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历史下册 第6课 苏联的建设成就与体制弊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素材 川教版（通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1 727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364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33人，南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91人。12时45分，由军事最高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彼格斯米多维奇宣布代表大会开幕。约维斯大林宣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的全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基本上规定了联盟最高国家机关的权限职责和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规定了联盟的国旗、国徽和国印。定都莫斯科。条约规定了每个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宣言和条约，并选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四个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亚格切尔维雅科夫、纳纳纳利马诺夫当选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科学院世界现代史第8卷，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58759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1922年12月30日)(摘要)可是连年战争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战争所遗留下来的田地荒芜、工厂停工、生产力遭到破坏和经济资源枯竭的现象，使得各个共和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仅仅靠单独努力就不够了。在各个共和国单独存在的情况下，国民经济恢复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和新的侵犯的威胁，使得各个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建立统一战线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包围。最后，就阶级本质来说，苏维埃政权是国际主义的政权，因此它的结构本身就推动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群众走上联合成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道路。所有这些情况都无条件地要求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这个国家既能保证外部的安全和内部的经济繁荣，又能保证各族人民的民族发展自由。(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1322页)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加快工业化步伐，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的指示。党中央责成古比雪夫领导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和同年5月召开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一五”计划方案。在“一五”计划的鼓舞下，苏联人民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联共(布)中央号召下，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全面展开。1931年，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号召干部、群众努力学习，精通技术。经过苏联人民艰苦奋战，1933年1月，苏联政府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9个月完成。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建成了1 500多个大企业，工业产值相当于1913年工业产值的234.5。其中，机器制造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3倍，农业机器增加了4.5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开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苏联建起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奠定了基础。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1935年斯大林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苏联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培养训练经济工作干部，充分发挥现有技术力量的作用，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大胆提拔富有创造性和实践经验的熟练工人，扩大技术队伍，普遍提高群众文化教育水平。到1937年，全国知识分子干部已达960多万人，其中技术人才达400万以上。在重要工业部门中，专家的相对人数超过德国。高等学校在校人数达54万人，超过英、法、德、日、意在校大学生人数的总和。在“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推动下，1935年8月，在各个部门都掀起了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由于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二五”计划也以四年零三个月完成。在“二五”计划期间，有4 500个大企业投入生产，工业产量比1932年增加120，比1913年增加了将近5倍。而同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比1913年仅增长44.3。到1937年，苏联的钢产量达1 770万吨，钢材为1 300万吨，生铁为1 450万吨，煤为1.28亿吨，电力为362亿度。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已取得了彻底胜利，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了苏联社会的经济基础。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1927年末，苏联的工业生产达到并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高水平。然而，以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不能适应工业的迅速发展。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通过了逐步开展农业集体化的方针。1929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的决议指出：农业集体化的基本形式是享有土地使用权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的集体农庄。决议要求在运动中坚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为苏联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开辟了广阔道路，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条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问题包括：第一，片面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产品单调、质量低下，使许多产品无人问津，大量积压。经济粗放发展，效益低下，国家资源大量消耗和浪费。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往往受国内外政治形势和领导人意志的影响，非经济的管理方法对计划的实施起了消极作用，高度指令化和过分集中妨碍各地区、各企业的积极性，商品货币关系处于受限制、受排斥状态，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缺少多种多样的流通渠道。第二，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改造小农缺乏经验，工作中注重农民利益不够，不少地方的领导人追求集体化速度，公然采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还把农民的住宅、小牲畜等收归公有，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牧业产量明显下降；在相当长时间内忽视农业的投资和发展，致使整个国民经济无法达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关于1936年苏联宪法及其评价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根本改变了苏联的经济和社会结构。1936年12月5日，全苏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该宪法是在斯大林参加和指导下制定的，故又称“斯大林宪法”。它以资本主义在苏联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胜利为出发点，规定“苏联全部政权属于城乡劳动者”，苏联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及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规定，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宪法还对苏联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作了明确规定。新宪法的制定，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成，也标志着斯大林创建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关于苏联1936年宪法的制定“自从1922年宪法制定以来，苏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国家的基本财富已归公有；人民不再是文盲了。间接的，受工作单位限制的不平等的投票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各地的人民都知道他们的全国性的英雄，能够直接投票选举这些人了。在1935年2月6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修改宪法，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国家生活。以斯大林为主席的，由31名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组成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被指定草拟一部更符合人民意愿的，更加适合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宪法。随后在1936年6月，宪法草案由政府试行通过，并且印了6 000万份提交给人民。这个草案经过了3 600万人参加的52.7万次会议的讨论。好几个月里，每一张报纸都载满人民的来信。提出的修正意见约有15.4万条当然，其中有许多是重复的但是宪法草案的确根据人民的创议而作了48处修正。1936年12月，2 016名代表在克里姆林宫的雄伟的白色大厅里举行了制宪大会。”(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7273页)关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研究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是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苏联社会的巨大变革，但它在进行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这是我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共同看法。但在评价全盘集体化上，人们的看法就不同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1.斯大林发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是否符合列宁的思想和理论?一种意见认为它不仅不符合列宁的思想和理论，而且违背了列宁的思想和理论。杨存训、余大章认为，苏联1929年开始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理论依据不是列宁晚年倡导的合作制战略，而是被列宁认为“也起了不好作用”的共耕制思想；集体农庄也不是列宁所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注：杨存训、余大章：论列宁从共耕制到合作制的战略思想转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刘瑜指出，在对待农业的问题上，斯大林违背了列宁的路线。在斯大林主观主义的驱动下，苏联将列宁预计要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合作化过程人为地缩短了。(注：刘瑜：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斯大林发动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不仅与列宁的思想、理论相一致，而且还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和理论。李德硕指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继承列宁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但由于二者的历史背景不同，因而在所要克服的思想障碍和采用的手段上亦有所区别。在集体化运动中，在集体农庄选择的形式和集体农庄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等问题上，斯大林创造了成功的经验。(注：李德硕：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和实践五题，江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2.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对此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姜长斌认为，评价这一运动时有两点不能忽略：(1)运动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2)全盘集体化实现后，确实使工业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因此，全盘集体化是苏联当年特有的一个运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注：姜长斌：从新经济政策到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苏联现代史论文集。)吴仁璋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应该肯定，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方向和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看，农业集体化是符合苏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生命力。(注：吴仁璋：关于3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几个问题，苏联现代史论文集。)石柏林不仅同意吴仁璋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认为，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胜利向全世界农民指出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注：石柏林：试论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主要教训，辽宁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俄文中的“镇压反革命”不能理解为通通枪杀，它包括死刑、驱逐出境或流放、监禁三种形式。综合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1992年8月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的三组数字，总括起来：在苏联3050年代因政治犯罪被判刑的人总共380万左右，其中19371938年大清洗中被判刑的大约在130万150万人左右；19371950年关在劳改营的政治犯共有340万370万人，19371938年关押的政治犯约60万70万人；3050年代被处死的政治犯是786 098人，19371938年被处死的政治犯是691 708;19211954年被流放或驱逐出境的共765 180人，19371938年大清洗高潮时期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共28 411人；3050年代被强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共348 670人；1934年1月1日至1947年12月31日死于集中营的犯人总共96.21万人。