宋朝自己在北部边境地带所花的经费更高达一千万，而唐代中后期每年漕运到京师长安的漕粮也只但是才有粟米一百余万石。这些财物所需大多赖给于东南地区，这就明显阐明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轻重倾向是北方居政治优势、经济劣势，南方居经济优势、政治劣势。北方居政治优势，故可以强制索求；南方居政治劣势，故所求不得不贡。元明清时期全国实现了统一，政治重心位于北方更成为定局。元明清三朝均定都于北京，其中元朝和清朝都因兴起于北方，入主中原后来，即停留在河北平原的北端。明成祖初封为燕王，戍守北方，授有兵权，节制沿边兵马，曾多次率军打败蒙古。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重要出于有助于抵御蒙古骑兵南侵的军事上的因素，把都城从南宋迁到北京。元明清三朝南方北方没有分裂割据的和战问题，一条大运河鲜明具体地将北方的政治与南方的经济联通起来。克服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南北分置的困境，全要依赖这条三千里一线孤单的运河，因此疏通运河就成为三朝政府职能范畴之内的一桩大事。元初由郭守敬等人多次修治黄河，并在北京开凿通惠河，在山东开凿会通河。明代由潘季驯督修黄河，筑堤塞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清康熙时以靳辅为河道总督，用疏导和筑堤法修治十年，使得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由元明清三朝对黄河、大运河的注重限度，即可以印证出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南北分置的严重。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重心北移，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大转折。在此此前，全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历来都是沿着黄河及其支流渭河作东西向移动，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两者基本上是重叠吻合的。在此后来，则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相分离，形成南北纵向的构造以及两个重心的两极化局面。上古传说中的部族大都不是沿着渭水向东迁移，就是沿着黄河向西迁移。到夏商周三代，大体是夏朝的政治中心范畴在中，商朝在东，周朝在西。在较早时期的部族和王朝中，以周人和秦人的迁移过程在史料记载上最为清晰。周秦时期，周边游牧部族的冲突重要来自西面，周人和秦人一方面为了使自己及早脱离近于游牧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为了抵御游牧部族的侵逼，都曾一次又一次地自西向东迁移，直到最后定居关中和中原为止，两者的迁移过程竟也十分雷同。 周人的祖先弃居邰（今陕西武功），公刘之子庆节时搬家到豳（今彬县），太王古公亶父时又迁到渭水上游的岐（今岐山），周文王武王迁到丰镐（今西安），最后定居下来。周人在公刘潮流处在“戎狄之间”，到古公亶父时“乃贬戎狄之俗”，大力发展农业，后来成为以擅长耕稼而闻名的民族。秦人都邑的迁徙前后共有十一次之多。初期的都邑西垂、犬丘、秦三处都在陇坻以西，西周的东迁给秦人以较好的发展机会。于是秦人越过陇山而东，沿渭水而下，达到了周人最初的居地，建都于汧渭之会的平阳（今岐山）和雍（今凤翔）。战国时再次向东发展，先后迁至泾阳（今泾阳）和栎阳（今临潼）。栎阳“北却戎狄，东通三晋”，处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界上，于是到秦孝公时又再次迁徙，最后定都在咸阳，此时上距周人定都丰镐已有近七百年。随着都邑的东迁，秦人也由本来被中原各国“以戎狄视之”的偏远诸侯，发展成为注重耕战、堪与中原各国争霸的强隆重国。周、汉、唐三朝的政治中心均在长安至洛阳一线上。西周都丰镐，东周都雒邑；西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唐以长安为西京，以洛阳为东都。三朝的状况大体上是国家强盛富庶时都长安，不强盛不富庶则东迁洛阳。东周是由于规避戎寇和王室衰微而东迁的。西汉初，高祖欲建都洛阳，娄敬进言劝阻，比较洛阳和关中一带的形势，说洛阳的“形势弱”，“居天下之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关中的形势为“全胜”，“被山带河，四塞觉得固”，如遇山东有乱，退则易于自保，进则可以“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张良也觉得洛阳虽有东成皋、西殽渑、北黄河、南伊洛的险阻，但“其中小，但是数百里，田地薄，四周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则东有殽函，西有陇坻，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汉高祖听后，即日发车驾前去关中。到东汉建立时，国力明显不如西汉强盛，远局限性保有西域，近局限性克制西羌，以至一度使关陇尽失，因而只有建都洛阳。在唐代，一旦关中地区遭到天灾，供应局限性时，皇帝照例要带领百官到洛阳就食。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关中饥，斗米百钱，群臣多请车驾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指使巫觋对中宗说：“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中宗怒曰：“岂有逐粮天子耶！”乃止。直到唐玄宗时，国力强盛富庶，漕运成效明显，这一情形才得到改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南北纵向构造和政治经济重心南北两极化局面的浮现，阐明自古以来已有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至此变得更加剧烈了。宋元明清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或者南下侵凌，或者入主中原，此起彼伏，构成了中国古代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不同生产方式间的冲突浪潮。如前所述，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和政治重心的北移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其成果，虽然老式的农耕方式仍旧得以维持，但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通过多次强烈的外部刺激，使得政治权力更加集中，使以往的政治老式更加保守和封闭。就全国状况而言，在南方是已临近极限的农业经济，在北方是更加封闭的政治老式。就燕赵区域而言，便是代为承当了政治经济两极化困境所带给全国的压力。燕赵区域辽以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以檀、顺、涿、易等六州十一县为析津府。金初以幽州为南京，海陵王时改为中都，以辽析津府为大兴府，以雄、霸、保、遂等州为燕京路，后改为中都路。元初仍设大兴府、燕京路，并于河北东、西路设行尚书省，于河北、山东、山西地区设中书省，谓之“腹里”。后定都燕京，称为中都，“腹里”地区直接从属中央中书省管辖。明代时，永平、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广平、大名诸府仍直接归中央管辖。清代以保定、河间、大名、真定等八府为直隶省。历代在燕赵区域内建都和设立直属于中央的府、路、行省的成果，一方面是使燕赵历来处在政治中心以外的边地的较为单纯的文化风格就此中断。另一方面，京都虽建于燕赵区域之内，但京都文化是“五方杂居”的文化，它代表全国，而不代表燕赵区域。受京都文化的影响，在京都周边又附生出了近畿文化，但近畿文化也不等同于燕赵文化。第三，此时的燕赵文化既与京都的政治重心无关，又与南方的经济重心无关。在南北方政治经济两极分置的局面中，燕赵文化既不属南，也不属北，处在为政治经济两弃之的地位上。从理论上说，“文化”一语具有两类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指某一特定地区在某一特定期期所具有的行为方式和观念信奉，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不能作互相间的高下比较，由于在政治发达的地区固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固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文化，而在贫瘠落后的地区同样也会产生出贫瘠落后的但却与之相适应并且具有其独特风格的文化。其二，它常常用来指人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是可以作互相之间的高下比较的。然而，不管在哪个含义上，全国政治重心的北移都没有给燕赵文化以积极的影响。就前者而言，燕赵文化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北朝时期由于地方士族制度的盛行而使其在政治上得到最充足的发展，在盛唐时期则有农业经济达到鼎盛。但是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燕赵文化所独具的若干明显特性就日渐趋向于平淡，其自身发展所根据的旺盛的原始生机已徐徐耗尽。就后者而言，从南宋时期开始，北方人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已明显没有南方人多。以南宋时期为例，南方在哲学、理学方面就有以程颢弟子杨时为代表的“洛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学”，和以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在史学方面，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王偁东都事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胡宏皇王大纪，熊克中兴小记和九朝通略，吕祖谦大事纪，陈均宋九朝编年备要，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应麟玉海和通鉴地理通释。在文学方面，出名的词人有陆游、刘亮、刘过、向子諲、杨无咎、张元幹、张孝祥、范成大、姜夔、高观国、吴文英，出名的诗人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徐照、翁卷、徐玑、赵师秀、姜夔、刘克庄、周必大、萧德藻、洪迈、叶适、朱淑真、严羽、刘过、刘仙伦等。南渡的北方词人诗人辛弃疾、史达祖、王安中档尚未算在内。阐明在宋元明清时期，北方人在可作比较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方面，成就亦显寥寥，没有浮现过一种自身发展的辉煌时期。其间虽也不断有人才涌出，究竟非南方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